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览馆和图书馆是一个社会体现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民族省区而言，其中博物馆的功能和作用，可谓不可小觑，它不仅能够充分展现一个民族历史以来爱国主义精神的丰富内涵，而且，尤其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旋律历史的最重要公共平台和载体。锡伯族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历史传统的民族，自祖国的东北西迁至新疆伊犁的259年的历史长河中，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篇章，铸就了历史内涵丰富的西迁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锡伯族人民一直渴望有一个展示本民族爱国主义历史和融入中华文化共同体过程的级别较高的博物馆载体。近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锡伯族西迁文化学会拟建锡伯族博物馆的动议，可谓是适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其典范作用和教育意义非常明显，理应受到各阶层的重视和支持。本文所述既是昌建锡伯族博物馆的政治和现实意义所在，又是博物馆展版的主题内涵。

铸就伟大的西迁精神

锡伯族在新疆已有259年的历史。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辽宁盛京（今沈阳）地区的四千多名锡伯族军民，奉清政府的命令，西迁新疆伊犁组建锡伯营八旗，职守保卫祖国的西部边疆。在西迁过程中，400余名未被挑选的锡伯人，悄然跟随西迁队伍而来，实现了其保卫祖国边疆的初心，谱写了锡伯族西迁史上的动人一曲。这在其他民族国家行为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一、锡伯族西迁线路略图

锡伯族军民进驻新疆伊犁，组建锡伯营八旗，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是非常明确的。他们与满、索伦、察哈尔、额鲁特、绿营等军民一起，驻守近百处卡伦台站，换防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区，定期巡防数千里边防线，多次参加平定内部叛乱，共同抵御阿古柏和沙俄的入侵，兴修水利，开发建设边疆，这成为锡伯族新中国成立前数百年奋斗史的主旋律。在此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新疆锡伯族军民以西迁为历史起点，几乎全民皆兵，先后以三千余名官兵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完成了国家赋予的光荣历史使命，也逐步铸就和完善了锡伯族人民共同守奉和坚持的伟大西迁精神。

锡伯族的西迁精神不是随心所欲提出的空洞概念，亦非政治化口号，它是锡伯族人民以丰富的历史内涵铸就的宝贵精神遗产。西迁这一牵动本民族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影响了锡伯族的分布状况和文化取向，而且，还影响了我国新疆伊犁地区的历史格局，使锡伯族在我国西北地区历史篇章中，留下了不可不重笔的光辉一页。而且，西迁精神的内涵已为历史所一一验证，为实践所步步考验，为故人所辛勤践筑。可以说，西迁精神是锡伯族先辈们用鲜血和汗水、用坚强和执着、用忠诚和信念铸造的，这就是：

西迁精神：

万众一心听从祖国召唤，

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

义不容辞保卫边疆安全，

代代接力建设共同家园。

西迁精神作为一面锡伯族的历史风雨绣制的光辉旗帜，树在任何时代都会发出主旋律光芒，产生激励各民族意志的作用，并且，在新疆各民族历史上也具有典范作用和意义，其内涵应成为全体锡伯族人民期盼中的博物馆展版主线。

二、博物馆展示的内容丰富

博物馆展版基本以文物、实物模型、档案文献、图片和绘画、文字解说等组成。作为锡伯族博物馆展版的历史内容，以西迁精神的内涵作为主轴布局线，以时间为序，能够全面展示锡伯族徒步万里长征、百多年赤心不渝守卡换防、不辞艰辛巡防数千里边防线、百死不辞参加平定内乱、御外侵维护祖国统一、白手起家开发建设边疆等为祖国作出的历史贡献。这既是昌建锡伯族博物馆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所在，又是博物馆展版的锡伯族光辉历史内涵。

1764年锡伯军民的到来，形成新疆北路重要的清代兵团之一，成为清代保卫新疆边陲的中坚力量。锡伯族军民自进驻伊犁伊始,便开始不折不扣地奉命履行国家赋予的神圣职责。

第一，驻守卡伦台站，换防南北疆重镇要地，保卫祖国边疆。

（一）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地区。1766年西迁军民刚在伊犁河南岸落户，伊犁将军便令锡伯营抽调精兵，同满、索伦等营官兵一起前往塔尔巴哈台换防。1771年伊犁将军又奉命拣派锡伯、满、索伦、察哈尔营官兵，前往喀什噶尔地区换防。官兵们100多年忠于职守，无私奉献，为祖国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二）防守伊犁地区卡伦、台站。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辖，在新疆南北各处设立了近百座卡伦和台站，1777年伊犁将军令各领队大臣分管这些卡伦和台站，锡伯营奉命管辖的18座卡伦均在伊犁河以南地区，其职责为监督游牧、缉查逃犯、传递公文、守护厂矿、巡查游人、保卫边界等。锡伯族官兵驻守卡伦的制度一直持续到1949年。

