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家口地区是历史上的军事要塞，同时也是著名的塞上商埠。明清时期，还出现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路“张库大道”。历史上的张家口，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宗教上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不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竞相发展，各类民间信仰也层出迭见。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张家口的宗教文化除体现本土特色外还糅杂有异域风情，甚至出现了多种宗教彼此融合的“三教合一”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张家口的地理位置、曾为商业市镇的历史背景以及民众的信仰需求这几方面有很大的关联。本文试以张家口的多元宗教为研究中心，概述历史上该地区的宗教发展情况，探究宗教多元现场产生的动因。结论认为，张家口多样的宗教在历史上和谐发展，兼容并包，了解张家口的宗教历史背景及其动因，对实施当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有重要助力作用。

一、从两则故事说起

狐仙庙与胡人

谈到狐仙，读者脑海中浮现最多的恐怕就是蒲松龄所写的《聊斋志异》了，狐仙聂小倩和书生宁采臣的恩怨情仇更是成了电影制片人所青睐的题材。其实，狐仙信仰在北方一直很普遍。中国人的狐崇拜大致经过了狐妖、狐神再到狐仙的发展。清人梁绍壬就曾在《两般秋雨盦随笔》写道，“北地多狐仙，人家往往有之”。张家口地区也不例外，据记载，通桥东路北就有一座三太爷庙，“山门坐北朝南，大殿三间，供狐仙——三太爷。”除此之外，怀安、万全、宣化、崇礼、赤城一带，同样有很多这样的庙宇。这些庙有的叫做黄毛大仙庙，还有的因为“糊里糊涂搞不清楚”，干脆叫做糊涂庙。

但是，张家口这些名称相似的庙宇果真都供奉狐仙吗？有学者亲自走访了当地的狐仙庙，发现这些庙宇大多数没有狐仙的神像，而是只供奉有牌位。这很可能是因为供奉的神没有出处，信众无法描述，工匠只得造出牌位，供人祭拜。但也有例外，如俞鸿渐在《印雪轩随笔》中写，“万全县北十里许有糊涂庙者，不知所始，或云县与山西接壤，庙祀晋大夫狐突，音讹而为此，理或然也。宣统间庙额则曰‘胡神’，须猬卷而状狞恶，绝类波斯胡”。这糊涂庙雍正皇帝也注意过，本想当做淫祠砸毁，但后来想着“糊涂庙供糊涂神，这才是万全之道”，便未破坏，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万全县糊涂庙的存在。

“须猬卷而状狞恶，绝类波斯胡”这句话，让我们对糊涂庙的宗教信仰有了一种新的假设。是否糊涂庙或狐仙庙和胡人也有着某种联系呢？“狐”与“胡”相通的观点，已受学界认可。陈寅恪先生与黄永年先生就将胡人与狐狸联系在一起，还考证“狐臭”和“胡臭”二词的流变。《旧唐书》曾记载安禄山与哥舒翰在宴会上争论的故事，“禄山以思顺恶翰，尝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翰应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应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可见早在唐代，就有将“胡”训解作“狐”的例证。

至于张家口，这一地区自古便是沟通中西的枢纽之地。唐初，许多胡人到燕京、保定经商，他们因信奉各自的宗教，便在张家口怀安、万全、宣化、崇礼等地建起了许多胡人庙。胡人的“胡”，音同“糊”或“狐”。“须猬卷”也极似西域胡人的面貌。这样看来，张家口的狐崇拜与西域胡人也有很大关联呢！

市台庙的大蒙靴

“提起个拉骆驼啊，几辈子受饥荒，冬天冻个死呀，夏日里晒得慌。傍晚蚊虫咬哇，半夜土匪来抢，挣不了几个钱呀，活的太凄惶。”这是在张家口传唱的歌谣。里面简单朴素的话语刻画的正是明清时期驼队运输人的悲凉心境，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大漠戈壁滩上贸易人的艰辛。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政府在今大境门段长城开小境门，筑造“来远堡”。随堡而生有一座小庙叫市台庙，有趣的是，这座庙不供奉神灵，也不供奉先人，而是供奉一双大蒙靴。蒙古靴，看似普通，却表达了对远道而来、迎风踏雪蒙古商人的美好祝愿。除此之外，来远堡还有两座庙，一是三娘子庙，以纪念支持茶马互市俺答汗的妻子三娘子；另一为城隍庙。三座庙相辅相成，成为中西民族融合与交流的见证。

