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与物的贸易促使了商品货币的发展

物与物的易换，是人类最古老、最原始、最本能的交易方式。在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这种交易形式就有了。随着社会的进步，等价物的出现，这种交易形式在规模上，交易的形态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张库商道上的交易形式早就有之，唐元贞年间，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称：茶“始自中原，流于塞外，往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这是文献最早对茶叶的描述，宋元时期《宋史·张永德传》载：“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史饭茶规利，阑出缴外市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宣化下八里发掘的辽代墓中有备茶图，从图中说明北方少数民族对我国南方盛产的茶叶就有了需求。当时贸易是松散的、零星、没有组织、民间自发的，甚至承担着政府的禁令风险。为什么？他们在各自需求的情况下还图个利字，正如太史公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真正的张库商道形成于明末清初，从明正隆年间在宣化大同开设马市已是张库商道贸易的开端，到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再到清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也称布達斯特条约）这是清政府首次承认中俄贸易的合法化，条约规定了中俄边境贸易互换物资的性质，即平等、互利、自主、公平，颇有中世纪贸易色彩。当时采取严格的入市准入制度。到后来《伊塔通商章程》等对中俄贸易又作了补充规定，使张库商道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到了清咸丰八年（1858年），恰克图贸易逐渐由互换贸易演变成买卖性质，据俄国关税出口统计，输入中国白银出口值为227.840英镑，其它商品出口值为858.554英镑。

最早在张库商道上奔波的是山西人。清秦武域《闻见瓣香录》甲卷载：“张家口为上谷要地，即古长城为关，关上旧有市台，为南北交易之所，凡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贾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布兑换而归，而又有直往恰克图地方交易车，所有货物为紫貂、猞猁、银针、海貂、褚皮以及哈喇明镜，阿敦绸等物。”又如清松筠《绥服记略》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以上所说的物与物交流绝非是中国最原始的物与物的交流，这时的物已不是简单的物品，它是有成本、有价值的商品，这种交流有时是对等，但大部分是不对等的。在不对等的情况下就有了差价，有了差价就要拿白银去补。长期在张库商道上奔波的商民就是在这种不停的贸易中不但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同时把内地先进的生产力，所拥有的货币商品经济及先进的金融文化理念和手段，蕴藏于张库商道交易中，历经多少年的物与物的贸易往来，商品与商品，货币与货币的激烈碰撞，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爆发，爆发的结果就是对蒙古地区粗放游牧（狩猎）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社会带来极大的冲击。一种新型的结算、信贷、汇兑方式在张库商道贸易中得到应运而生，这就是产生于清道光初年的山西票号业，和这一时期此方钱庄业的诞生和发展，他们利用会票这一先进的新型汇兑方式，促使了张库商道最繁荣的时光。

二、钱庄、票号推动了张库商道的繁荣

张库商道始于明末清初，繁荣于清道光至光绪年间，这一时期正是票号业最兴盛的年代。据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中俄贸易研究所、资深专家米镇波所说：“19世纪后半期，张家口至恰克图贸易货运的繁荣离不开张库大道的作用，也和张家口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关。”又据民国版《察哈尔省通志》“经济类”所记：“张家口金融枢纽、操于山西钱商。”据统计，山西票号最著名的43家中有15家在张家口设立了分号，分别是：日升昌票号、蔚盛长票号、天成亨票号、日新中票号、协和信票号、协同庆票号、大德通票号、存义公票号、长盛川票号、大德恒票号、大盛川票号、志成信票号、锦生润票号、大德川票号、大德玉票号。这些票号不但在张家口设立分号，还在茶叶、丝绸的产地的南及北方货物销往地库伦、多伦、凉城、恰可图设立分号，操纵着张库商道贸易中所有的金融命脉，无论是贸易的结算汇兑，关税的交库还是解纳，军响的支付等等。

