关键词：交流通道·道路结点·文物遗存·发展战略走向·自贸区

习近平同志在致第22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明确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我们对张家口的历史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本文就从张家口历史上的开放现象说起。　

张家口作为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的城市，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信息。张家口处于地理单元的接合部，地域的结点功能十分突出，是一个与路有关系的地方。大量考古物证证明，2000多年前的草原丝绸之路就曾经从张家口地域通过。

《大业杂记》记载，隋炀帝时到燕京（今北京）、保定等地经商的外国人很多，他们都是通过北方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其中，一些商人路过张家口地域时，看中了张家口一带重要的位置和发展前景，便留了下来。因为这些人来自胡地，所以被称为胡人。胡人来了，胡人的文化习俗也跟着来了。景教起源于今天的叙利亚，是1600多年前也就是中国唐代前后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东方亚述教会）。考古发现，在张家口以北的元上都和张家口的张北县、沽源县境内都发现过景教的墓顶石。这些沿着道路出现的，两千多年前的历史符号在张家口地域出现绝非偶然。

张家口怀安、万全、张家口市区、宣化、赤城一带泛神崇拜习俗中，有一位叫“狐神”的神仙。它住的地方叫狐神庙、狐仙庙、大仙爷庙或三太爷庙，也有的地方把这种庙叫做糊涂庙。这些供奉狐狸的庙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庙宇内都不供奉神像，只是供奉一个无字的牌位。当然，也有例外。《清稗类钞》记载，“万全县北十里许，有糊涂庙者，不知所始……宣统间，庙额则曰胡神，须猬卷，而状狞恶，绝类波斯胡。”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出万全德胜门，往北大约十里的地方，有座不知建于什么年代的糊涂庙。宣统年间，这座庙的门额匾上写的是“胡神庙”。庙中供奉的神像满脸络腮胡子，鼻梁高挺，两眼深邃，样子有些狰狞可怕，好像是波斯人。《史记》中描述西域大夏、大月氏、乌孙、匈奴人的相貌时说：“其人皆深眼，多发髯”。“深眼”、“多须”就是西域胡人或印欧人种的特征。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曾发现过这座糊涂庙。他说：万全城北有座糊涂庙，诏毁淫祠时，本想毁掉它，后来还是留下了，因为糊涂庙供奉的糊涂神是万全之道。这段话，佐证了万全糊涂庙的存在。我们却想说，胡神庙中“须猬卷而状狞恶，”的神仙，不是“绝类波斯胡”，而很可能就是来自波斯的一位有影响的胡人或者就是波斯人崇拜的一位洋神仙。而黄毛大仙庙的叫法和“绝类波斯胡”的记载似乎更让人多了一些联想。

1980年，张家口怀来县甘子堡春秋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辽代直耳釜。此件文物，引来了美国丹佛艺术馆邦克•埃玛教授的关注。她研究了这个器物后说，张家口怀来县甘子堡发现的直耳釜，与地处中东的匈牙利出土的一件直耳釜，属于同时期、同形制的器物。她因此认定：从匈牙利到张家口历史上应该存在一条文化交流通道。

考古学专家陶宗冶先生说：上世纪20年代，世界考古学界把在俄罗斯布里亚特、伊尔库茨克、米努辛斯克、阿尔泰、赤塔、贝加尔湖沿岸、恰克图以及蒙古国相继发现的一种兽首短剑和刀命名为——卡拉苏克式铜器。而1965年、1966年和1986年，张家口文物部门在张家口市区、张北县和怀安县境内，分别发掘、征集到了许多这个类型的兽首短剑。如果我们把直耳釜、卡拉苏克式兽首短剑和刀的发现地怀安县、张家口市区、张北县和蒙古国、恰克图、赤塔、斯布里亚特、贝加尔湖沿岸、伊尔库茨克、米努辛斯克、阿尔泰串联起来，一条清晰的文化交流线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丝绸、瓷器、茶叶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西去了，而西方文化也传播到了张家口地域，并且渗透进了张家口人的生活。现在我们经常吃的胡萝卜、香菜和芹菜，都是原产于“胡”地的蔬菜。但是，芹菜却被张家口、怀安、阳原、宣化一带的老乡称之为“胡芹”。为什么张家口人把芹菜称为胡芹？是因为历史的传承，很可能张家口地域就是来自异域的芹菜的第一栽培地。现在大丽花已成为张家口的市花，其实大丽花也是产于异域的一个物种，它进入张家口后老百姓把它叫做西番莲。顾名思义，这种花是来自西方番国的类似莲花的植物。葡萄的原生地在地中海、里海地区，中国的葡萄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文献记载，宣化葡萄的栽培历史至少有1500多年，远远早于新疆。