由张家口向塞外延伸而去的道路往往地广人稀，路途险恶。有研究者形容，这条道路“夏日酷暑，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水源，如煎如炙；冬季，塞外高原，朔风呼啸，极度寒冷。春秋两季，时遇风沙骤至，天地晦冥，填路埋人，间或遇骑匪出没，杀人掠货。”如此揪心的行程，也无怪乎当地人会供奉“大蒙靴”，以祈求旅途平安了。

二、多元的张家口宗教文化

上述的两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张家口地区的宗教文化与周边文化融合的特点。地处晋、冀、内蒙古交界地带的张家口，在宗教信仰方面自然易受地方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影响，因此呈现出多元性与杂糅性的特征。

本土宗教的发展

道教：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是中国固有的宗教，在张家口地带很早就有传播。中国的道教有两大派别，全真派与正一道。张家口的道士分成两派，华山派与龙门派，实际这两派都属于全真派。全真派为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由王重阳在陕西西安所创，这一派的道士讲究内丹修炼，不结婚，不食荤腥。

金末元初，道教宗师丘处机潜修多年，清静无为，苦己利人，最终成为全真道龙门派的创始人，他曾于1220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五年）赴中亚谒见成吉思汗，途中赋诗一首“十年兵火万民愁，万千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后来，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论道的经历，被他的弟子李志常详细记载在《长春真人西游记》里。1250年，丘处机和弟子祁志诚在赤城县一带传道修行，在金阁山修建了龙门派的崇真观，“崇真观”这一名称也为成吉思汗所封，这座道观可以说是在北方大漠边缘建立起的最大的道观。《畿辅通志》中也有记载：“赤城县北，云州西南十五里，元建崇真观、长春洞于此。前有修仙峪，又有琼泉在长春洞前。” 除崇真观外，位于百姓营村的道姑庙；阳原县的玉皇庙、财神庙；怀来县的老君山庙；万全县的弘慈洞、白龙洞；怀安县的真武庙等也都为典型的道教殿宇。

外来宗教的发展

（1）佛教：

张家口靠近五台山，因而受佛教影响很深。大约在北魏时期，佛教就传入这里，有蔚县南安寺塔为证。此外，赐儿山云泉寺矗立在院中的石碑上，也记载了明朝初期重修庙宇的经过。云泉寺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距今近600年。寺内庙宇林立，高低不一，有龙王殿、真武殿、藏经殿、释迦殿、观音殿、药王殿、娘娘殿等。位于阳原县华严寺内的大钟上刻有梵文，同样是佛教寺庙重要的遗迹。

（2）伊斯兰教：

元朝鼎盛时期，伊斯兰教也传入张家口。蒙古大汗们掠夺完中原的金银珠宝后，并不仅是拉回草原，“自鞑主以下只以银与回回，令其自去，贾贩以纳息”。这些商贾中，很多都是回人，他们善于经商，沟通中西贸易。张家口地方还有阿儿浑人，阿儿浑这个词也有混血儿的意思。窝阔台时期，阿儿浑人驻扎在在抚州（今张北县）、荨麻林（今张家口洗马林）、弘州（今阳原县）等地，这曾是为皇家制造银器和毛丝织品的地方。史籍中还有关于阿尔浑织锦工调往京城的记载，这大约是见诸文字的张家口地区迁入回民的最早记录。因为穆斯林聚居的地方，必建清真寺，因此张家口地区也出现了许多清真寺。回人等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出现，客观上推动了张家口地区伊斯兰教信仰的发展。

明清以来，许多回民不远千里来到张家口谋生，随着俄蒙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养驼人家也多起来，张宣地区养驼的回民尤其多。还有一些经商做小生意的，当地有俗语称“真回回两把刀，一把卖牛羊肉，一把卖切糕。”说的就是回民努力谋生的现象。

（3）基督教：

唐朝时期，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传入中国，即东方亚述教会，这个教会也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亚述教会曾在长安兴盛一时，并在全国建有“十字寺”，但多由非汉族民众所信奉。明朝时，塞外重镇的张家口与蒙古草原腹地城市——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相连，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形成了一条贸易运销线，即张库大道。位于张库大道商业辐射网络范围内的河北省张北县白城子为元中都旧址，在这里发现过景教墓顶石。此外，元上都、净州路、德宁路也曾发现过亚述会的标记。这些标记将闪电河、四子王旗、达茂旗、张北县等张家口以北的地方联结起来，成为了东西方相互交流的有力证据。

