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文化研究会案语：2023年是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90周年，也是十四年抗战中，察东四县（康保、沽源、宝昌、多伦）首次光复90周年。本会于2016-2017年，曾与河北北方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学者合作出版《近代察哈尔社会变迁研究丛书》，其中的“军事卷”由张金辉、郎琦合著，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缘起、成立、战斗过程、失败原因等有过深入解析。值此纪念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90周年之际，摘出该书章节，以飨读者。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始末

张金辉 郎琦

（出自《近代察哈尔军事问题研究》第三章）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这支抗日军事力量的崛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将领冯玉祥经过密切接触、达成共识后，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由中国共产党积极协助、冯玉祥出面组织，在日本侵略军大兵压境的关键时刻揭竿而起的。中外学者对抗日同盟军的研究著述颇丰，其角度各异、观点千秋，但多为述而不作，总结规律者甚少，其原因主要有军队成分复杂、政治环境多变且涉及中共的“左”倾错误等。2005年王晓荣所著《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①一书系对抗日同盟军进行了全方位的学术挖掘，可以说是研究抗日同盟军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但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刘涓迅先生自1979年开始，对抗日同盟军的亲历者吴成方、阮玄武、张克侠等进行了抢救性挖掘，整理出价值斐然的回忆录并撰写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大事记》，河北省政协以此为基础出版了《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此后，除档案所存和史料客观记载外，有关抗日同盟军亲历者回忆史料部分，均源自《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一书，《张家口文史资料》、《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选编》等均系转载。本章著述力求实事求是，以档案文献为准绳、以当事人回忆为基础、以中共活动为线索，不苛求责备其局限，非扬恶溢美之偏向，真实展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这一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第一节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缘起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缘起与中共北方特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讲，冯玉祥转向与中共再次合作开展抗日救亡，北方特科发挥了主要作用，吴成方、肖明等北方特科人员，为抗日同盟军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吴成方通过冯玉祥的代表赵彦卿与冯建立了联系，并委派肖明在中共拟定的会谈要点基础上与冯玉祥进行了全面会谈，冯玉祥“承认一九二七年背离共产党是错误的……他与蒋介石搞在一起，促使宁汉合流，结果等于拆了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的台”，在此情况下，中共北方特科受邀于冯玉祥共同筹划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冯玉祥为抗日同盟军的组建作了不懈的努力。

一、中共北方特科与冯玉祥的磋商

冯玉祥于大革命时期在张家口及“五原誓师”后，由于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大力支持，实力迅速扩大。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张家口苏联顾问团的帮助下，冯玉祥率军进陕西、占河南，势如破竹，国民军成为当时一支声威并重的进步军事力量。但是，随着国民军实力的壮大，冯玉祥的个人野心也有所膨胀，赞同了蒋介石的“宁汉合一”、“清党反共”的主张，并在全军实行了清党，“礼送”苏联顾问出境，由此走上了同蒋介石同流合污的反共道路。蒋介石拉拢冯玉祥却只不过是利用他，两人心存芥蒂。不久便发生了中原大战，冯玉祥的部队被蒋介石拉拢利诱、挑拨离间所瓦解，冯玉祥不得不跑到山西汾阳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冯玉祥不甘落寞，对以前的行为有所反思，对过去反共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所以，再度寻找中共，希望同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合作。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1931年8月，中共临时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来到北方开辟新的秘密工作”，胡鄂公委托中共北平特别支部书记张祝唐找到了吴成方，并将其介绍给陈赓。陈赓在天津委托吴成方创建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即中共北方特科，并布置了四十条任务，大致可归结为四点：第一，特殊军事活动；第二，特殊政治活动（统战性质）；第三，保卫组织，第四，情报工作。当时，王明取得中央领导权，“左”倾路线的“打倒一切”政策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不满，陈赓特别向吴成方创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的指示，“只要把工作搞起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不要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这为北方特科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吴成方对此回忆道：“当时，陈赓同志并不是直截了当讲现在中央路线如何如何‘左’，只是十分策略地在具体工作方针上提出正确意见。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提出这一点，是很高明和很有深谋远虑的”。