1972年发掘的宣化辽墓群，是辽代晚期至金代初期汉人张氏家族的墓地。其中张世卿墓墓顶的天文图把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记星法与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记星法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天文图。科学文化的交流是经过长期碰撞、磨合才会实现。

辽金时期，张家口地域作为路的结点功能表现也十分明显。金代“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牧畜” 。尽管金朝在张家口地域的统治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此时的市场却向北延伸了，从今天张家口市区附近的广宁城，延伸到了张家口的坝上地区，在这里开辟了燕子城和北羊城市场。

马可波罗也到过今天的张家口地域。他在游记中描写道，他骑着马从今土默特向东走了七天，到达了契丹之地。契丹之地就是张家口一带，他在这里见到的居民多崇拜摩诃末和基督，以织造金锦为业。摩诃末，就是穆罕默德，这里的人来自西方无疑。

元代的大都，是今天的北京。张家口地处大都至哈剌和林、上都和中都的必经之地，是几条驿路的汇合点。当时，每年从全国各地运往草原地区的大批粮食、布匹、绸缎及各种日用品等生产、生活物资都运至张家口转运，当时的张家口地域就是一个庞大的物流中心。元代，张家口地域属于中书省上都路，区域内有驿站18处，驿站中不但饲养有传递信息的驿马1936匹，还有为驿站生活服务的车辆、牛羊等。1260年，忽必烈下令从今天北京的延庆县至今天张家口的赤城县设立专门传递急速军情公事的望云道专线。

茶马互市是中国历史上由政府主持的一种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茶易马或马换布帛、丝绸的贸易活动，也是古代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嘉靖三十年（1551年）正月，俺答汗派特使脱脱要求开市。嘉靖皇帝“朝议从之” 。这年六月，宣府镇万全右卫新开口开市。至当年农历十一月止，农耕民族在这里与蒙古各部交易马匹2000多匹。

《宣府镇图说》中的《张家口堡四至图》还显示，张家口堡北有抚夷厅，再往北的长城内有马市，其文字记载为：“本堡乃全镇互市之所……堡人习与虏市，远商辐辏其间。每市万虏蚁集，纷纭杂错……” 

“张家口市堡，明宣德四年筑，城外有池，明季为互市之所”。“城外有池”是在说张家口堡城外，还有一个四周围起来的小城池。这个城池，就是政府专门划定的一个贸易场所。

明隆庆五年（1571年）农历六月十三，宣府张家口堡茶马互市开市。这一年交易的马匹，宣府张家口堡三万匹；大同府新平、德胜两堡一万四千匹；太原府水泉营堡六千匹。大同、太原两府的马匹交易总数，仅占茶马互市市场全部马匹交易量的40％。而到了1578年的时候，张家口关口每年马匹的交易量更是达到4万匹之多。 “盖三镇之中，宣府交易量增长幅度最大……已超过了山西、大同二镇的总和”，宣府张家口堡北部长城外成为了茶马互市的主要市场。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明政府为规范发展贸易，开始修筑来远堡。明代规制，凡是茶马互市的地方，都要修筑围墙，划定市场，当时茶马互市的市场，都称之为市圈，这市圈就类似今天的自贸区。

来远堡茶马互市顺应历史潮流，成为民族沟通、交流、融汇的场所，其影响遍及草原。清崇德二年（1637年），皇太极命清国贵族大臣率领100多名商人，组成十二行，积极开展长城沿线的互市贸易。而互市的重点，就在张家口边外。

