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语：2023年恰逢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90周年。忆往昔，自幼年读史，为同盟军的英雄气概而赞叹，也为其不幸结局而伤感。从学以来，以中共党史为研习重点，受刘涓迅、胡宁两位老师点拨，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刘文锦会长作序，曾完成河北省社科基金《红色察哈尔》一书，设有专门章节“中国共产党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该章节综述了建党百年（2021年）之前的研究成果，择要编纂、提炼、总结，结合可靠史料，亦言及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历史影响及失败原因。受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刘文锦会长、焦春金秘书长之邀，现将该章节摘出网络登载，以供时人及后人参稽。

 

中国共产党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郎琦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是中共与冯玉祥经过密切接触、达成共识后，由冯玉祥出面组织、中共积极协助，在日寇大兵压境察哈尔的关键时刻揭竿而起。同盟军虽以失败告终，“但其对北方的抗日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在短短的时间里为党在后来的北方白区和陕北红军斗争中锻炼了一批抗日干部；同时，在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和民族危机关头的困难条件下，我们党和冯玉祥先生及其影响下的爱国将士结成了一条局部国共合作性质的统一战线，这对后来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解放战争期间冯系西北军的爱国军人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弃暗投明，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影响。”

一、抗日同盟军的缘起及军事斗争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缘起与中共北方特科（北京特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冯玉祥再次与中共合作，开展抗日救亡，很大程度上是北方特科发挥了主要作用，并为抗日同盟军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一）北方特科与冯玉祥的抗日谋划

冯玉祥同蒋介石“同流合污”的反共道路并未走多久便发生了中原大战，冯部被蒋拉拢利诱、挑拨离间所瓦解。冯玉祥不得不跑到山西汾阳过起了隐居生活。此间，冯对以前的行为有所反思，对过去反共的错误有了一定认识，因而再度寻找中共，并与中共山西省委取得联系，希望重新合作。

“1931年8月，中共临时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来到北方开辟新的秘密工作”，陈在天津委托吴成方创建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即中共北方特科，并布置了任务。大致可归结为特殊军事活动、特殊政治活动（统战性质）、保卫组织、情报工作四类。从北方特科的工作任务来看，比较适合做冯玉祥的统战工作。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通过冯玉祥的代表赵彦卿与冯建立了联系，并委派肖明（萧明）在中共拟定的会谈要点基础上与冯进行了全面会谈。冯玉祥“承认一九二七年背离共产党是错误的……他与蒋介石搞在一起，促使宁汉合流，结果等于拆了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的台。”冯玉祥对自己过去错误的深刻反省，加之在抗日问题上与中共政策相符，进一步坚定了北方特科与其合作的信心。此次会谈，冯在日记中写道：“日人侵略日甚一日，而恶劣政局仍日固一日，国亡无日矣……高同志介绍萧同志来，谈发展党务，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到农工群众中去作工及如何作法，此为极难之事云云，诚为有识之话……本日天寒甚。萧君同我商谈救民大事……萧先生谈各事，颇有教训……保护色之利用，是革命成功的第一要件。”

肖、冯会晤后，“冯玉祥在政治上有了主张，行动就有了明确方针，他可以在原来的老部下中进行抗日动员活动了。”在此情况下，中共北方特科受邀于冯玉祥，共同筹划抗日。自1932年初，冯玉祥多方奔走呼吁抗战，并向政府提出议案，要求收复失地，但均因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而付之东流。遂听从北方特科建议，移住张家口直接筹划组建抗日武装活动。北方特科之所以为冯做如此打算，与他前期在张家口的军政活动有很大关系。冯到张家口后，北方特科派中共党员秘密协助筹划建立抗日武装。这些人与冯玉祥配合默契，深得冯的信任，抗日武装筹建工作十分顺利。

当时，察哈尔驻扎的东北退守部队达数万之众，互不统属、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经中共与冯玉祥多方联络、耐心说服，多数表示拥护冯的领导进行抗日。一些爱国军人和志士得知冯在察哈尔组建抗日部队，纷纷来归。至此，汇集在冯玉祥抗日麾下的部队已达十万人，创建抗日军队、树立抗日义旗的时机已经成熟。1933年5、6月间，“察东四县”被日伪占领，察哈尔形势进一步恶化。经中共与冯玉祥多次协商，集议公推冯为总司令，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当此危难之际，奋起抗战。

（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组织机构

1933年5月26日，张家口召开了有数千军民参加的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冯玉祥在大会上宣布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救国讲演，向全国发出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一致武装抗日，收复失地。《冯玉祥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电》发表后不久，驻察哈尔各路部队、全国社会团体甚至是国民党个别党部都纷纷致电表示支持与拥护，参见表2—1：

 