从北方特科的工作任务与性质来看，比较适合做冯玉祥的统战工作，但是，中共方面最初对再次与冯玉祥合作是有所顾虑的，而冯玉祥方面表现却相对积极，“早在1931年年初，冯玉祥就与中共地方组织有了初步接触，他通过部属李景合于中共山西省委取得联系”。与北方特科取得联系后，“他接连不断地向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提供了有关情报，其中包括冯玉祥与当时一些反蒋政治势力及与蒋介石的来往信件和密码，以此表达自己与中共合作的诚意”，随着双方了解的加深，冯玉祥主动提出与中共北方特科负责人见面，1931年11月，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派肖明为代表，赴山西汾阳与冯玉祥会谈。面谈中，冯玉祥对自己过去的行为作了深刻反省，进一步坚定了与中共合作的信心。冯玉祥曾在日记中对会谈有较为详细的记述：“高同志介绍萧（指共产党员萧明）同志来，谈发展党务，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到农工群众中去作工及如何作法，此为极难之事云云，诚为有识之话……本日天寒甚。萧君同我商谈救民大事……萧先生谈各事，颇有教训，记之：一、要求如何？二、以经济时间为准。 三、各种名义办法：1.须共甘苦。2.切身痛苦。3.干部须用工夫训练（不要自己去作）。4.敌人情形如何，自己力量如何？5.防止落后的人（维持现状）。6.来的人不要担任（须侧面）。7.须加入生产（不可在外边）。8.京绥路不易作的原因（是不是口头革命）（加入为好）。群众组织创造法不可有包办的意思，起初的办法，开荒的办法（煤矿的开始办法，由卖油条而到作工的事）。党团的办法——书记。小组的彼此不足。要竖的关系，不要横的关系。此为特别组织，学校工厂均可如此办。团组的办法，运用的办法，为使用的活动。保护色之利用，是革命成功的第一要件”。

通过《冯玉祥日记》所述之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其记述核心观点，包含了我党工作的一些重要原则，如群众路线（同甘共苦）、党团组织的建设等，这对于冯玉祥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但由于抗日同盟军组成时内部成分复杂，在其实践道路上的执行力如何不得而知，况且，冯玉祥此时仍是一个基督教信仰者，其个人的理解和觉悟程度也是有限的。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此时的冯玉祥也确实转向了积极与中共合作的一面，再未对中共有任何不利的行动。吴成方曾回忆：“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后，前委一些人按照王明路线的调子反对冯玉祥，把他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冯玉祥自己也感觉到共产党人中有人对他是有成见的。然而，他在1933年8月即使下野了，也没有再象1927年那样，对我们采取不利行动。如果当时换个别人，也许会与我们翻脸的，因为他认为客观上你在内部拆了他的台”。

肖明与冯玉祥会晤后，“冯玉祥在政治上有了主张，行动就有了明确方针，他可以在原来的老部下中进行抗日动员活动了”，也就是在与肖明会晤期间，冯玉祥在其日记中表现出强烈的抗日救亡愿望：“日人侵略日甚一日，而恶劣政局仍日固一日，国亡无日矣！本日为大局事又急又气，国如何得了？民如何得了？我亦是有急性病之人。德全处处体贴我，而我仍是日日焦急，事事烦躁。此半由于国耻痛心，人民日苦，看不下去，半由于学问太差故耳”。

自1932年初，在与中共北方特科的联络下，冯玉祥开始为抗日多方奔走，呼吁抗战，并向政府提出议案，要求收复失地，支持第十九路军。冯玉祥还把包括吉鸿昌在内的老部下介绍给中共北方特科，由北方特科直接出面联系抗日，但冯玉祥个人的活动和努力，“均因蒋介石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而付之东流。为此，冯玉祥愤而离京，在泰山小住一时后，听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北方特科——注）的建议，于1932年10月离泰山移住张家口，开始直接筹划组建抗日武装的活动”。

二、中共北方特科与同盟军的组建

在1932年10月冯玉祥移居张家口之前，其去泰山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联合老部下韩复榘，其以读书为掩护并高薪聘请李达任教。1932年夏末，冯玉祥老部下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根据日本侵华形势，以及华北特别是平津张一带聚集了抗日杂牌军的特殊情况，中共北方特科与冯玉祥商量，希望以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为中心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中共北方特科之所以为冯玉祥做如此打算，与冯玉祥前期在张家口领导国民军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

冯玉祥到张家口后，在积极活动的同时，要求中共派人协助筹划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为此，中共北方特科先行派出中共党员张存实、武止戈、许权中等前往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做发动和组织工作,随后又派张慕陶（张金刃）、吴化之等帮助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在该部队开展兵运工作。1933年春，中共方面在山西汾阳军校的地下党员赵力钧等也陆续被调到冯玉祥部开展工作。这些派去的中共党员与冯玉祥配合默契，深得冯玉祥的信任，抗日武装的筹建工作也进行得十分顺利。为了更为有效的开展工作，张慕陶等人成立了中共张家口特别委员会，隶属中共北方特科领导。

