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一生不仅深刻分析了政治经济学理论，阐述了资本论，而且深入研究了中国的海外贸易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其中对茶叶之路和海上茶叶之路的论述，揭示了特殊时代中国茶叶贸易的真实历史，也揭示了中国京津冀地区在丝绸之路、茶叶之路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茶叶之路    海上茶路   京津冀   海外贸易地位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茶叶原产地，全世界所有的茶都是从中国引种的。在公元八世纪以前，只有中国产茶，八世纪以后陆续传到日本和其他国家。到19世纪前，中国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茶叶输出国。而蒙古、俄罗斯、欧洲以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大都以动物脂肪为主要食物，需要靠饮茶促进对动物脂肪的消化，预防疾病。因此，中国的江淮及其以南地区所产的茶，就通过北方的茶叶之路和沿海的海上茶叶之路，运销世界各地。由此形成了从中国通往俄罗斯乃至欧洲的万里茶叶之路和从中国沿海通往南亚、东亚、西亚和欧洲的海上茶叶之路。

而著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在他一系列论述中国的文献中，多处讲到了中国的茶叶之路还有海上茶叶之路，论述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贸易和经济侵略。

一、中国茶叶之路历史悠久

 中国的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茶马互市，从南北朝就开始了，西亚及欧洲的使节、商旅，在与中国南北朝进行贸易过程中，就把饮茶的文化传播到西方。

大唐王朝，开启了中原封建国家与北方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以及吐蕃、天竺的茶马互市。

大中五年（851年），唐宣宗令大都督府置市令一人，掌管市场贸易之事，对于沽酒、茶叶贸易实行官营专卖，这项法令有利于增加藩镇政权的地方财政收入，河北的藩镇节度使们乐于执行。“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或许就是因为参与江南的茶叶在长途北运的过程中，经常在河北道边地滞留，赶上雨季，“露积雨中”。茶叶就会发酵，出现了霉变。使得一直饮用清茶的历史，翻开了发酵茶的一页，有些智者利用微生物的发酵，发明了发酵茶。起初，北方少数民族商旅舍不得丢弃这些发酵茶，经过品尝，发现了其中的优越性，不仅便于储藏运输，而且因为有了微生物发酵的作用，对于帮助消化动物脂肪具有比清茶更好的效果，于是，茶马互市中，逐渐增加了发酵茶的品种。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北宋与辽签订茶马互市盟约。宋太宗“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物，撵香药、犀象及茶，与（辽）交易”，设立专门的榷场，官办交易。宋辽河北东西路与辽国边界的定州、霸州、雄州、莫州、沧州，就是茶马互市的边地。而当时的辽国拥有广袤的疆域，茶叶之路开始拓展到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

中国的海上茶叶之路，与古代海上佛教文化交流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日本佛教大师最澄法师，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到浙江天台国清寺学佛，师事道邃禅师。805年回国，将佛教天台宗传去日本，同时将中国的茶籽种于日本近江（今滋贺县），开创了日本种茶的历史。至今，最澄法师引种茶叶的茶园成为日本最负盛名的茶叶胜地。

宋辽金时期，随着中国沿海开放，中国茶叶、瓷器和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日本和东南亚。南宋时期，日本高僧荣西禅师两度来华，再次带回中国茶种和中国瓷器茶具，并在建历元年(1211年)，撰《吃茶养生记》一书，从此日本饮茶盛行，并为日本茶道奠定了重要基础。十三世纪随着成吉思汗西征，中国茶叶传到西亚和欧洲。

二、马克思关注中国的命运

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论著有十余篇，其中一部分刊登在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包括《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国的金融危机》、《英中冲突》、《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等等。另外，马克思在《资本流通的过程》、《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相关论著中，也多处提到中国的国际贸易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这些论著中，马克思一方面用经济学的视角，论述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商品流通和资本规律；另一方面，揭露了近代以来英国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马克思严肃地指出，第二场鸦片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揭露英国政府勾结法国，进行这场侵略战争的罪恶目的，驳斥了英国为发动这场战争而制作的荒唐借口。 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是由鸦片输入而引起。马克思揭露了英国的鸦片贸易，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不仅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库空虚，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而且使中国人精神受到摧残，道德败坏。英国政府一方面假装同鸦片走私无关，说是东印度公司的企业行为；一方面，殖民政府却在印度种植罂粟，提炼鸦片，运往中国，牟取非法暴利。 