从17世纪初期开始，俄国政府为了与中国建立双边贸易关系，曾多次派遣使臣和商队前来北京探询通商贸易的途径。期间，俄国人也到过张家口的来远堡，并且留下了记载。1619年，俄国派一个使团进入中国，他们经张家口到达北京。

大境门是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今天，我们可以找出无数个开通大境门理由，但其中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理由就是要大开放。大境门的开通是明代隆庆议和以后，中国封建王朝在张家口搞的又一次改革开放的试验。

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规定，恰克图、库伦等地方商贩运往内地的牛羊马驼，都在张家口大境门交进口关税。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中说：“中俄陆路贸易，向不抽税，惟于各该国境内关口则征卡税……中国于张家口设关，内地商人往来恰克图、库伦贸易者征税于此。”顺治三年（1646年），大清户部就在张家口设立钦差户部分司。张家口堡钦差户部分司是朝廷在张家口专门设置的一个机构，全面负责张家口边口的税务征稽。张家口堡钦差户部分司掌管的进出口贸易税收，已经成为清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张家口的贸易之所以能够引起朝廷的关注，不是偶然的。

张家口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枢纽功能。康熙年间的张家口，更是中俄两国政府都关注的焦点，这个地方常常出现在中俄两国签署的重要条约中。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就提到了张家口，规定俄国商队可以从伊尔库次克到大圐圙，再经张家口到北京。

《尼布楚条约》条约签订后，俄国商队就开始沿着张库大道经张家口进入北京。当他们发现了张家口的重要地理位置后，便多次提出要在张家口“设立行栈”的要求。

清咸丰十年（1860年），中俄政府在北京签订《北京续增条约》。第五条写道：“俄国商人除在恰克图贸易外，其由恰克图照旧来京，经过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销售” 。俄国人开始“零星”地挤入张家口。

清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在彼得堡签订《伊犁条约》第十三条时，才同意俄国商人“由陆路输入内地者，可照旧通过张家口……”并且准许俄国商人在张家口“建造铺房、行栈。”从此，俄商便沿张库大道进入张家口。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开放张家口大境门外的元宝山。1911年初，俄国又向清政府递交了六条通牒。其中第六条是俄国政府要在张家口设领事馆，俄国人可以在张家口圈地盖房。

1914年，民国政府宣布张家口为开放商埠，张家口正式成为了对俄出口的口岸。学者许檀先生说：“张家口的崛起是以中俄贸易、汉蒙贸易的发展为契机的，它既是清代北疆贸易发展之必然，也是封建政府特殊作用的结果。” 张家口开埠后，成为中国与俄罗斯联系的枢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大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张库大道的经济活动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随着西方工业革命产物的进入，张家口地方经济，也在竞争中崛起。

进入清代，由于张库大道的出现，张家口成为了连接京津，辐射中原的贸易枢纽，成为了对俄贸易的桥头堡。而直接归朝廷理藩院管理的张家口大境门和小境门，就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对俄贸易的“口岸”。方行先生说，“张家口是清代中国最北方的商业城市、金融中心和中俄陆路贸易的重要口岸。它虽兴起较晚，却很快成为与广州遥遥相对，一南一北两大主要外贸口岸之一。” 

历史上，张家口是中国北方一个属于农耕文化影响下的小小城堡。但是，这个城堡很另类，因为这里没有土地和农民，也没有矿产资源和产业工人，只有商人和为社会服务的第三产业。以人口为例，宣统三年（1911年）张家口总人口十三万两千多人，而注册的商人数竟然有三万五千多人，占总人口的近四成之多。商人多，商号也就多了。大小商号1450余家，外贸行业700多家，占总商号的近一半。可见张家口完全是一个靠贸易支撑的商业之都。

大境门是清代的一个大税口，张家口也是清初边塞地区较早完善税赋体系的地方。其实，早在清王朝建立之初，政府就下决心要把张家口规划成为一个与蒙古草原沟通的经济特区、纳税大区，于是打开了大境门，修整了张家口通往漠北的驿道，后来还把朝廷颁发龙票的权利下放到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署。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对商品流通的税收制度不尽相同，但政府在码头、隘口、关口设卡征税，却是一种惯例，而且越是重要关口税收管理越严格。尽管清王朝不把长城看作是国与国之间的边境和分界，但却把长城内外分成两个经济区，因此在长城一线都设立了税关。张家口的大境门也不例外，自从它开启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中央直接管理的征税关卡。张库大道开通后，商人携带货物出关的手续在察哈尔都统署办理，税费在大境门缴纳。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选定边境恰克图作为互市的贸易地点。恰克图的所有贸易一律免税，但是出关的货物要在张家口大境门和小境门完税。