表2—1:1933年5-6月全国各地拥护抗日同盟军通电简汇

 

致电者	致电日期	主要内容
张军长人杰响应冯总司令就职通电	1933.5.27	敢祈全国同胞认清道路，鉴别邪正，同声奋起，一致拥护。
邓文拥护冯玉祥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通电	1933.5.27	谨率所部两万健儿，服从钧座指挥，前区杀敌，赴汤蹈火，义所不辞。
方振武响应冯玉祥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通电	1933.5.28	振武决奉先总理之遗教，暨真革命之精神，捍卫疆域，惟力是视。
自卫军军长张砺生响应通电	1933.5.29	仅率我察哈尔省父老子弟，组织自卫军，追随我冯总司令。
李忠义刘震东响应通电	1933.5.29	冯总司令，坚毅卓绝，夙为抗日战士及全国民众所信仰。
上海各民众团体救国联合会贺冯总司令就职电	1933.5.29	特电驰贺，敬祝成功。
济南民众团体联合会贺电	1933.5.29	伫盼我公即日长驱关外，痛饮黄龙。
张作相等五十余将领响应通电	1933.5.31	张作相、孙魁元、张自忠、刘汝明等。
山东全省民众抗日会贺电	1933.5.31	头颅犹在，热血可溅，誓从公后，湔雪国耻。
广州特别市党部贺电	1933.6.1	国事尚有可为，敬希加倍努力。
西南各省国民对外总会贺电	1933.6.1	务望整我师旅，还我河山，全国人民，誓为后盾。
广州市参议会	1933.6.2	本市百万市民，誓为后盾。
天津中华民族自救会	1933.6.15	破内奸之企图，挫外寇之凶焰，拯我民族，救我国家。
抗日军各将领表明追随冯总司令抗日态度通电	1933.6.20	兹谨率民众抗日同盟军将士，追随冯总司令之后，重整义旗，克日北指。
东南五省民众抗日救国会贺电	1933.6.20	本会誓死以抗日救国为永不变之宗旨。
西南政委会请关黄肖等屏绝内争共御外辱电	1933.6.22	万望精诚团结，互相提携，屏绝内争，共御外辱……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国民党留沪中央委员请蒋汪援助冯玉祥抗日电	1933.6.22	政府宜奖其忠忱，嘉其勇毅，补充其军旅，俾得安心练兵，保障边陲。

 

注：根据政协多伦县委员会：《多伦文史资料》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137页）；政协张家口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1-32辑（1997年，第32-38页）、第19辑（1991年，第172-182页）、第26-27辑（1995年，第32-46页）制定。

 

如上表所示，冯就职同盟军总司令后，得到全国爱国志士、社会团体的拥护，张家口附近各部军队均表示“悉听指挥”，西南、东南、广东、山东等地均有通电响应，即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各军将领亦致电支援，足见抗日乃大势所趋。

1933年6月15日，“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开幕，到会代表有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61人，中共党员宣侠父、张慕陶参加了大会。会议进行了五天。通过了抗日同盟军纲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随后，依据军委会组织大纲，选举了军事委员35人，后补委员29人。推举冯玉祥、方振武、孙良诚、吉鸿昌、张允荣、邓文、佟麟阁、张人杰、邱山宁、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为常务委员。抗日同盟军军事组织序列如表2—2所示：

 

表2—2：抗日同盟军军事组织序列

 

军队番号	领导人	下辖部队	备注
第一军	佟麟阁	辖两师一旅	7月25日起第24、25师归第一军节制，其中第二师系中共领导，中共干部担任团、营主要领导，系汾阳军校部队。
第二军	吉鸿昌	辖四个师	吉鸿昌入党时间问题决定了第二军是否为中共领导，第五师系中共领导，师长宣侠父。
第五军	阮玄武	辖两个师	第十八师系中共领导，师长许权中。
第六军	张凌云	辖两个师
第十六军	李忠义	辖三个师
第十八军	黄守中	辖五个师	系热河民众抗日救国军，由中共张家口特委（北方特科派驻）发动，孙殿英骑兵第四师后加入。
第五路军	邓文	骑兵三师一旅、步兵一旅	系马占山旧部。
第六路军	刘桂堂		此前投敌，后在沽源通电就职，前委派中共干部前往开展工作。
骑兵挺进军	孙良诚	第一、二挺进军	大部分为东北、热河、蒙古义勇军。
察哈尔自卫军	张砺生	三个师、两个支队	系张北、商都、宝昌保甲民团。
抗日救国军	方振武	辖两个军	方振武率部北上。
蒙古军	德王	辖三个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投靠日本。
蒙古自卫军	富华亭	辖三个师
同盟军总部直辖部队有：独立第1、2、3、4团、卫队团；干部学校军官、军士及学生大队（校长为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第一、二、五军为冯玉祥嫡系部队。