（三）巡查西部边界。在清代，伊犁以西自北往南分布着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清代称布鲁特）族游牧民，他们每年与清朝允许的新疆各贸易点进行贸易，或者经常查寻双方越界的牲畜，交往极其频繁。因此，清政府为了维护和安定边界游牧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自乾隆四十年代起，每年夏、秋定期差派数百锡伯、满等营官兵前去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南北数千里边界，保证了漫长边界的安定。

锡伯营驻守的卡伦遗址

第二，多次参加平定南疆和卓后裔发动的武装叛乱，数百名锡伯族官兵为保卫边疆安定血洒疆场，谱写了义不容辞维护边疆稳定与安全的壮丽诗篇。

（一）参加戡定张格尔叛乱。1820—1828年，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和田发生了历时八年的武装叛乱，史称“张格尔之乱”或“西四城叛乱”。在八年的各次平叛战役中，伊犁锡伯营数百名官兵与其他官兵一起，配合关内清军，与数万、十几万的叛军作战，在整个平叛战争中，锡伯营官兵数百人献出了宝贵生命。当张格尔走投无路率少数随从仓皇逃到喀尔铁盖山后，锡伯马甲讷松阿、舒兴阿等奋勇追至山上，将其活捉。战争结束后，额尔古伦、德克精阿、讷松阿、舒兴阿等锡伯族战斗英雄受到清中央政府的嘉奖，并授予英雄称号，有的被绘图紫光阁。

（二）参加平定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之乱。1830年浩罕封建统治者挟持张格尔之兄玉素甫率兵侵犯南疆喀什噶尔等地。喀什噶尔领队大臣额尔古伦率锡伯等营换防兵进剿玉素甫叛军。之后在伊犁将军所派1000多名锡伯、满、索伦、察哈尔、额鲁特营援兵的配合下，分别解除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等城之围，一年多时间的平叛战役胜利结束，多名锡伯族官兵献出了生命。

（三）参加平定新疆南部七和卓和倭里罕之乱。七和卓之乱发生于1847年7月下旬至11月间；倭里罕之乱则发生于1857年6—9月间。在这两次平叛战役中，先是100多名在南疆换防的锡伯族官兵与其他换防官兵一起首当其冲，与敌正面作战，然后配合伊犁增调的数百名锡伯等营官兵，最终平定了叛乱。在这两次平叛战役中，涌现出十几名锡伯族战斗英雄，分别受到清政府授予光荣称号、升换顶戴、晋升官职等不同奖励。

（四）锡伯族官兵为国献躯。伊犁辛亥革命时期，新满营100多名锡伯族官兵与锡伯营新招募的五百名官兵一起，前往东部与袁大化保皇军作战，在各次战役中，有100多名锡伯族子弟为保卫共和献出了生命；1920—1921年，在苏联境内与红军作战溃败的白卫军头目阿连阔夫、杜托夫等，率1000多名败兵和大量武器装备窜入伊犁、塔城地区准备暴乱，新疆政府先后两次自锡伯营征调1500多名官兵，分别派往伊犁、塔城等地，同苏联红军和省军一起镇压和肃清；1931—1933年，新疆政府先后三次从锡伯营招募近1000名官兵作为新疆国防军，在保卫乌鲁木齐的同时，与来犯新疆的西北军阀马仲英军队作战，在昌吉、乌鲁木齐各次战役中先后近200名官兵壮烈牺牲。

第三，抵御沙俄侵略，驱逐阿古柏匪徒，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一）抵御沙俄侵略，反抗其殖民统治。1867年沙俄完成对中亚三汗国的征服后，开始觊觎伊犁地区。早在1863年，沙俄军队就向锡伯等营官兵驻守的伊犁西部博罗胡吉尔卡伦进犯，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击。之后，伊犁将军派锡伯营总管德格都率锡伯等官兵数百人前去打退了敌人。1871年5月，沙俄军队在向伊犁推进过程中，也遭到索伦营之锡伯、达斡尔、鄂温克族官兵抵抗，使其侵略计划多次受挫。尤其是在同年6月28日沙俄挺进我方阿克肯特前哨时，锡伯营派出的500名官兵与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汉、达斡尔等官兵一起，几乎以白刃战的形式英勇抗击敌人，谱写了抗俄史上的壮烈篇章，锡伯族有数10名官兵为国殉职。沙俄侵占伊犁后，锡伯营军民在被全面解除武装的情况下，用各种不同方式对抗其殖民统治，如不领其救济粮、不交出户口册籍、不听其禁令、秘密派人到塔城荣全将军行营送情报等。当时的锡伯营总管、署领队大臣喀尔莽阿，在沙俄殖民统治者面前表现出高尚的爱国民族气节。他率领锡伯营军民有组织地抵抗沙俄当局，引起沙俄殖民者的忌恨，最终全家被沙俄官兵押送出伊犁。他到塔城荣全将军的行营后，奉命组织数百名自锡伯等营逃出的军民，先后在塔城、乌苏、车排子、博尔塔拉等地开荒种地，为左宗棠收复伊犁准备军粮，受到清政府的多次嘉奖。