马克思的这一系列论著，引用西方国家的许多官方资料，勾勒出中国茶叶贸易与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关系，通过详实的数据论述了中国茶叶之路和海上茶叶之路的路线、经营成本和营销过程。对于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客观真实研究中国到俄罗斯的万里茶路以及中国通往印度、英国的海上茶叶之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于俄罗斯的茶叶贸易，不少学者做过研究。但都仅就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中论述的俄罗斯茶叶运销的情况，进行简单的介绍。其实，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过程》等相关论著中，还引用了西方的档案资料和官牍，对俄罗斯茶叶的源头和运销路线做了更详细的论述，分析了陆上茶叶之路和海上茶叶之路对茶叶价格的影响。而且记载了中国茶叶如何从天津港，经过北京、张家口开辟的到恰克图的茶叶之路。还对英国如何通过海船运销中国茶叶做了详细论述。如今，重温马克思的这些精彩论述，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研究古代、近代中国的茶叶之路、海上茶叶之路和中国、蒙古共和国和俄罗斯的万里茶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马克思笔下的中俄万里茶叶之路

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过程》这篇论著中，深入论述了茶叶从中国经陆路运往俄国的道路。他说：“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92年开始的。”

而且对此他引用了《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第6号第794、797页——卢姆勒先生关于俄国茶叶贸易的报告作了注，说明从中国进口俄罗斯的茶叶，1792年进口6851普特，1863年是247101普特。

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中说：“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俄罗斯）不会有什么竞争者。这种贸易是依照1768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订立的一项条约进行的，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如果不算是唯一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伊尔库茨克城以南约100英里的地方。这种一年一度的集市贸易，由12名代理商管理，其中6名俄国人，6名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并规定双方商品交换的比率，因为贸易完全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人方面拿来交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主要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近年来，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10年或12年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175000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完全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

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一文中，还解析了陆上茶叶之路和海上茶叶之路运销的茶叶的品质。他说：“以前，俄国人在欧洲散布一种偏见，说什么由商队运来的茶叶比由海上从广州向欧洲进口的要好，因为海上运输会损害茶叶的香味。这些都是诡计。无论商队运来的茶叶，还是由海上从广州输出的茶叶，都是来自同一种灌木，同一些茶场：红茶主要来自福建省，花茶和绿茶主要来自安徽省。海上运输的影响完全取决于包装的时候是否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对于中国到俄罗斯恰克图茶叶之路的路线，马克思说：“经陆路运到恰克图出售的茶叶，大部分是用船直接从汉口顺扬子江运到上海的，小部分是从福州和广州运到上海的；但是，较大部分的茶叶是在广州东北的福建省收来的，经陆路或水路运往衢江。从那里由苦力用福琼所描写的办法翻山越岭把茶叶运到常山。在这里把茶叶装在小船上，每只船约装载200箱。而后这些船只沿汇入钱塘江的河流往下航行40俄里。在那里茶叶又转上能装500箱的船只。载茶叶的船只过汉口市[注：俄文原文如此，可能是杭州市。——译者注]后进入东海，然后它们沿岸到达春申江[注：可能是吴淞江。——编者注]，沿江到上海。在这里把茶叶再装上更大的船只，这些船只除其他货载外，装载1500箱茶叶。这些船只离开上海，沿着海岸航行到天津，在天气好的时候，大约要15天才能到达。在天津，又把茶叶装在较小的约能载200箱的船上。它们沿白河经过10天到达离北京约22俄里的通县。从那里茶叶继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或口外），距离约252俄里，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茶叶从福建省运抵恰克图，根据不同情况需要2—3个月之久。大家知道，位于俄国和中国边界上的恰克图和买卖城是茶叶商队贸易的中心。”