 

注：根据刘涓迅整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大事记》（河北省政协编：《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3-207页）；1937年5月冯玉祥等在纪念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战四周年散发纪念册，载政协多伦县委员会：《多伦文史资料》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9-191页）；1933年赵谨三编《察哈尔抗日实录》，载政协多伦县委员会：《多伦文史资料》第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129页）制定。

 

通过上表可见，同盟军军事组织序列庞大，共有12个军、30-40个师。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力量，客观上完全能够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尤其是中共领导的军队，如第二师、第五师等，在收复“察东四县”的战斗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这样的编制体系也存在重大隐患：第一，抗日同盟军系一个松散的“邦联”组织，各军多是退驻察哈尔的部队，仅改称了番号，虽向冯表达了抗日决心，但缺乏组织凝聚力；第二，各军领导人之间互相倾轧、猜疑，均有保存实力的想法，冯玉祥与方振武亦矛盾重重，加之同盟军后方补给困难，以至于战斗力严重不足；第三，很多领导人系摇摆分子，刘桂堂即为一例，这部分人见风使舵、抗日不足、扰民有余，成为同盟军内部的巨大隐患。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军队的整编训练工作迫在眉睫。需要中共派大量干部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整训、政治训导、组织管理等。北方特科领导人也确实意识到整编训练的重要性，为此不得不违反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与河北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河北省委执行了与北方特科完全向左的路线，以致同盟军在收复“察东四县”后走向失败。但是，从北方特科与冯接洽到抗日同盟军组建，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与冯玉祥等的合作也是成功的。

（三）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军事斗争

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后，吉鸿昌即率领卫队赴张北组织了抗日同盟军总指挥部。吉鸿昌、李忠义、邓文发出就职通电，表示了“愿掷头颅，换取民族生存，挥我热血，收复大好河山”的决心。他们制定了详尽的作战计划，厉兵秣马、待命杀敌，北上光复“察东四县”，见表2—3：

 

表2—3：察东四县沦陷与抗日同盟军光复时间表

 

县域名称	沦陷时间	同盟军光复时间	备注
多伦	1933.4.29	1933.7.12	一说沦陷时间4.28
宝昌	1933.6.4	1933.7.1
康保	1933.6.8	1933.6.22
沽源	1933.5.24	1933.6.23	7.1刘桂堂通电反正

 

注：根据《多伦县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沽源县志》（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太仆寺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康保县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制定。

 

通过上表可见，“察东四县”沦陷日期与抗日同盟军组建时间相对一致。同盟军积极筹备之时，正值多伦沦陷，5月26日同盟军宣布成立前后，“察东四县”相继沦陷。可见，同盟军的组建亦为日寇所迫，以期尽快挽救察哈尔危亡。此时，冯玉祥的活动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也在此时签订。“《塘沽协定》的签订与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冯的组军行动影响着《塘沽协定》的签订，中日谈判代表在正式协定案签字后，又针对冯在张家口的筹备抗日活动签订了《觉书》，作为《塘沽协定》附件，成为后来日、蒋联合剿灭同盟军的依据；另一方面,《塘沽协定》的签订又在客观上为同盟军的成立提供了有利条件。”

“察东四县”光复过程，学界著述颇丰，文字叙述甚众，多以史实而论。现将吉鸿昌战况电报分列如下，以窥其实。

 

表2—4：光复“察东四县”过程中吉鸿昌战况电报汇总

 

时间	电报主旨	涉及县城	备注
1933.6.22	康保伪军……被我王支队长击溃……康保完全被我军占领。	康保	康保光复
1933.6.23	李军长忠义部先头……准备进攻沽宝。	沽源、宝昌	刘桂堂与同盟军联络
1933.6.24	我李军长忠义部……已进占二台白庙滩之线……张北驻军太多，给养太感困难。	张北	日寇未占该县
1933.6.26	骑三师固守张北县城。	张北	日寇未占该县
1933.6.27	向宝昌方向推进。	宝昌
1933.6.29	遵于俭日亲督各部分向沽源、宝昌推进。	沽源、宝昌
1933.6.30	左翼……进迫宝昌，右翼……进迫沽源。	沽源、宝昌
1933.7.1	残敌弃宝昌东窜，我军连夜进驻宝昌县城……刘桂堂已就我第六路总指挥。	沽源、宝昌	沽源、宝昌光复
1933.7.2	惟给养确实困难……但宝多一带，战后疮痍，民难自给。	宝昌、多伦
1933.7.3	多伦驻有（伪军）……四千多人，日军多寡未悉。	多伦
1933.7.5	连日大雨，行军稍感困难……拟率部黄昏或拂晓进攻……可一鼓而下。	多伦
1933.7.7	开始围攻多伦……暴日严令李逆守忠死守多城。我军决以头颅碧血与敌周旋。	多伦
1933.7.11	李逆凭险顽抗……盼接济给养，而维军食。	多伦
1933.7.12	收复多伦，敌已东溃……惟疮痍遍地，善后救济，诸待力行。	多伦	多伦光复