十六世纪以来，基督教教派林立。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天主教传入崇礼县西湾子，使张家口成了中国北方教区的主教府的所在地。张家口这一地带逐渐有了卫理公会、协力公会、神召会、救世军、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督徒聚会处与圣书公会等基督教教会。1949年，各派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举行了联合礼拜，至此卫理公会、协力公会、神召会……才成了历史名词，被记忆封存。

“三教合一”及文化相融现象

佛教、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极有意思的融合，充分展现了张家口地区各民族、各宗教文化共存、包容合一的文化特色。唐以后，佛、道两教不断吸收儒家思想，相互融合，于是在张家口地区便出现了许多“三教合一”的庙宇。

鸡鸣山上的永宁寺即是如此，该寺始建于辽圣宗太平四年（1024年）。宋澶渊之盟之后，汉族与契丹的贸易增多，重视文化交流的辽圣宗耶律隆绪主张学习汉文，便在永宁寺建立的三圣殿，将孔子、老子和观音共同供奉，不仅展示了文化的共存，同时也显示了各民族都注重文化的兼收并蓄的特点。再如明万历年间的万全县洗马林玉皇阁，这座听上去为道教的殿宇实际上藏有半部佛经《大藏经》，也被称为“京西第一藏经阁”。玉皇阁的底层塑有黄帝、句芒、大禹的神像，二层则有玉皇大帝的神像，阁中却藏有32箱半部《大藏经》，共700余卷，4000多册。当地传说这些经卷是由韦驮送来的，因此在阁中也立韦驮坐像，如此便成了“三教合一”的现象。

除了以上两处，桥西区堡子里北城墙上的玉皇阁，滴水崖的长春洞朝阳观，阳原县竹林寺，蔚县重泰寺、十八堂等都为有名的三教合一寺庙。

就建筑风格来看，各寺庙群也是互相借鉴，彼此影响。佛、道寺庙的建筑风格融合了塞外元素。以风、水、冰三洞闻名遐迩的张家口桥西云泉寺为共祀佛、道之地，其上部为道馆，下部为佛殿。殿宇淳朴无华，神佛塑像彩塑镏金，显现了粗犷、道劲的塞外风格。伊斯兰教进入张家口后，其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也与佛道寺庙的文化彼此融合。有人说“尝观我国境内清真寺，殿宇形式，每多近于风鉴异说”，“望之外表，几与僧道庙观无稍差异。” 由此可见张家口地区宗教相融的文化特色。

三、张家口多元宗教的动因分析

历史上的张家口，形成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这离不开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和民众需求。

张家口的地理位置

张家口地理位置险要，自古便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虽然它地处边陲，但却十分重要，不仅是京津的门户，也是内地通往蒙古、俄国的要道。

明政府虽多次尝试，但始终无力征服蒙古。蒙古时时南下入侵，因此张家口便成了明政府抵御入侵的军事重地。关于张家口的地名，最早也是形成于明朝。起初，张家口只是指东西高山（今东西太平山）之间的山口。《宣府镇志》中载张家口一带因“民户不足，调山西诸处余丁充之”，这些迁入人中有一家张姓人家迁入隘口附近定居。宣德四年（1429年），万全都指挥张文奉旨在清水河西岸张家庄筑一城堡，曰张家口堡，张家口的名字由此产生，“东高山……西高山……二山皆在边口，相去数百步，对峙如门。张家口之名以此”。建堡之后，张家口为万全前卫、左卫属地，清代属万全县。

张家口联结东北、华北、西北三地，这一枢纽般的地理位置客观上为多民族、多宗教的交流、融合提供了保障。

历史背景：从茶马互市到张库大道

张家口除军事上重要的地理价值外，也是塞外重要的商埠，有着“塞外皮都”、“嵌镶在草原上的明珠”的美誉。东汉时，游牧民族就在这一地带“岁时互市”。明朝，这里是“互市之所”，后张库大道的开通更是让张家口成为了贸易的中心和集散地。