当时，张家口驻有二十九军的一个留守团，但很快从东北及热河溃散而来的部队来到张家口附近，主要有东北的冯占海、邓文、李忠义、富春、汲汉东等的抗日义勇军，还有从热河退到察哈尔的汤玉麟部队及姚景川的热河地方部队，同时，孙殿英的第四十一军也驻在沙城一带。由于这些部队多因溃退而来，尽管人数有十数万人，但互不统属，各行其是，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经中国共产党与冯玉祥多方联络和耐心说服，多数部队表示拥护冯玉祥领导来进行抗日斗争。一些爱国军人和志士得知冯玉祥组建抗日部队，便纷纷来归。原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率他的旧部鲍刚和张人杰的两个师，挥戈北上张家口。中共内蒙特委书记陈镜湖组织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号召蒙汉青年参加抗日同盟军。吉鸿昌变卖天津的家产携款到达张家口。冯玉祥在山西省汾阳军校的30余名师生，在教务长、中共党员尹心田率领下也赶赴张家口，改编为抗日同盟军的1个师。曾担任过骑兵师师长的张砺生从南方归来，在家乡尚义等地组建起军队加入抗日同盟军。这样，汇集在冯玉祥抗日麾下的部队已达十万之众，创建抗日军队，树立抗日义旗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3年5、6月间，察哈尔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察东四县”被日伪占领。经中国共产党与冯玉祥、吉鸿昌多次协商，集议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当此危难之际，奋起抗战。

三、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军事组织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周边各部抗日力量纷纷汇聚，顷刻之间聚集了10万余众。1933年6月15日，“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开幕，到会代表有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61人，中共党员宣侠父、张慕陶参加了大会。会议进行了五天。通过了抗日同盟军纲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随后依据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大纲，选举了军事委员35人，后补委员29人，推举冯玉祥、方振武、孙良诚、吉鸿昌、张允荣、邓文、佟麟阁、张人杰、邱山宁、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为常务委员。截止目前，抗日同盟军的军事系列如表3—1所示：

 

表3—1：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军事组织系列

 

军队番号	领导人	下辖部队	备注
第一军	佟麟阁	辖两师一旅	7月25日起第24、25师归第一军节制，其中第二师系中共领导，中共干部担任团、营主要领导，系汾阳军校部队
第二军	吉鸿昌	辖四个师	吉鸿昌入党时间问题决定了第二军是否为中共领导，第五师系中共领导，师长宣侠父
第五军	阮玄武	辖两个师	第十八师系中共领导，师长许权中
第六军	张凌云	辖两个师
第十六军	李忠义	辖三个师
第十八军	黄守中	辖五个师	系热河民众抗日救国军，由中共张家口特委发动，孙殿英骑兵第四师后加入
第五路军	邓文	骑兵三师一旅、步兵一旅	系马占山旧部
第六路军	刘桂堂		此前投敌，后在沽源通电就职，前委派中共干部前往开展工作
骑兵挺进军	孙良诚	第一、二挺进军	大部分为东北、热河、蒙古义勇军
察哈尔自卫军	张砺生	三个师、两个支队	系张北、商都、宝昌保甲民团
抗日救国军	方振武	辖两个军	方振武率部北上
蒙古军	德王	辖三个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投靠日本
蒙古自卫军	富华亭	辖三个师
同盟军总部直辖部队有：独立第1、2、3、4团、卫队团；干部学校军官、军士、学生大队（副校长为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第一、二、五军为冯玉祥嫡系部队。

 

注：根据刘涓迅先生整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大事记》（河北省政协编：《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3-207页）、1937年5月冯玉祥等在纪念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战四周年散发纪念册，载政协多伦县委员会：《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9-191页）、1933年赵谨三编《察哈尔抗日实录》，载政协多伦县委员会：《多伦文史资料》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129页）制定。

 

通过上表可以发现，抗日同盟军的军事组织系列十分庞大，共有12个军，师一级的编制大约也在30个以上，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力量，在客观上是能够发挥抗日救亡作用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日同盟军的某些部队具有绝对领导作用，如第二师、第五师等，在实际战斗中，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收复“察东四县”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在这样一个编制体系下，抗日同盟军存在重大隐患：其一，抗日同盟军系一个松散的邦联组织，各部实际上是散驻于张家口附近部队番号的改称，虽均向冯玉祥表达了抗日决心，但缺乏组织凝聚力；其二，抗日同盟军各部领导人就职时，所在军队仍旧是自己的原班人马，加之同盟军后方补寄问题难以解决，领导人之间互相倾轧、猜疑，均有各自保存实力的想法，以至于同盟军战斗力严重不足；其三，抗日同盟军各部中，有很多摇摆分子，刘桂堂即是其中一例，这部分人见风使舵，抗日不足、扰民有余，成为同盟军内部的巨大隐患。