 

注：根据扶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扶沟县志》（评审稿上）（2011年，第296-298页）；《张家口文史资料》第19辑（1991年，第183-188页）、第26-27辑（1995年，第44-51页）制定。

 

以上军情电文，呈现出三个特点并透露出相关历史信息：第一，自6月22日至7月7日，吉鸿昌发报军情电文较为频繁，几乎每日一电，相隔不超一天。从电文内容看，收复康保、沽源、宝昌相对顺利，其中沽源伪军闻讯反正，使同盟军士气大振。由此，吉鸿昌7月5日有“一鼓而下多伦”之电文。第二，多伦之战电文呈现“我军决以头颅碧血与敌周旋”“李逆凭险顽抗”字样，足见战斗胶着、十分艰苦。7月7日后连续数日未见军情电，盖因同盟军血战疆场未及汇报军情。第三，自康保光复后，吉鸿昌两封军情电涉及未被日伪侵占的张北，内容是关于给养和固守大本营。在收复“察东四县”过程中，吉鸿昌军情电文多次提及“疮痍遍地”“给养困难”等。可见，同盟军后勤补给严重短缺，“察东四县”光复后，“善后救济”等问题也呈现出来。

综上，同盟军于6月22日收复康保，7月1日与伪军主力激战收复宝昌，驻守沽源伪军宣布归顺。7月7日，兵分三路对多伦发起总攻，12日收复多伦。同盟军在收复“察东四县”战斗中，共计伤亡官兵1600多人，其中阵亡312人，重伤453人，轻伤927人。可以说，光复“察东四县”是抗日同盟军在内外交困下，以残破枪械与日伪周旋并取得胜利的壮举。其告捷原因有三：一是同盟军将士的抗日热情。在战斗过程中，同盟军将士忍饥挨饿，不怕劳苦、不怕牺牲，以“为国家民族奋起抗日”之精神支撑，终得胜利。张家口及周边人民均竭力救助并运送伤员，多伦克复后全国各界团体纷纷致电祝贺，鼓舞了同盟军坚守城池之决心。二是同盟军采取了正确的战术策略。在同盟军组军过程中，日伪侵占了“察东四县”，同盟军成立后没有坐以待毙，立即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日伪仓促应战，被同盟军各个击破。三是伪军反正是取胜的客观因素。“察东四县”除多伦外，仅有伪军驻守。日寇利用伪军抵御同盟军，让中国人打中国人，用心十分歹毒。为此，同盟军适时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积极争取伪军反正，顺利收复沽源。

“察东四县”光复，举国振奋。张家口数万军民于7月中旬在上堡体育场召开“张家口军民庆祝收复多伦大会”，全国各界也纷纷致电祝贺，参见表2—5：

 

表2—5：抗日同盟军克复多伦后一周内全国贺电汇总表

 

时间	贺电名称	备注
1933.7.13	察哈尔民众贺克复多伦电
	天津全国民众救国联合会电
1933.7.14	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庆贺克复多伦电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贺电
	上海教育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电
	上海抗日救国民众御侮救亡大同盟各界义军后援联合会贺电
	李协和复冯玉祥电
	朱子桥贺电一、二、三	东四省后援会设立者
	上海妇女协会海员工会联合会邮电工会联合会贺电
	江苏省各县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贺克多伦电
1933.7.15	上海市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贺电
	蔡总指挥廷锴贺电
	朱懋澄贺电
	中国国民党护党统治会贺电
	东南五省民众抗日救国会贺电
1933.7.16	上海商人救国协会克复多伦电
	东北义勇军后援会贺电克复多伦并捐洋五千元电
	李烈钧贺电（电文注7月）	国民党中央委员
	程潜、陈嘉佑贺电	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3.7.17	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等贺电
	上海市鱼业检查仇货委员会贺电
	蒋光鼐、蔡廷锴贺克复多伦电	十九路军将领
	西南执行部庆贺克复多伦电
	李济深、陈铭枢贺多伦电	国民党“福建事变”发动者
	西南政委会请北方各将领一致主张正义电
1933.7.18	裴鸣宇、张岱岑、曹任远贺电
	香港支部执行委员会克复多伦贺电
	多伦各法团请南京政府移攻察之师以攻热电

 