“张库通车，运输愈便，商务尤威。西沟‘外馆’增至一千六百家，年贸易额达一亿五千万两白银” 。“张库汽路修通后，市场更加繁荣，年贸易额达一亿五千万两白银……成为张家口商务的全盛时期” 。

清朝初年张库大道的开通，使张家口成为了中国北方繁荣的商业重镇。张家口当时突出的历史地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92年开始的……茶叶陆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上的张家口（或口外）……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马克思所说的这条经过草原、沙漠、大戈壁的路，正是我们所说的张库大道。由于市场经济的刺激，张家口的商品货币经济也十分活跃。资料显示，清乾隆元年（1736年），在张家口开设的祥发永帐局，“是全国最早的一家帐局” 。“民国十二年（1923年）以前，张家口的票号、钱庄已多达四十二家” 。其实，这个数据，也仅仅是当时的一个存量统计。从乾隆元年（1735年）的第一家帐局到民国年间的票号、钱庄、银号、银行，仅在张家口堡内开设的金融企业就将近百家。

1842年就有外国人在张家口开办了“书信馆”，开始与国外有书信来往，主要是一些商业信函。它是中国领土上的第一家邮政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家口至恰克图的有线电报线路建成，这也是中国的第一条国际有线电报线路。1914年北洋政府在张家口设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并宣布开放为通商口岸。1918年，民国政府国务院内务部正式颁布《筹办张家口商埠文》。此后，张家口的枢纽功能开始显现，渐渐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陆路口岸。

清末民初，继俄国人进入张家口后，英、法、比、德、美、日等十几个国家的大批外国洋行和商人也纷纷涌入张家口。这些外国商人在张家口购置土地，开办银行商社。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各国在张家口开办的洋行有四十余家” 。其实，当时在张家口设立洋行的有美、英、法、意、德、日、俄国、荷兰等国家的洋行六十多家，其规模可以和天津口岸、上海洋场相提并论。“当中东铁路未开通以前，张家口的商号，不在天津以下，或者还过之。仅次于上海而已” 。张家口市区内，民国初年商家店铺1571家；1928年，商家店铺1700家；1935年，商家店铺达到2823家。光绪二十八年，张家口大境门外元宝山开辟为陆路大商埠，年贸易额一亿五千万两白银。皮都、内陆商埠、旱码头，张家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历史上，张家口是一个开放的地方。1907年，一次震撼东方的国际体育赛事在张库大道上闪亮登场。这一年，意大利和法国联合发起成立了万国汽车竞赛会，组织了北京至巴黎的汽车拉力赛。拉力赛经过的一个重要站点就是张家口。对于张家口、中国，甚至对于全世界来讲，北京至巴黎的汽车拉力赛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机动车对沟通东西方的草原丝绸之路进行的探索，也是中国参与承办的第一次国际体育赛事。

北京至巴黎汽车拉力赛的影响还远远不止这些，它让古老的草原丝绸之路迎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让当时处于中国社会发展前沿的张家口人因为看到汽车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1917年，中国交通部以（长）字一号文，批准了张家口泰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以（长）字二号营业执照批准了张家口大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1918年4月5日，张库公路正式商业运营。张家口大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中国第一家民营汽车运输公司，张库公路也就成为了中国第一条汽车营运公路。

从某种意义上讲，铁路是一个国家国力的体现。1909年10月2日，中国人自己勘测设计，自己投资并建造的中国第一条干线铁路-----京张铁路通车。当年京张铁路沿线的十几个车站，全部配置了规范的英文。可见当时以詹天佑为代表的京张铁路的设计者们设计京张铁路时，就在努力用规范的、先进的国际通行标准来打造一条“标准化”的京张铁路。还有，当时张家口面对的是一个国际市场，所以张家口大小商号的员工都会熟练地使用蒙语、俄语，有的甚至还会用英、法、德等语言与客人交流。清末民初，张家口成为了重要的内陆商埠和皮都，成为了张家口至恰克图国际大商道的起点，其经济贸易活动被直接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张家口宽松的社会氛围，淳朴的民风，张家口人包容的性格特质，为外国商行和商人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所以，市场选择了张家口，历史选择了张家口。