马克思的这段记述，证明了当时江南的茶叶主要是通过海运，到天津港，沿着海河以及元代河北人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到达通州，然后陆路经北京、张家口，沿着张家口到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的商贸大道，再到俄罗斯的恰克图。

张家口作为中原通往恰克图的贸易通道，从明代的隆庆议和开始开通西境门，创建来远堡，作为长城内外商贸流通的基地，清代顺治时，开辟大境门，打开了北京通往关外乃至俄罗斯的商贸通道。张库大道也由此远行。

马克思还详细分析了恰克图市场中国茶叶贸易数量的变化，他说：“1853年，因为中国内部不安定（太平天国运动）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被明火执仗的起义者队伍占领，所以运到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减少到5万箱，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600万美元左右。但是在随后的两年内，这种贸易又恢复了，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112000箱。”而且，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被选中成为这一带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900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以传递公文。”

马克思除了论述恰克图如何成为中国和俄罗斯茶叶贸易的集散地的原因之外，还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讲述了俄罗斯境内茶叶继续向西运销的路径。他说：“从恰克图经色楞格斯克和上乌定斯克，并且经过贝加尔湖冰上的冬季道路到达伊尔库茨克，约七八天的路程。这条道路最合适的时间是从一月中旬至四月中旬。贝加尔湖长350（英）里，宽40里。它往往是难以征服的，因为在降雪结束以前很少能完全结冰。在湖上滑行的雪橇的滑木下面装着铁条；马钉着掌。在某些情况下，当遇到顺风的时候，只要竖起帆来就行了，没有马也可以……在西伯利亚东部主要城市伊尔库茨克，一部分茶叶留在当地出售，随着1月份的到来，部分茶叶运往伊尔比特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供西伯利亚西部和皮尔姆、喀山、阿尔汉格尔斯克、奥连堡、维亚特和沃洛果达等省采购。二月里运到托姆斯克的茶叶，在多数情况下整个春天由于道路难以通行，都囤积在那里。五月份再从托姆斯克运到秋明，一部分走陆路，但主要是走水路，经托姆河到鄂毕河，经鄂毕河到额尔齐斯河，从那里到塔拉河，经该河将近6月末到达秋明。由秋明经陆路运到皮尔姆大致需要12天。在这里再装上在卡马河航行的船只；顺河而下到达喀山旁边的伏尔加河，而后沿伏尔加河上行，于7月末到达下新城。下新城现在和莫斯科有铁路相联——旅客需要12小时的行程。从恰克图到下新城的直达运输常常因河流封冻而拖延6个月的时间，有时只需要这段时间的一半时间。”¹

马克思详细计算了中国茶叶在俄罗斯境内运输的路程：

从恰克图到伊尔库茨克 —557，从伊尔库茨克到托姆斯克—1554，从托姆斯克到秋明  —1768，从秋明到喀山 —1236，从喀山到莫斯科 —821。共计5936＝4452（英）里
从中国产茶的省份到恰克图是5000俄里，马克思说：“因此，商队运输的茶叶共需走10936俄里（7291里）的路程，才能到达莫斯科的市场。”¹

马克思对中俄茶叶贸易的论述，在清末中国的一些报刊上也得到了印证。

 《京话日报》是晚清报人彭翼仲创办的一份白话文报纸，创刊于1904年8月16日，每期四开，1906年9月28日被迫停刊，共出753期。《京话日报》对张家口与俄罗斯的茶叶贸易做了大量报道，对考察晚清时期张家口与恰克图的贸易具有参考价值。

         从清代中期开始，俄国人就随着茶叶贸易，进驻张家口，并不断地预谋控制张家口到恰克图的贸易通道，清朝末年，俄国商人利用俄罗斯军事强势，进驻张家口，他们利用各种借口，控制张家口的贸易通道。据《京话日报》报道：俄国商人占据张家口茶叶贸易的通道，又觉得“张家口地方山势高高下下，很不平正。俄人费许多工夫，把山岭全部削平，在上边修造洋楼，所用的华工很多。近来大黄、茶叶等货由口外运往俄国的，比前几年增加一倍，所以口上的华商很见兴旺，左近各处的民人信奉洋教的不少，听说俄国人打算立一处大教堂，传布希腊教，俄人在那个地方很用了些精神。凡是会说中国话的俄人，都竭力的夸赞俄国富强，本地官民奉俄人如神明，无论大小事情很是听他们的话。”  俄罗斯商人开发张家口的房地产，促进张家口城市繁荣，但是他们都是为了借势控制张家口到恰克图的贸易通道，甚至谋划主持修筑从北京到库伦（今乌兰巴托）的铁路。