注：根据1933年上海军学社刊印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载政协多伦文员会：《多伦文史资料》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4-164页）；《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1-32辑（1997年，第42-43页）、第19辑（1991年，第192-199页）、第26-27辑（1995年，第52-61页）制定。

 

通过上表可见，“察东四县”尤其是多伦光复后，举国欢腾，贺电纷至。涉及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及个人，其中不乏国民党中央一级大员，如李烈钧、程潜等，也有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及将领，如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由此可见，1933年同盟军光复“察东四县”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对南京政府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

察哈尔抗日救国的呼声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视其为“攘外必先安内”妥协政策的对立面。为此，蒋介石千方百计破坏同盟军，对其进行舆论围剿、经济封锁和分化瓦解的同时，还积极策划对同盟军的军事围攻。为避免“引起内战，将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冯玉祥离察隐退。依照蒋的命令，宋哲元部进驻张家口收编同盟军，“补充了大量军械装备，得到大笔编遣费用。此后，宋哲元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实力派军人，二十九军也迅速成为北方实力最强的军团。”唯有吉鸿昌、方振武以及中共掌握的军队誓死抗日到底，并改名为“抗日讨贼联军”，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但终因无后援、无给养、孤军作战，在日蒋相互勾结的围攻下失败了。

二、中共对同盟军的统战工作评介

中共对冯玉祥及同盟军的统战工作复杂多变，经历了“北方特科”与“河北前委”两个阶段。北方特科与冯玉祥达成了良好的合作协议，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共党员也在同盟军中担任要职，发挥积极作用。同盟军组军过程中因需大量中共干部派驻，特科负责人吴成方与河北省委取得联系，河北省委成立了“中共河北前线工作委员会”，客观上接手了全部工作。河北前委的统战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在“左”倾路线影响下，“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导致同盟军最终走向失败。

    （一）北方特科统战工作的成绩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竖起抗日大旗，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进行联合抗日、局部国共合作的一次伟大尝试。同盟军杀敌御侮、收复失地的英雄业绩值得赞颂，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所起到的鼓舞和推动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北方特科的统战工作有很大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统战政策为冯玉祥所接受。北方特科与冯玉祥达成的合作方针，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为基本宗旨；不公开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实行“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在同盟军的纲领中不提南京政府如何反动、地方军阀如何不好，等等。冯玉祥对这样的方针颇为赞同，成为中共党员实际工作中所遵守的统战政策和行为准则。该政策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适应抗日大趋势。在此政策指引下，中共党员容易在同盟军内部发挥领导作用。

其二，冯玉祥对北方特科高度信任。据载，“北方特科派赴张家口的工作干部，多数为大革命时期曾在国民军工作，并为冯玉祥所熟悉和信任的人，如张慕陶、张存实、宣侠父等都曾在冯部国民军做过政治工作。”冯认为中共干部工作经验丰富且有才干，在筹建同盟军过程中，冯对北方特科成员十分器重，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还特别安排张慕陶住在他的图书馆西屋密谈工作。正由于冯的信任，中共党员宣侠父、许权中能够分别出任同盟军五师、十八师师长。因其余各部均非冯的嫡系，这也是冯在同盟军中的最大任命权限。在冯的允许下，中共在同盟军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

其三，“联合抗日”始终为工作之基。“九一八”后，中国国土沦丧，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引起全国人民强烈不满。长城抗战失败后，察哈尔省成为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日寇不断蚕食，使察哈尔危机四伏。中共自1931年以来，多次发表抗日宣言，这与冯玉祥救国救民的朴素抗日热情高度一致。正是在此前提下，冯玉祥首先谋求与中共方面的再度合作，北方特科与冯的会谈要点也以“联合抗日”为基础，奠定了合作的基本前提，始终未有偏离。

河北前委全面介入同盟军工作后，同盟军的组建已非党的秘密工作，加之河北前委的主要方针政策来自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左”倾路线也就成为自然之事。吴成方在特殊时刻未能遵循党的秘密工作中“不与地方党发生联系”的原则，使得“左”倾路线影响了同盟军，也使陈赓授意吴的“不要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的工作方法失去了意义。

此时的冯玉祥虽仍是一个基督教信仰者，对中共政策的理解和觉悟程度也有限，但确实真诚与中共合作，再未对中共有任何不利行动，这与北方特科的统战工作有很大关系。据吴成方回忆：“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后，前委一些人按照王明路线的调子反对冯玉祥，把他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冯玉祥自己也感觉到共产党人中有人对他是有成见的。然而，他在1933年8月即使下野了，也没有再像1927年那样，对我们采取不利行动。如果当时换个别人，也许会与我们翻脸的”。

