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对外商贸重镇，在汉唐之世，以西北的敦煌为主。由敦煌进入新疆，经中亚而远达欧洲，这条交通线，在唐朝举世称盛，名为丝路。

　　到了宋朝，因为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海道大通。加以西北为羌族所建的西夏（1038－1227）所有，边疆多事，国都内迁，敦煌的地位日渐衰退。

　　元朝定都北京，称大都（1272），以原在内蒙之京城为上都，每年夏季在此临朝，百官分署随从，在北京西北的张家口成为联结两都的枢纽之地，也是外国使臣和内陆商队的必经之所，工商繁荣。但元祚短暂，明朝虽也定都北京，但北方边境不宁，商旅不盛。到了十七世纪的明、清之际，顺畅、安全而稳定的北方商路才开始寻求再启。

二

　　公元1608年，新掌权的俄国沙皇苏斯基（Vasily Basil shuisky）派遣使臣来华，但因路途遥远，沿途又战乱不断，半途折返。不久，苏斯基被推翻，进了修道院当修士。继之而起的沙皇是罗曼诺夫（M. Romanov），他在1618年也派了一位大使访华。但是启程前夕这位大使因事不能走，临时改由他的翻译兼书记官哥萨克人裴特林（Ivan Peteing）带队出发。

　　裴特林等人在1618年五月，从西伯利亚西部的Tomsk，沿鄂毕河（Ob River）南向，抵达当时属于外蒙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此地于1921年成立唐努拓跋共和国，1944年被并入俄国，今为俄国——自治邦（）Tuva A.S.S.R），然后沿乌布苏湖（Ubsa）东向（湖在今蒙古西北之俄蒙边境），横越蒙古抵长城，经张家口至北京。历时四个月，成为第一个抵达中国的俄国使节团。那时中国是明朝的万历帝在朝。在裴特林的出使报告里，对张家口当时的边防和市容繁盛情形记述如下：

“穿过（长城）城墙的边界后，就进入中国城市锡喇喀勒噶（译注：即张家口市，此从蒙语音译）。该城城楼下有五个门洞，城门洞又低又窄，骑马时需俯身方能通过。……该城为石头所建，……城市气派华丽，行业兴旺。城楼很高，与莫斯科的相仿，楼窗和城门口都架有大炮；炮身短，还有很多小型武器……”

　　“城里有很多石砌的店铺，……店铺里的货物种类繁多，除了呢子和宝石没有，其他各种颜色的丝绒、锦缎、条纹绸和塔夫绸、镶金和铜的锦缎极多。还有各种蔬菜、瓜果，各种药材，各种粮食，例如南瓜、黄瓜、大蒜、洋葱、萝卜、胡萝卜、芜菁、白菜、苹果、西瓜、甜瓜、石竹、肉桂、大茴香、防风、罂粟，肉豆蔻、堇菜、杏仁、大黄和很多其他我们叫不上名字的蔬菜。”

　　　“城里店铺旁还有很多饭馆和酒馆，酒馆里各种酒类俱全。……道路两旁还有一些石建的监狱；对小偷处以绞刑，对强盗要斩首示众，对伪造证件者要砍去双手。”

　　张家口之由一个比较荒凉的边防要塞成为繁荣的边贸城市，始于明．隆庆五年（1571年）的马市，允许蒙古民众以马、牛、羊、驼和皮张等换取内地的绸、布、米、茶、釜等生活必需品。开市不久，山西商人便纷纷来此定居设店，情况是：

　“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等，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商贾皆争居之。”

　　裴特林的记述中，最后提到了作为中药材的大黄。此物在张家口的蒙汉边贸北延至恰克图的中俄边贸后，曾于清乾隆50年（1785年）因俄方藏匿逃犯而一度停止通商时，特谕严禁出口。理由是：

　　俄罗斯新都在彼得罗堡，滨海多鱼。旧都在莫斯科，（地）漥，五谷较少，惟鱼是食，须大黄以解鱼毒。其东偏锡伯利诸部，本鞑而靼旧壤，风俗多同蒙古，不食五谷，唯嗜牛羊酥乳，脏腑火盛，亦必须大黄以荡涤之。至于俄罗斯南境，毗连安集延回疆等处，食大黄者虽少，而多用以染色。故俄罗斯特派头人专司收买大黄，散给属下官卖济众。此彼国不可一日无大黄之实在情形也。既停通商，自应绝其接济。