利用票号成功致富最典型的就是山西榆次车辋的常立训，其早在清乾隆年间赴库伦、恰克图从事对俄蒙贸易，开始经营茶叶、绸缎、皮货等业务，买卖越做越大，据传常家想把库伦、恰克图挣的白银安全运回原籍，就将许多零碎的白银熔化铸成一巨块，每块重达1000斤，然后用特制的多轮车运回山西榆次。为了改变这种银两结算的不便，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大德玉票号。大德玉由兼营票号业务改为专营票号业务，并在库伦、恰克图、张家口建立分号。使结算更加快捷、安全，提高了效率，也使其在张库大道的业务越做越火。到了清末在恰克图十多个较大的山西商号中，常家就占了四个。山西著名商号大盛魁，自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张家口大境门正沟建立分号以来，业务飞速发展，他们把南方的茶叶运到库伦，恰克图换回皮毛、牛羊、鹿茸、药材等等。最兴盛时期的大盛魁拥有七千万两白银资产，人员多达四千余人。每年大盛魁通过票号向清政府交纳税赋近千万两白银。票号的创始鼻祖——日升昌票号，清道光年间就开始在张家口设立分号，开始做张库商道的业务，日升昌的分号遍布全国各地，尤其在盛产丝绸和茶叶的苏州、杭州、扬州、福建的厦门、汉口均设有分号，为张库商道的商家们提供汇兑服务。如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初十，日升昌张家口分号，于来往信件中记：“二月初一日迟早三五日，苏（州）交西批银1.5万两，四月标京，口随时交咱，迟交日期按月四零三口规与咱行息外，每千两贴咱银四两，九月初一日，汉（口）交下（收）庐足银3000两，咱在口（张家口）年，四两标分交。自收银之日，各依各标口规与伊行息外，每千两贴伊6两。”如信所说，张家口的商人委托在张家口的日升昌票号向苏州汇去银1.5万两，但未在张家口交银，待四月一日的标期在北京、张家口两地随时交款，如迟交，按张家口自率月息四厘三付息，每千两汇费四两银（指汇水）。另一则是汉口的商人交汇银3000两，按张家口的四月标和年标分别支付”。

又：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九日，日升昌张家口分号至京都分号的信中记：“又定会过苏（即苏州）交万盛西批足银3000两，与伊立去会票一张，注定在苏（州）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见票无利交伊，咱在口（即张家口）正月内收足宝银1000两，下余2000两四镖还咱，所有迟日早日期，除口伊八十日以三厘八分（毫）在口结算，每千两咱会费银1.5两”。

上两封出自同年份的票号书信，都反映了日升昌票号在张库商道上的商家汇兑银两过程。

总之，从清道光初年始，票号的产生对张库商道业务就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自清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860年—1900年）的三十年间，票号发挥了鼎盛作用，此阶段也是张库商道业务蓬勃发展，兴旺发达的阶段。

三、新型银行支撑着张库商道的最后繁荣

清末票号在张库商道上逐渐衰落是存在诸多原因的，也经历了极其复杂的过程。

首先是资本主义的入侵，挤压了票号的市场。在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在向中国输入洋货的同时也把资本输入了中国，清末民初外国在中国成立的金融机构就达30家之多。作为操控资本的外国金融势力的银行，如：丽如银行、麦加利银行首先抛头露面。随之，俄罗斯、日本银行分别效仿，如日本的横滨正津银行。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成立的俄罗斯华俄道胜银行、及后成立的华威银行，在张家口先后设立支行，使中国的票号业首先受到了冲击。

其二、各省官银号、官钱局的设立截留了原本票号办理的本省上解下拔款饷。

其三、国内银行的成立，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汇费一降再降，使全国各地的票号受到影响。在张库商道上的票号最受影响的是我国第二家银行，即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1907年改为大清银行），户部银行的总行设在北京，除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分行，在张库商道上的张家口、多伦、库伦、恰可图先后设立分行。1906年户部银行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经清廷批准，凡设有户部银行或支行的地方，“银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后又在《议改各省解款章程》中要求：“凡各省如有银行解部之款，一律由户部银行兑交京师……”这一规定可以说把省一级财政解付大权统统由户部银行办理，据《大清会典事例》载：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规定，恰克图、库伦等地商贩，牛、羊、马、驼，今由张家口进纳关税。