（二）河北前委统战工作的变化

1933年初，同盟军组军工作如火如荼，吴成方意识到“如果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一经公开，事情就搞大了。我们事实上所做的工作，已经超出了陈赓同志交给我的工作任务范围”，但“事已至此，不接着干下去也不行了，苦心经营了一年半的抗日组军工作总不能使其半途夭折”。为此，吴与河北地方党组织代表饶漱石取得联系，饶向其介绍柯庆施参加张家口的工作。

“柯庆施在初步熟悉了张家口的情况后，就逐渐在同盟军工作中采取一套与特委（由北方特科派驻张家口——注）不同的做法。”一是公开了党在同盟军中的工作。北方特科与冯玉祥早先协定以“西瓜政策”对付南京政府，暗中蓄积力量。河北前委将其改为“胡萝卜政策”（里外都红），过早暴露了党的工作，给蒋介石以攻击口实。二是对冯玉祥采取关门主义政策。为宣传抗日，北方特科办有《抗日阵线》，河北前委将其改为《老百姓报》，宣传临时中央的“左”倾路线，排斥冯玉祥，刺伤了冯的自尊心与合作积极性，对联合抗日产生消极影响。三是单方面终止了北方特科与冯玉祥的合作关系。河北前委“排斥张慕陶、吴化之、王霖、赵作霖等特委成员，要求将党的全部工作移交前委主持”，在内部拆了冯玉祥的台，导致中共与冯的关系逐步恶化。

当然，河北前委取代北方特科，在同盟军中也做了大量卓有成绩的工作。一是河北前委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不仅使广大群众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二是在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作战过程中，河北前委派出由中共党员组成的宣传队随军行动，协同开展政治工作，对激励同盟军的战斗意志起了很大作用；三是中共派在同盟军中的党员干部，在收复察东失地及日后对日、蒋军队作战中，都发挥了临危不惧、冲锋在前的战斗骨干作用，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这与河北前委的组织与领导密不可分；四是在河北前委领导下，国民军时期的工人战友再次重逢，全面向黄色工会开展了斗争，察哈尔工人运动又一次兴盛。

河北前委统战成绩的取得，也与“交接工作”不畅有关。“一方面，特委按照上级要求，在6月底开始向前委移交工作，但另一方面，因对前委领导的抵触，他们同时也利用过去的关系开展工作，因此，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的移交一直延续至7月下旬。”客观上形成了北方特科开展同盟军上层工作，河北前委开展张家口群众和军事工作，较好地维持了与冯玉祥的合作关系，促进了同盟军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河北前委与同盟军最终失利

河北前委的“左”倾政策以及日、蒋的联合围剿，使得冯玉祥及同盟军处境十分窘困。因前期整编工作不充分，同盟军内部发生严重动摇和分化，很多部队被蒋成建制地拉走，冯也逐渐丧失了信心。“8月上旬，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部召开军政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吉鸿昌、方振武等主战派将领力主坚持执行同盟军‘外抗暴日，内除国贼’的行动纲领……冯玉祥表示：如果引起内战，将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保存这一部分力量”。抱此念头，冯通电全国：“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之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受一切，办理善后。”国难当头，内意迭起，驻军于坝上的同盟军召开了御侮救亡军民反妥协大会，反对宋哲元收编。方振武通电就任同盟军代总司令，并将所部开往独石口。除方振武部，未被宋哲元收编的同盟军基本为中共领导的军队。

冯玉祥下野后，由于党的关系暴露，河北前委只能随吉鸿昌领导的同盟军余部行动。此时，中共在同盟军中以师的建制为单位，先后建立了中共工作委员会或支部。据统计，中共领导下的二师、五师、十八师、十六师均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经过战场考验，有100余名官兵加入中共，同盟军各部队共有中共党员330名，团结影响进步官兵5000余人。

1933年8月，同盟军在张北二泉井村召开了中共影响下的各部队主要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柯庆施、张慕陶、宣侠父、吉鸿昌、刘震远、柳青庭七人组成，确定了“向南发展”的原则。由于军事指挥失误，同盟军向西开往商都被高树勋收编了部分兵力，不得不又向东开往独石口与方振武部会师。这时，河北前委进一步排斥北方特科成员。《河北前委关于前线工作的报告》中称：“在这一紧急严重的关头，也就是阶级斗争走上更坚决与更尖锐的关头，隐藏在革命营垒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与机会主义者，更加动摇起来，而公开的背叛革命”，开除了部分人员的党籍。大敌当前，河北前委不仅没有加强团结，反而进行残酷的党内斗争，为同盟军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吉鸿昌率部到达独石口后，亲自到云州与方振武、汤玉鳞、刘桂堂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取消同盟军番号成立“抗日讨贼联军”，推选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决定由独石口出发进攻密云、怀柔，攻入北平。河北前委经研究亦认为：为了实现部队最后到达冀东、察南之目的（开辟苏区），赞同吉、方一起攻打密云、怀柔，并向北平进击，且以“攻打卖国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为口号。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些“左”倾冒险主义的决定，导致了抗日讨贼联军的败北。