　　裴特林此行虽然到了北京，但未能觐见在朝的万历皇帝表达通商的意愿。据裴特林的自述，他之所以未能觐见万历帝，是因为他没有携带礼品，重点似乎在礼品。但真正的原因应该不是这个，而是他没有沙皇正式任命的国书。因为他临时受命带队出发，虽经沙皇同意，然而来不及准备国书。没有国书，便算不上是真正的大使。不过，明朝的官员虽然没有让他觐见皇帝，但对他意图通商的意向是明白的，而且也给了善意的回应，在他1619年十一月回国时，给了他礼物和一封公函，表示愿意与俄国通商。大略如下：

　　　　　“中国万历皇帝谕俄罗斯国二使：尔可往来通商。尔为大国，而中国也不小也，可将两国路途上障碍扫除，俾得往来便利。尔可将尔国实物携来，朕亦将我国丝绸赠于尔等，使汝等回国。下次来时，可偕尔国王之使人同来，尔若有国书，朕亦给尔国书。贵国与中国相去万里，言语不通，故朕不能遣使尔国，朕今给尔此书，使尔晓谕朕意。”

　　只是这封公函是用中文写的，裴特林和他的汉语译员都看不懂，携返俄国后，俄国政府也没有人能看懂，结果存档尘封了快60年，直到1675年才有人在档案里找出了那封信，想请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把它译成拉丁文。那时明朝已亡，中国是由清朝的康熙皇帝当家了。

三

　　携带裴特林那封公函到北京去的是斯帕法里（Spătariul）。但是斯帕法里不是这人真正的名字，他的名字是尼果赖．米列斯库（Nicolai Milescu,1636-1708），「斯帕法里」祇是一种贵族的称号，近世中俄关系著作误用其为人名，今从俗，以便查检。清政府之文书则称其名尼果赖。

　　斯帕法里早年在君士坦丁堡读书，博学多闻，通晓希腊、土耳其等多国语言，但并不懂中文。十七世纪初，俄国的势力向东扩张到了叶尼塞河流域。到了三十年代后期，更进而窥探黑龙江流域。经过多次侦查，在1643年正式出兵侵略，从1652-1660年（清顺治9至17年），和清政府发生了五次武装冲突。1675年，俄国政府为了缓和与清政府的紧张关系并进一步调查中国情况，也为了打通中俄的贸易关系，决定向中国派遣一个外交使团，由斯帕法里担任大使。

　　斯帕法里接获任命后，组建了一支有150名精良士兵的队伍，以防来自所经地区可能有的攻击。俄国政府给他的任务有十几项，主要有三：除了要与中国建立长久稳定的商贸关系外，也要处理一些在中俄边界上发生的事件，并且查勘近年自中国并得的黑龙江北岸之地。所以他采取了不同于六十多年前裴特林所走的路线。

　　这支队伍沿着当时的中俄边疆，也就是今天的蒙俄边境东向，经西伯利亚边缘直抵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北岸。然后渡过黑龙江，沿嫩江南下，前往北京。行前他派遣手下先行，通知清廷他们到达和此行的目的，时在1676年（清康熙15年）。

　　清政府得知消息后，派礼部侍郎去迎接，双方在嫩江县就俄方在黑龙江流域之侵略行为等问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而无结论，但仍准备了一百辆双轮大车把他们请去北京。在北京，双方的谈判仍无结果，斯帕法里的访华没有完成使命。他在1677年春天启程返国，取道张家口，经蒙古北上去西伯利亚，在张家口停留了两个月。这条路线，也就是后来的北方丝茶之路。

四

　　宋、明海上丝茶之路的兴起，固然开拓了大批沿海国家的商贸，但俄国、中亚等内陆国家仍有其商贸的需求。敦煌没落后，西北地区长期动荡，不利国际间的商队活动。上述俄国的两个以通商为目的的探路使臣，虽都无功而返，而中俄间的边境贸易是日渐兴起的，主要的地点是蒙俄边界上的恰克图（Kyakhta）。

　　清朝的中俄贸易，先后共有三处，一是京师互市，二是黑龙江互市，三是恰克图互市。京师互市始于1675年（清康熙15年）的斯帕法里（清廷称其名尼果赖），他虽是俄国的使臣，但也带了货物来贸易，所以清廷在嫩江接他们去北京是用了一百辆双轮大车，清廷文书也说他“或称陪臣，或称商人”（诸侯之臣称陪臣）。后来规定俄国“隔三年来京贸易一次，不得过二百人。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贸易。到京时安置俄罗斯馆，不支廪给。限八十日起程回国。”这样的贸易到清乾隆二年（1737年）被取消，历时62载。