      彭翼仲的《京话日报》记载：  “张家口、库伦两处早就要开通商码头，俄人心里虽不愿意，嘴里可是说不出来。实在的忍不住，绕着弯子，可又想着冒坏来了。听说外务部接到驻俄胡公使来电，俄国的意见这两处若开通商码头，由库伦到北京的铁路俄国可是一定要修，中国不能阻拦。外务部回电说，张家口、库伦是中国的地方，开码头也是中国的内政，至于修铁路不修铁路那更是中国的主权，外人不能干预。俄人这样的不体面，简直的不用理他。”这则消息把俄人野心暴露得很清楚。可是清政府的懦弱不能，不敢正面拒绝，只好声称：“张家口这一个商埠，暂时从缓开办，关差监督可以照常办事，等将来开设商埠，再议裁撤。” 但是，张家口到俄罗斯茶叶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中国与俄罗斯各种商品贸易的繁荣，最终促成了清政府派詹天佑主持创建了中国人设计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带动中俄茶叶贸易迈入铁路运输的第一道门槛。

四、马克思对海上茶叶之路的论述

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资本流通的过程》以及英国《对华贸易》等论著中，论述了中国茶叶的海上运销线路，为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在1859年12月3日刊发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08号的《对华贸易》一文中，马克思说：“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极沉重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需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用棉花的重量的三倍，换句话说，它的重量必须相当于我们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斜纹布和普通棉布的重量的三倍。”

马克思这段话，反映了当时英国与中国海上贸易的棉纺织品交易的情况。

同时，马克思在《资本流通的过程》一文中指出“在1724—1816年以及后来的1819—1822年，从欧洲经海路输入茶叶是许可的。1822年被严格禁止，敖德萨自由港例外。从1862年4月1日起，广州的茶叶在交纳一定关税的情况下，又重新准许从海上输入。”，这就是中国进入近代前后，海上茶叶之路从广州运到英国的通道。

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茶叶沿着海上茶叶之路运销到英国再转运到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过程。他说：“一磅同样的茶叶从伦敦经海路运到圣彼得堡，再从那里用铁路运到莫斯科值1先令10便士；经海路运到科尼斯堡，再从那里用铁路运到莫斯科值1先令9+（1/2）便士，如果从汉堡运到彼得堡，再从那里运到莫斯科，则可能卖1先令6+（3/4）便士。[注：这是1864年的计算，即俄国对海上运来的茶叶和商队运来的茶叶规定相同的进口税以及削减这些关税（1865年）以前的时期。由于这些变化，海上运来的茶叶和商队运来的茶叶之间在费用上的差距变得更有利于海上运输。”

可见，由于运输费用的因素，中国出口到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茶叶，就通过海上茶叶之路，经欧洲额英国和法国运达。而俄罗斯恰克图的茶叶则是通过北京、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的陆上茶叶之路运输的。

马克思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先哲，非常深刻地分析了商品物流成本的制约因素。他在《资本流通的过程》一文中说： “一斤最便宜的茶叶（第三季茶）在中国产茶的省份值5便士，运到恰克图的时候值11便士，运到莫斯科的时候值26便士（2先令2便士）。”

“俄国茶叶贸易的例子说明，海运比陆路运输相对便宜。另一方面，作为海运的特点应当指出，它的运费标准变化极大，因此，它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也不一样。把商品运往遥远国家的商船，回程的时候必须携带商品（或压舱货），当时在某个港口的船只的数目，某些准备在当时输出的商品的状况等等，不断发生变化，无论如何不能象陆上运输的来去那样受人控制。例如，1866年初从上海到英格兰和纽约的海运运费相应为每吨1镑10先令和2镑，五月和六月运费上涨到4镑和4镑10先令，而到年终又重新降到最初的水平。[注：《驻中国、日本和暹罗的领事馆的商务报告》第106页。]
我们知道，商品流通有一个基本的规律，那就是：商品的产地离它的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地点越近，需要运输业追加的劳动就越少。