（二）参加驱逐阿古柏侵略者的战役。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全疆之乱率军侵入南疆，至1867年已占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等七城，建立所谓的“七城汗国”。之后又侵占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对各地人民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1876年清军收复新疆的战役打响后，散落各地的锡伯族军民自愿加入进疆清军，在收复玛纳斯、乌鲁木齐等战役中作出了贡献。同时，不少富有屯垦经验的锡伯人还在乌苏等地屯种粮食，供给进疆清军，不少官兵得到清政府升换顶戴、提升官职等嘉奖。

历史告诉我们，锡伯族的历史是以伟大的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光荣历史，其爱国主义精神是在坎坷的历史进程中用血肉凝成的，是用几千名英雄官兵的宝贵生命换来的，并与各族人民共同铸成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就是这样的历史佳话。”

在当代，用博物馆的功能发扬光大锡伯族这一伟大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对目前我国边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应在各民族共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永世和谐相处方面，发挥基石的作用。

三、融入多民族文化环境

新疆锡伯族的历史，自始至终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尤其是与新疆断代史本末同步，荣辱与共。而其文化，也是锡伯族军民自进驻新疆伊犁伊始，便在逐步融入中华文化共同体轨道上继续前行，从起初民族之间的交往始，逐步发展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日益加深的文化交流，又发展到民族间的交融，最终达到民族之间文化的和谐包容。可以说，锡伯族在融入中华文化共同体方面的自觉性和包容程度，在新疆多民族大家庭中，真正发挥了无可否认的引领作用。因此，作为锡伯族博物馆，在充分展现本民族逐步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过程的同时，还要充分展现其逐步融入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历史过程以及文化融入事实，如此方能够体现一个民族博物馆展板的完整性，发挥其有效的历史文化双重认知和教育作用。

锡伯族先祖的文化，依次经历了东胡、鲜卑、契丹、女真等部族文化的塑造和影响阶段，使其培育了全民族兼收并蓄、广纳众长的文化宽容精神。在辽朝神州三年（918），即建辽第三年，耶律亿便“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从此锡伯族祖先开始接触儒家和佛教文化。史至元明，蒙古文化又为其注入了新的成分，使本民族的文化宽容精神又进一步得到提升，结果，锡伯族先民与蒙古族和谐相处400余年。这充分证明，民族之间要和谐相处，首先要达到文化和谐。对这一人文法则，锡伯族先祖早已懂得了其原理。

康熙年间，锡伯族军民被“赎出”编入满洲八旗，为其融入满—通古斯文化体系创造了各方面有利条件，几十年内锡伯族军民便基本接受了满族语言文字及社会文化，尤其是满语满文已成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在整个清代和民国初年，锡伯族通过《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四书五经》等数百种满文译本或满汉合璧中华经典，在极其严格的封建八旗制度下，在与中原不直接交往的情况下，感知和接受了中华文化及其传统思想，因此，至近代，锡伯族逐步融入中华文化体系，在全民族接受儒家文化的前提下，其思想文化、价值取向、心理素质、风俗习惯等，与汉等民族趋向一致。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封建封闭环境的逐步打破，新疆锡伯族开始融入近代多民族文化环境。可以说，辛亥革命之后是锡伯族军民大踏步迈进近代文化塑造环境，以博大的民族宽容胸怀更快地融入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时期。

第一，在这一时期，与封建文化势不两立的中原各类进步思想文化开始在锡伯营传播，锡伯族氏族文化和封建文化开始受到严重冲击。锡伯族知识阶层受到近代进步思想潮流的熏陶，踊跃创办各种民间进步文化团体，使中原的近代化思想文化普遍传播到锡伯族社会，封闭的锡伯族社会各领域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一批批接受近代民主主义、改良主义以及苏俄近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在锡伯族社会起着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

第二，兴办教育，引进中原近代化教育模式和内地中小学教材。学校普遍开始聘请汉族教员，开展锡汉双语教育，使一批批锡汉双语兼通的知识分子陆续登上政治、教育、文化等舞台，并为政府各部门输送锡汉兼通的双语人才，尤其在新疆政府各部门，一批锡汉、锡维、锡哈、锡俄双语或三四语兼通的口语翻译人才被聘从事翻译工作，在各民族间有力发挥了交际媒介作用，因而，锡伯族开始被兄弟民族称为“翻译民族”。