　　黑龙江互市始于清康熙28年（1689年），那年和俄国于边境划界立碑后，每年派官兵巡察，因之各以土产交易，物品不过是佩刀、妆镜、铁盘、桦皮斗及羔皮、獭皮等，数量不大，也不引人注意。

　　恰克图互市起初是在蒙古的首府库伦（今称巴兰托夫），清雍正五年（1727年）改至恰克图。恰克图位于色楞格河流经蒙俄边界处的东岸（该河源于蒙古境内，北流入注俄国贝加尔湖），因边贸兴盛，也被称为买卖城。此地往俄国内地及西伯利亚各城，交通都方便。南下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Ulan Bator）约四百公里，南向就是以前所称的「库张大道」，直抵张家口，进入华北，是一个理想的边境贸易站。

　　1728年（清雍正六年），中俄双方基于一些政治上的考虑，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在贸易方面，确定是恰克图为两国之边界贸易地点。条约签订后，旧市街被划入俄境，中方便在境内另建新市街，仍称恰克图。交易方式是以货易货，交易整年进行。

　　以货易货的方法是双方驻当地的官员共同议订每种货物的价格，规定与之交换商品的比例，作为两国商人遵守的法规，通常是以绵羊和砖茶作为交换标准。例如：一块重三市斤的砖茶折算一只绵羊，或折绵羊皮三张。一头普通马等于15只一岁绵羊，即是以15块三市斤重的砖茶交易；一头公羊等于32只一岁绵羊，即是32块三市斤重的砖茶交易。

　　在中国方面，张家口是恰克图贸易的基地，也是北方丝茶之路的起迄点，输出的货物是茶叶、丝绸、布匹、烟草、磁器、面粉、硫磺、火药、纸张、铜铁制品等。输入的货物有海獭皮、貂皮、天鹅绒、皮革、毛织品、皮革制品等。据统计资料，张家口的对俄贸易，在1777年（清乾隆42年），双方的贸易总额是白银六百零三万多两；到了1845年（清道光25年），年度总额增至一千九百多万两（13,620,000卢布），是顶峰时期。

　　这条北方的丝茶之路，在十九世纪前期尤其繁荣的原因是，因为法国的拿破仑（1769-1821）在欧洲崛起，在各地进行战争，又对英国实施大陆封锁政策，从欧洲到中国的海路受阻，许多欧洲商人的对华贸易，便通过俄国商人改在恰克图进行。

　　不过这种荣景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走下坡，到了1903年（清光绪29年），中俄之间的中东铁路筑成，中俄贸易的重心转往黑龙江，张家口所支撑的恰克图贸易渐渐衰落。但是，北方丝茶之路虽被取代，而张家口在北方的重要性并不受影响。如中东铁路在1903年建成后，清廷即自费兴建了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后延长为平绥铁路），由国人詹天佑自行设计。美国和日本也先后在此设立领事馆。

五

　　在陆路运输还依赖驼马的国际商贸，要成为商贸重镇，地势上必须是一个能够抵御外敌的关口，可以管制大量人员和商队的出入。另外一个必须具有的优势是对内的交通有蛛网性的便捷，各地的外销货物，可以快速汇集；输入的货物，可以快速转散上市。

　　就敦煌的情形看，它南依祁连山脉，北恃马鬃山脉，扼东西向之通道，而西向为戈壁沙漠，东向则为通往内地之河西走廊。由河西走廊经兰州、天水抵当时的国都长安，而国都在往昔就是蛛网性驿道的中心，因为全国官员的觐见、调派，军队的调动，税赋和物品的供应，都必须有良好的驿道予以维持。此外，首都既是全国各地优良产品的集中地，也是高消费能力最强的地区。敦煌在汉、唐之世成为西北的外贸重镇，自有其条件。

　　以后起的张家口与之对比，两者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张家口紧邻北京，被称为北京的北大门。在地势上，它一开始就是沿着长城山势而建之守险边塞、保卫北京的城堡。商道开通以后，也有着接近国都而具有货物快速集散的优势；而且它和北京的距离，比敦煌和长安之间的距离更近。此外，北京的东面紧邻着天津，天津是一个海贸的港口，这也是另一个贸易上的优势。

作者简介:金荣华,(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