（1）茶马互市：张家口这个城市的蒙古名是kalgan，最早则叫Chuulalt Haalga，意思是“聚集之门”，直到现在，内蒙古与蒙古的民众还是这么称呼。如此重要的商业地位，得益于当时明朝政府与蒙古首领土默特·俺答汗的协调政策。

16世纪末前，明政府都是努力加强北部城市的军事实力以对抗北方民族的，这大大限制了两地人们的贸易交往。明政府成立后，俺答汗试图通过外交与战争双重手段，促进贸易发展。隆庆五年（1571年），将军王崇古认为与俺答汗建立贸易要比双方交战好得多，便上奏写道“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规，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夫拒敌甚易，执先帝禁旨，一言可决。但敌既不得请，怀愤而去，纵以把汉之故，不扰宣、大，而土蛮三卫岁窥蓟、辽，吉能、宾兔侵扰西鄙，息警无时，财务殚绌，虽智者无以善其后矣……堂堂天朝，容荒服之来王，昭圣图之广大，以示东西诸部，传天下万世，诸臣何疑惮而不为耶？”这个奏折的想法受到了其他大臣的支持，皇帝也最终应允。于是王崇古便号召商贩进行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其大小部长则官给金缯，岁市马各有数。崇古仍岁诣弘赐堡宣谕威德。”历史上也称之隆庆和议。万历五年（1577年），官方首次允许把茶叶卖给蒙古人。万历七年（1579年），土默特·俺答汗向明朝政府要求，在西部眺州用500匹马交换茶叶，这一要求被允准不久后，东边的张家口也可以进行茶叶贸易了。茶马互市使边境贸易迅速发展起来。

明代穆文熙在描述张家口马市情景时写道：“少小胡姬学汉装，满身貂锦压明铛。金鞭骄踏桃花马，共逐单于入市场”，可以看出张家口马市的重要地位。

（2）张库大道

清朝，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统一了漠南、漠北、新疆、西藏和青海，打通了中国向内蒙古与俄国的贸易通道。康熙三十年（1691年），朝廷在多伦诺尔召开喀尔喀贵族和四十九旗王公会议。会上，王公贵族们和喇嘛们向皇上发出请求，希望汉族商人能够进入草原进行贸易，解决牧民们皮毛物资难销、生活用品匮乏的问题。康熙帝同意了这一请求，结束了皇商对蒙贸易的垄断。自此，汉人能在理藩院管辖下自由经商了。

随着时间推移，张家口对外贸易繁荣发展，“更立大境门作蒙古与东部之贸易场，其市滋甚”。前文也提到过，由张家口出发，联结恰克图的这一路线，即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另一重要商道——张库大道，也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这是我国内陆与边疆地区进行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良好的贸易环境使张家口地区诞生了大量的旅蒙商与茶商，据老年人回忆，这些商人“不仅有东西苏（尼特）、库伦（乌兰巴托）等地贸易市场，而且最远达毛斯格洼（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喀山等地”。那时的张家口真可谓是“商旅归往、百货灌输”的陆路商埠，不仅是对俄蒙贸易的要道，同时也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我以茶来，彼以茶往”，茶商以茶叶从俄蒙商人手里换回皮毛、鹿茸、羚羊角、水晶、麝香、蘑菇、药材等贵重物品。清代诗人陈逢衡诗云：“圣主恩泽驾七巡，游居屡沐翠华春，几多父老壶浆惠，不动沙场战马尘。色目竞夸蒙古集，珍奇远至恰图陈。自从一统无中外，稳睡华夷百万民”。描述的就是张库大道繁荣的贸易景象。

张家口贸易发展的历史，不仅促进了多民族宗教的传入与交流，同时也产生出了一些极富特色的民间信仰与崇拜，文章一开始提到的“三娘子庙”与大蒙靴祭拜即是如此。另外还有一则清乾隆年间修建的水母宫的故事，这个宫殿的产生就与皮毛的生产和贸易有关。清张家口的皮毛业十分发达，水母宫所在之处有一股清清的小溪。相传水母娘娘在往北海幽会玄武帝时，路经卧云山，渴极思饮，四顾无水，便指地为泉，山崖随之裂开一隙，泉水汩汩而出。水母娘娘饮罢，念及塞外缺水，不忍心将水源切断，于是此泉便长流不息，世世代代为民造福。一户皮匠发现，只要是通过这个山溪洗出的皮子，都能又细又白又软。许多皮匠听闻后纷纷到此开业，一时间作坊林立，民声大振，出现“皮毛作坊鳞次栉比，皮毛工人数以万计的景象”。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这里的皮毛产出竟可以达到两千张，大家将功绩归于这条小溪，聚资建庙，“水母宫”便诞生了。