第三，锡伯族子弟开始走出封闭的环境，纷纷到伊宁、乌鲁木齐等地求学，并继续到苏俄留学，接受近代化文化教育，逐步形成了主动传播中原文化和苏俄文化的本民族文人阶层。同时，锡伯族社会又广泛接受内地汉族移民，开始了锡伯族历史上锡汉杂居的友好局面，使很多河南、湖北、天津等地来的汉族移民，在与锡伯族民众的交往过程中，都学会了说锡伯语，并开始部分地学习和接受锡伯族风俗习惯，先后融入锡伯族社会。

第四，锡伯族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大量接受汉族习俗文化和民间信仰文化。清末便开始的将自己的锡伯语复姓改为汉语单姓的现象，至民国时期已成为普遍现象；在饮食方面，西北汉族地区的饮食文化以及蔬菜品种日渐被引入，本民族的饮食结构和习惯日益起变化；在服饰方面，民国以来，锡伯人逐渐把自清朝延续的长袍马褂换成自中原引进的轻便服饰；在民间信仰方面，自中原移植的关帝神、灶神、娘娘神、驱蝗神、四大天王、门神、八仙等，成为本民族普遍崇拜和祭祀的神灵。

第五，在民间，一批接受和具备近代进步思想文化的知识分子，纷纷倡导反对封建迷信，鞭醒愚昧，通过译介汉文学和俄苏文学作品、移植西北地区戏剧、歌舞、音乐等方式，在社会上推动兴起了新文化启蒙运动，其中艺术方面，戏剧（锡伯族称汉杜春）剧种移植最多，如源自陕西“曲子”（越调）、兰州“鼓子”(鼓子调)、青海“平弦”（平调）以及西北等地的小曲子等，它们与本民族的传统音乐融合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锡伯族地方戏曲。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锡伯营八个牛录更加掀起学演汉杜春的高潮。新中国建立后，察布查尔县各牛录都成立了业余剧团，通过翻译、移植、自编剧目等，使汉杜春的内容得到很大更新，推动了锡伯族文化艺术事业的更快发展。

第六，随着锡伯族地区多民族杂居局面的日益加强，锡汉通婚由个别发展到普遍现象。目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锡伯族农民和干部家庭均与汉族有了联姻关系，或锡伯男子迎娶汉族女子，或锡伯女子嫁给汉族男子，双民族或多民族家庭成为锡伯族地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民族学角度讲，民族间通婚是各民族交融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民族感情融通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它将引发民族间更多的同一性，可以大大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和睦。

第七，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锡伯族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文化的更新和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和形式在进行，但其更新和发展基本按照客观规律有存汰、有弘扬、有引进和消化。在旧中国形成的信仰文化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传统的民间音乐舞蹈和民间文学，在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向大众化方向发展，并且各民族共同化的成份越来越明显；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特点的用汉文创作的诗歌、散文、叙事诗、小说、歌谣、戏剧等应运而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锡伯族的文学创作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进入了繁荣时期，本民族第四代创作队伍开始活跃在文学创作领域，创作出一批汉文长、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用汉文出版和发表数百数千万字研究著作、辞书、资料集、论文等，并用锡伯文翻译出版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汉文小说、散文以及国学作品等。 

在锡伯族社会出现的上述文化上的变化，从社会发展的规律言，具有普遍意义。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社会的发展扩大和提供了人们传统的价值取向、文化自信、思想观念、心理素质等调整更新、重新选择的空间和机会，本民族的部分传统文化处在了被更新的阶段，现代中华共同体文化已经大量进入了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说经济发展促使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型，传统文化的转型又促使了本民族精神文化的进一步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几十年传统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充分说明其文化中阻碍社会进步、影响民族观念意识更新的落后成分，在接受中原共同体文化过程中，已自觉不自觉地被遗弃，这是本民族社会进步的鲜明表现。在目前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大前提下，在挖掘、保护、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继续以博大的民族宽容胸怀，进一步吸收、移植、认同中华优秀文化，对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保持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各民族文化和谐，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民族博物馆作为保护、展览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不仅发挥展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发展变化和结构内涵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发挥给民众提供借鉴历史得失、传统文化知识的启迪与传播、青少年受历史文化知识教育的功能。锡伯族的历史与文化，如上所述，是充满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是激励和推动本民族不断适应时代变化、不断促进自我更新的文化，这在新疆各民族大家庭文化园中，具有典范作用和意义，完全可以以“锡伯族博物馆”的载体，宣传和弘扬其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

作者：贺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