三、同盟军的历史影响及失败原因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的创建及抗日活动，声势浩大、震惊中外。虽存在时间不长，但造成的全国影响却是深远的。它用事实表明，只要军民团结一致，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因此，同盟军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日寇的信心和决心，对开展全民抗战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历史影响

同盟军在收复“察东四县”过程中，日军确实占少数，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同盟军“抗日”之初心。察哈尔抗日是当时的时代主旋律，“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冯玉祥陈述克复多伦情形及决心收复失地的通电上诬批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并无此等事实’，并把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血战五昼夜的英勇事迹，污蔑为‘无耻’，充分暴露了其卖国贼的面目。”同盟军“是冯玉祥等在日军侵略的形势下，力图冲破国民党中央不抵抗政策的束缚，率领民众武力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发起的自动抗敌行动”，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其一，骄横日寇遭到沉重打击。

同盟军收复失地的壮举，一扫“九一八”以来抗战的沉闷气氛，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威震中外，全国振奋。上海、北平、天津、广州和其它各省的工、商、教育界的救国团体和个人，以及海外侨胞纷纷来电、来函祝贺，有的捐献财物积极支持同盟军。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在国难当头之际，人心向背皆以抗日救亡为基准。冯玉祥顺应大势，高举义旗，逆政府意愿，做国人想做而未能做之义举，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亦为情理之中事。某种意义上讲，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被打破。据1937年5月《纪念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战四周年纪念册》、1937年上海黑白丛书社发行的《长城察北的抗日》等资料显示，当时驻守多伦的日军有“荒木骑兵旅团”“承德重炮队”等，并布置了炮台三十二座，“日军第八师团”全部开到丰宁以为犄角之势。同时，日军有飞机轰炸同盟军阵地，日军顾问团、特设队等参与李守信部队的指挥。面对日伪的严密防守，同盟军亦发起猛攻，吉鸿昌亲临前线督战，察北军事重镇多伦终被收复，斩断了日寇入侵察省的“触须”。

其二，察哈尔抗日救国运动高涨。

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的过程，是进一步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蓄积抗日力量的过程。据载，多伦光复后“吉鸿昌将军在多伦山西会馆组织召开了规模浩大的万人抗日动员大会。山西会馆院内挤满了人，吉鸿昌将军威武地站在戏台上，语重心长地演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多伦一批青年人纷纷响应，参加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根据河北前委的指示，铁路、电灯、汽车及宣化、张北、万全、蔚县的群众团体发起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御侮救亡会，领导察哈尔工人、学生、市民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十分活跃。察哈尔乃贫瘠之地，而十数万抗日大军齐聚该地后，广大群众想尽办法为部队提供食宿。“察东四县”光复后，察哈尔人民“很快募集了3大卡车的慰问物资，并派代表亲送多伦前线，向劳苦功高的抗日同盟军表示慰问和敬意”。察哈尔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令冯玉祥十分感动，专门修建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和“抗日烈士祠”，“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也在察哈尔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下宣告成立。

其三，民主政权有益尝试。

同盟军纲领规定了一系列有益于民主民生的政策措施，“如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军队不得随意强拉牲畜，以维农业以及剿匪安民、保护工商业、合理负担等。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票选军事委员，组成军事委员会，负责处理本区内军政事宜，总司令执行军委会决议”。这些都是民主建政的有力举措，调动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中共的领导下，很多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度较强，民主政权的实验逐步开展，做出有益尝试。

其四，察哈尔工运高潮再度兴起。

1926年8月国民军西撤，察哈尔大革命高潮转入低谷，革命斗争尤其是工人运动基本处于隐蔽状态。冯玉祥移居张家口并开展抗日组军工作后，下令逮捕公安局原局长，查抄国民党特务机关，使张家口政治环境大为改观。“随着中共张家口市委的成立，共青团张家口市委也得以恢复，书记彭涛，机关设在抗日御侮救亡会，平时即以抗日御侮救亡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占领了官办黄色工会的大楼，赶跑了黄色工会的工作人员，宣布建立平绥铁路自己的工会（即平绥铁路总工会），同时选举了工会领袖……铁路、电灯、电话、邮务、理发、汽车、艺伶及宣化、孔家庄车站等行业和地方先后恢复或重新建立了工会组织，力量日渐壮大”，工运高潮再度兴起，革命力量又一次蓄积。