3、民众信仰需求

张家口的民众与中国很多地区的民众类似，信仰多神，祭拜也有一定功利主义。这也是张家口地区很多小庙得以保存的原因。中国民众“较之于宗教的逻辑一致性，他们更关注其实践功效。对功效的关注是与神力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张家口当地的百姓相信“礼多神不怪”，在他们眼中，各路神有多种功用，如关公成了武财神，玉皇大帝成了万神之王。民众心理也促进了张家口诸神共存，信仰并用宗教多元现象的出现。

张家口地区的人常常通过献演戏曲的方式祈祷神圣，尤其是在一些商业集中的城镇，财神庙在每一个季度都有酬神演戏活动。演戏也同样适用于保佑安康幸福，察省《国民新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消息:“柴沟堡西门里，有白衣庵寺院一座，殿内除少数神像外，其余皆为裸体小孩泥像，故俗称之为娃娃庙，凡膝下乏子者常向此庙祈祷。因年久失修，殿舍墙壁，破坏不整，今年因一般小孩多患痧疹，死亡甚众，城内多迷信家，竟发起重修此寺，并献戏四天，以谢神灵”。

张家口多元的宗教不仅满足汉人的生活上、事业上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聚居在这的回族、土家族、蒙古族和朝鲜族等众多少数民族的信仰需求。人们供奉蒙靴，表达了对旅途平安的祈愿；纪念三娘子，表达了对茶马贸易支持者的感谢；纪念水母神，表达了对生意兴隆的渴求……民众的信仰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宗教多样性发展的动力。

结论 张家口宗教多元的价值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及东南亚地区和国家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构想，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和理念，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在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中西方经济交流的渠道，也是沟通中西方文化、宗教的重要桥梁。张家口地区有一座标志性建筑“万里长城第一门”——大境门，这就是曾经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这座门见证了张家口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文化交融。明清时期，茶叶、货物就是从这里出发，被商人运送到草原腹地，直至遥远的欧洲大陆。这条道路在国内外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与此同时，贸易开展的过程中，宗教、文化也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不断向外传播，中西方精神文化不断冲撞、交流，并最终走向融合，因此丝绸之路实际上也是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

现在，国家推动 “一带一路”的建设，离不开对宗教文化资源的关注。宗教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信仰为中心聚合，连接着各民族、各文化程度的民众。从上文分析可知，张家口地区从古至今都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共同生活、交流、贸易的主要场所。各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为张家口带来多样的宗教文化。张家口重要的地理位置、曾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历史背景及民众的信仰需求都促使该地区呈现出了宗教多元现象。

了解不同民族信仰宗教的历史背景、理论及实践，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也有利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安全健康地实施。就张家口自身发展而言，开发宗教文化也有利于自身的城市建设。作为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宗教文化在促进张家口城市发展和提高国际影响力上定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裴勇.发挥宗教优势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J].中国宗教,2015(6).

[2] 胡堃.中国古代狐信仰源流考[J].社会科学战线,1989(1).

[3] [美]武雅士.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4] 黄永年.黄永年文史五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美]艾梅霞著,范蓓蕾等译.茶叶之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7.

[6] 张志欣著. 走长城[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7] 周原编著. 齐鲁文化[M]. 济南：齐鲁书社, 2004.

[8] 中国文史出版社编. 二十五史 卷6 旧唐书[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9] 安俊杰主编. 大好河山张家口[M].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3.

[10] 安俊杰著：解读张家口[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11] 赵杏根著. 中华节日风俗全书[M]. 合肥：黄山书社, 1996.

[12] 中共张家口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中共张家口地方史 第1卷 1921-1949[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家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家口文史资料 第16辑 民族宗教专辑，1989.

[1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家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家口文史资料 第1-3辑,1985.

[15] 额斯日格仓，包·赛吉拉夫著.蒙古族商业发展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

[16] 河北省文化厅等编.河北戏曲资料汇编 第十辑[M],1985.

作者简介：张振山，张家口市万全区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