《中俄早期贸易》（刘选民著）中写到：“中俄陆路贸易向不纳税，惟于各国境内关口则征卡税……中国在张家口设关……”此前，张库商道上的税款等业务均由票号办理，银行的出现，汇兑业务都被抢去了。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后发行纸币，这一便携式兑换工具，极大方便了张库商道上的中小商户的需求。1907年清廷又对票号实行了“注册”制度，更进一步抑制了票号的发展。

影响张库商道票号业务的另一家银行是交通银行。交通银行总行成立于北京，次年在张家口设立分行，也参与了张库商道上的汇兑业务，使竞争更加激烈。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垮台，大清银行的商股股东在上海组织商股联合会，呈请南京临时政府把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后又致电袁世凯，请追认孙的批准，袁复电同意。上海中国银行于1912年2月5日在上海大清银行原址开业。中国银行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享有发行兑换券的特权。原大清银行在张家口、库伦的支行也改称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民国六年发行的中国银行兑换券完全是钱币功能（图一），根据1912年12月，北洋政府财政部拟订，由总统袁世凯批准公布的《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兑换券两处地名者，不收取汇费。在库伦发行，张家口兑换。即没了汇水，也没有票号发行的会票所带来的其它条件，极大的方便了张库商道上的生意人。

北洋政府打着“裕国筹边”的旗号，先后在张家口、库伦成立了殖边银行（图二）晚期军阀徐树峥举着平叛外蒙独立开发西北的幌子，成立边业银行（图三），均发行了纸币，分享着张库商道上的业务。最后一家银行是张家口本土银行即察哈尔兴业银行（图四）。察哈尔兴业银行成立于清季末，起初叫察哈尔官钱局，成立于兴和，民国六年（1917年）改称银行，民国八年（1919年）由兴和移至张家口市，该银行发行大量银两票、银元票、铜元票、制钱票。察哈尔兴业银行的成立，正是张库商道上最后的繁荣时期，1917年张家口大境门外的西沟办理蒙古业务的大小店铺，增加了一千四、五百家，输出外蒙商品合白银不少于六千万两，一九一九年达到一万五千万两，创张库商道历史最高记录，据库伦关税统计，一九一八年，从张家口运货到库伦，骆驼和牛车数量达十八万头（辆），由库伦出发到张家口的牛车和骆驼十九万二千头（辆），货物总运量达六千万斤至六千三百万斤，运输业达到空前的繁荣。

察哈尔兴业银行发行的10元银元票，其上图案中正面反映了大境门外元宝山下驼运队的运输繁荣景象。随着俄罗斯十月革命，远东铁路的修建、开通，外蒙宣布独立，张库商道上的繁荣不再出现。

纵观张库商道的形成、繁荣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物、钱庄票号和银行的出现，是客观的必然，它们支持和推动了张库商道上贸易的繁荣。一直以来学者们研究张库商道侧重于物与物的贸易形式，也就是说物流形式，至于金融在张库商道的作用，探讨甚少，这应该是下一步探讨研究的方向。张库商道贸易发展史不但是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史的光辉典范，也是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可借鉴和学习的。它的特殊之处就是内地以耕作为生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交融的发展史，更是新型的金融文化与相对滞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融合的发展史，所以，我们研究张库商道的形成、发展、繁荣、衰落史，首先应从金融、贷币、票号的发展史为切入点，这才是张库商道史的灵魂、精髓。张库商道的精神永存！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参考书目：

1、张正明著《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2、张巩德《山西票号综览》新华出版社1996年

3、张家口文史资料1—3期，第13期

4、张家口历史研究2012年第11期

5、陆世柏《百草集》

6、于彤，戴建兵的《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纸币史》

7、史若民《晋商刍议》中央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王军，察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