20世纪50年代，京张铁路经集宁延伸到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1956年初，由中、苏、蒙等国家参加的国际铁路联建正式通车。自此，京张铁路便成为连接中蒙、中俄，横跨欧亚大陆的东亚“大陆桥”的重要路段。今天，北京、张家口、二连浩特、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铿锵有力地向北延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京至莫斯科的这条国际铁路大动脉不但是历史上京张铁路的延伸，也是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草原茶叶之路和张库大道的现代延续。

苏秉琦先生曾说过：“张家口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千百年来，处于三岔口的张家口无疑是中国北方最开放的地方之一。沟通交流，融汇融合，海纳百川凝结成的“卡拉根”已经成为一个友好的文化符号。关注现实社会，贴近经济发展，是历史研究的一个传统。具体到张家口来说，从明代历史上的开关闭市的讨论，到今天关于张家口经济转型的研究，无不如此。

最近中央提出上海自贸区经验要尽快开花结果，要加快构建与所有毗邻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区，结合周边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建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带一路”大市场，将“一带一路”打造成畅通之路、商贸之路、开放之路；逐步形成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张家口是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和万里茶道的重要结点，是沟通欧亚的张库大道的起点，建议利用规划“十三五”的机遇，合理谋划，大胆创新，积极探索，重新开放张家口“内陆商埠”这个大码头。

张家口面对的是蒙古国、西伯利亚地域，甚至是东北亚的市场。比较全世界来看，长时间以来蒙古国、布里亚特共和国、欧亚腹部、西伯利亚地域和中国首都以北广大地域的经济活动并不活跃，这就需要有一个能够激活这一个地域经济的点，点在哪里？在张家口。2016年6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什干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举行的中俄蒙元首第三次会晤中，提出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议。而张家口恰恰是这条经济走廊的结点商港。

张家口距北部边境不过300多公里，恰恰是在首都与边境中间。无论从地缘政治、历史发展，还是从社会发展、经济创新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角度看，在张家口创办一个自贸区都是正确的。我们或可设问：一百多年前的封建王朝都有勇气开放张家口，今天我们不应该思考一下张家口的明天吗？

上海自贸区不过区区28平方公里，张家口与万全的城乡结合部稍作整理，就可以在荒山沟壑中搞出一个大区域、大市场。

现在，地处“一带一路”沿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都在寻找经济转型出路，漠北草原的“千年之路”目标地就是张家口地域，欧亚结合部各国的转口贸易也早已与京津冀对接。蒙古国政府铁路建设的长远规划中提出，要建设一条贯穿蒙古南北方向的铁路，实际上是准备依托现有的北京至莫斯科的铁路再建一条1000多公里的复线铁路，以加大与中国的贸易交往。

张家口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明显、社会环境良好、交通构架合理，基本具备了转型建立自贸区直接融入世界经济的各类要素。我们要宣传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思，协调蒙古人民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国家，签署自贸协定，相互开放市场。或者在张家口开放一个空间，创办自贸区。要彻底放开手脚，促进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促进陆空运服务、商贸和专业服务，促进文化和社会服务领域。要利用国际通行的方法，积极支持发展总部经济，吸引跨国公司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内陆地区总部，建立整合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营运中心，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总之，在张家口设立自贸区有历史依据，有硬件支持，逢天时，具地利，自然顺理成章。其实，建立以蒙古国、西伯利亚地域甚至东北亚为目标的张家口自贸区，也是在尊重历史，还原历史。

其他参考文献：

1.史向武·《蒙元时期内蒙古地区景教遗存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2014

2.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1981年11月·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3.韩光辉 刘旭 刘业成著《中国元代不同等级规模的建制城市研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理学报 》第65卷第12期2010年12月 

作者简介：刘振瑛，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