其五，地方匪患得到控制。

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的过程，是进一步稳定地方局势、剿除匪患的过程。同盟军收复康保后，一面进军沽源、宝昌，一面令骑兵第三师在城东剿匪。在张北地区，则由张砺生率察哈尔自卫军围剿土匪。张砺生向吉鸿昌、冯玉祥汇报剿匪情况的电文载：“职遵于六月二十二日，率第四团三营全部，自公会出发，到达张北袁胜财营子，堵截李占元股匪。下午四时，与匪接触。匪众七十八名，激战五小时。匪势不支，向北溃退”。可见，抗日同盟军在剿灭察北匪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同盟军的组建过程是中共北方特科积极与冯玉祥沟通的结果，同盟军成立后，我党在其内部掌握了部分军队，因而同盟军系中共参与领导的抗日队伍；作为国民党左派代表冯玉祥，与中共积极合作，呈现了国共察哈尔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同盟军队伍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国民党正规军、东北抗日义勇军、察哈尔地方民团、蒙古军、反正伪军等，在抗日的原则下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形成广泛同盟，具有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因此，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具有“中共参与领导、国共局部合作、民族统一战线”三重性质。“察哈尔抗日与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其他局部抗战一样，是迫使南京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重要因素。”

（二）失败原因

冯玉祥能够在察哈尔组建抗日同盟军，得益于北方特科的帮助。自冯玉祥和北方特科建立联系后，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不仅认识到了过去反共的错误，而且对共产党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北方特科始终给予冯玉祥极大的支持，从策略的制定到干部的派出，双方配合默契，工作开展顺利。但河北前委接手同盟军工作后，开始逐渐走下坡路。同盟军的失败，有其历史必然性。

其一，民族矛盾尚未全面凸显。

“九一八”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开始由阶级矛盾转向民族矛盾。但这一转变又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国共在察哈尔局部合作抗日，仅仅是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尚未达到全方位质变。“七七”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此时，国共精诚合作、团结一致抗日，系主要矛盾变化的结果。同盟军的创建，虽有促进全局变化之功，但未有左右全局之力。

其二，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

同盟军缺乏重武器，弹药极少，有的战士仅有一把大刀，装备远不及敌方。驻多伦伪军官李守信曾回忆：“七月七日夜晚发动攻击时，我一听没有炮声，机关枪声也很疏落。”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可见一斑。多伦之战，日军部队并非精锐之师，日骑兵部队用马刀作战，为缺乏重武器和子弹的同盟军提供了拼死作战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中国军人的血性而取胜。“察东四县”光复后，日军随即调集精锐部队，对“抗日讨贼联军”围追堵截，加之蒋军的联合剿杀，最终失败难以避免。

其三，补给困难且缺医少药。

军事作战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同盟军组建之初就补给困难。东北抗日义勇军，暑伏六月的军装为“翻毛羊皮袄”。缺少给养，战斗力必然削减，外加国民政府未有分文补给且高度经济封锁，单靠察哈尔人民之税收实难维持同盟军庞大的军饷。当时，东三省及热河失守，商贸陆路不通，察省民生疲敝亦难久援。“察东四县”光复后，国民政府卖国求荣，禁止同盟军伤员送往内地治疗。在缺医少药的境遇下，同盟军伤员凄苦之至，继而造成军队分崩离析。

其四，河北前委策略失误。

北方特科不受中共临时中央领导，因而起初避免了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河北前委取代北方特科后，统战工作出现严重失误。一是将冯玉祥等视为革命工作的敌人，失去合作对象；二是统战政策偏离抗日主题，片面强调发展为红军、建立苏区；三是过早暴露党组织且未能西去陕北失去了最后机会。这一系列“左”倾路线，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同盟军的失败。尤其是前委负责人未能从善如流，而是开展党内斗争，使抗日同盟军走上了不归之路。

其五，冯玉祥个人原因。

冯玉祥大革命时期与中共合作，带有明显的“亲共”色彩。但他与中共合作的真正目的，并非完全是“求得人民之解放”，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中共来扩充自己的实力。中原大战后，冯的老底拼光，又转向同中共合作，其目的除了抗日之外也有联共反蒋的意图。中共虽然在抗日反蒋上能够与冯达成一致，但在具体实施上却南辕北辙。冯玉祥尚不能接受中共实施苏维埃革命、建立红军苏区的目标，因而面对日、蒋联合围剿，也只能选择下野。

总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是在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参与下，由冯玉祥组织和领导的部分国民党部队与民众武装联合组成的抗日军队，它在客观上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是民众自动抗击日军侵略的武装力量”。时至今日，再次回顾那段尘封的历史，缅怀长眠于察省的同盟军将士，仍旧愤恨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对河北前委所犯“左”倾错误亦甚为遗憾。对此，应采取正视而非回避的态度，面对嚣张的日寇步步紧逼，理应抛弃政治成见，以民族利益为上，“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