马克思还从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论述了欧洲和俄罗斯人对茶叶的需求。他说：“茶叶在俄国甚至比在英国更是必需品。喝茶是农民的一种“变相的蒸气浴”。因此可以断定，俄国茶叶的消费一定会超过英国。唉！但是在这个幸运的国家里事情要比其他国家里妙得多，现象和本质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差别。大不列颠（人口不到3000万）1866年进口了13900万磅茶叶，其中供国内消费的是10200万磅，或者说，每人年平均消费约等于3+（1/2）磅。相反，俄国的人口超过联合王国一倍多，在1863年，由于准许通过它的欧洲边界输入茶叶，因而输出量增加到1000万磅，每人每年输入的茶叶还不到半磅。如果不考虑官方统计材料未加计算的走私贸易，那么俄国的普通人只喝开水”。

由于俄罗斯是一个地域广袤的大国，东西跨越亚洲和欧洲，经过中国天津、北京、张家口运到恰克图的茶叶之路，运输成本的高昂，而海上茶叶之路运销到欧洲的茶叶如果再从陆路转运俄罗斯中部，也会因为成本增加而价格高昂。因此，在俄罗斯国内各地的茶叶价格，就因运输费用的增加而出现很大的差异。但是，精明的中国茶叶经营者和他们的俄罗斯经营伙伴，为了占领俄罗斯各地的茶叶市场，绞尽脑汁想出了许多办法，降低茶叶的成本， 

马克思给后人揭示了一个俄罗斯市场茶叶价格的秘密。他在《资本流通的过程》中说：“彼得堡的西伯利亚商人，长期以来绞尽脑汁想弄清为什么1磅普通红茶（1854年以前）在伊尔库茨克值1卢布70戈比，而同样的茶叶在彼得堡卖1卢布50戈比。究竟是伊尔库茨克的商人获得的利润过高，还是彼得堡的商人出售茶叶亏了本呢？实际上，花茶和所谓的家常茶的买卖变得无利可图，许多伊尔库茨克的批发商都停业了，而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茶叶店的数目却不断增加。这说明茶叶买卖在俄国的欧洲部分是有利可图的生意，而在运去茶叶的西伯利亚各地区则是亏本的生意。对彼得堡的商人先生们从什么地方得到茶叶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茶叶来自塞米巴拉亭斯克。但是从塞米巴拉亭斯克到彼得堡的距离超过3000俄里，所以，如果在塞米巴拉亭斯克1磅茶叶值1银卢布，那么在利润最小的情况下，在彼得堡也应当值2卢布；但是商人们把每磅茶叶卖1卢布40戈比。最后，西伯利亚商人通过不同的试验终于弄清楚，彼得堡商人出售的最普通的一种茶叶，是由1/3的普通红茶，1/3已经用过然后又加以烘干的茶叶以及1/3所谓的砖茶配制成的。这种成品按照官方资料的说法，不是供俄国人本身喝的，而是供他们邻近的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喝的。”

这就是商品成本与价格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的价格低于其成本，那么商人就失去了经营这种商品的动力，要么停业，要么就开始造假。由此可见，在茶叶中掺假，降低茶叶的成本，绝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马克思笔下披露的俄罗斯商人们的“发明”。而这项“发明”恰恰与陆上茶叶之路和海上茶叶之路的运输成本核算有关。

结 语

通过学习马克思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研究的一系列论著，能够感受到科学社会主义先哲治学精神的严谨和高屋建瓴的学术智慧。历史应该感谢马克思对中国进入近代前后茶叶之路和海上茶叶之路留下了如此深刻的论述，为我们留下了回望古代、近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的珍贵史料，为客观研究古代、近代丝绸之路、茶叶之路上各类商品流通的经济规律和运销的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

 作者简介：梁勇，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聘研究员，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