从某种意义上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军队的整编训练工作是十分重要，需要中共干部对其进行全方位思想整训、组织管理等，当时中共北方特科领导人也确实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而也就发生了吴成方与河北地方党组织联系一事，但河北省委与中共北方特科执行了完全向左的路线，以致抗日同盟军最终失败。然而，从中共北方特科与冯玉祥的接洽到抗日同盟军最初成立这一时期，我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与冯玉祥等的合作也是成功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共方针为冯玉祥所接受。中共北方特科与冯玉祥达成合作方针，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为基本宗旨，不公开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实行“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在抗日同盟军的纲领中不提南京政府如何反动、地方军阀如何不好的话，这些方针为冯玉祥所接受，成为实际操作的行为准则。中共北方特科所制定的这些方针，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是适应抗日大趋势的政策。在如此政策指引下，我党才能够在抗日同盟军内部发挥领导作用。

第二，冯玉祥对中共北方特科高度信任。据载“北方特科派赴张家口的工作干部，多数为大革命时期曾在国民军工作，并为冯玉祥所熟悉和信任的人，如张慕陶、张存实、宣侠父等都曾在冯部国民军做过政治工作”，冯玉祥认为中共干部经验丰富且有才干，在筹建抗日同盟军过程中，冯玉祥对中共北方特科成员十分重视，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他还特别安排张慕陶住在他的图书馆西屋密谈工作。正是由于冯玉祥的信任，中共党员宣侠父、许权中能够出任抗日同盟军五师、十八师的师长，因其余各部均非冯玉祥的嫡系，这也是冯在抗日同盟军中的最大军政任命权限。在冯玉祥的允许下，中共也以此为机遇逐步在同盟军中建立了完善的党的组织机构。

第三，在抗日救国方面达成高度一致。“九一八”之后，中国国土沦丧，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长城抗战失败后，察哈尔地区成为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加之日寇蚕食，使得察哈尔危机四伏。中国共产党自1931年以来，多次发表抗日宣言，这与冯玉祥救国救民的朴素抗日热情高度一致，也正是在此原则之下，冯玉祥开始谋求与中共方面的合作，中共北方特科与冯玉祥的会谈要点也是以“联合抗日”为基础，从而奠定了合作的前提。

 

第二节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军事斗争

 

1933年5月26日，张家口召开了有数千军民参加的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冯玉祥在大会上宣布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救国讲演，向全国发出通电，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一致武装抗日，收复失地。《冯玉祥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电》发表后不久，驻张家口周边各路部队、全国社会团体甚至国民党个别党部等纷纷致电表示支持与拥护，参见下表：

 

表3—2:1933年5-6月全国各地拥护抗日同盟军通电简汇

 

致电者	致电日期	主要内容
张军长人杰响应冯总司令就职通电	1933.5.27	敢祈全国同胞认清道路，鉴别邪正，同声奋起，一致拥护
邓文拥护冯玉祥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通电	1933.5.27	谨率所部两万健儿，服从钧座指挥，前区杀敌，赴汤蹈火，义所不辞
方振武响应冯玉祥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通电	1933.5.28	振武决奉先总理之遗教，暨真革命之精神，捍卫疆域，惟力是视
自卫军军长张砺生响应通电	1933.5.29	仅率我察哈尔省父老子弟，组织自卫军，追随我冯总司令
李忠义刘震东响应通电	1933.5.29	冯总司令，坚毅卓绝，夙为抗日战士及全国民众所信仰
上海各民众团体救国联合会贺冯总司令就职电	1933.5.29	特电驰贺，敬祝成功
济南民众团体联合会贺电	1933.5.29	伫盼我公即日长驱关外，痛饮黄龙
张作相等五十余将领响应通电	1933.5.31	张作相、孙魁元、张自忠、刘汝明等
山东全省民众抗日会贺电	1933.5.31	头颅犹在，热血可溅，誓从公后，湔雪国耻
广州特别市党部贺电	1933.6.1	国事尚有可为，敬希加倍努力
西南各省国民对外总会贺电	1933.6.1	务望整我师旅，还我河山，全国人民，誓为后盾
广州市参议会	1933.6.2	本市百万市民，誓为后盾
天津中华民族自救会	1933.6.15	破内奸之企图，挫外寇之凶焰，拯我民族，就我国家
抗日军各将领表明追随冯总司令抗日态度通电	1933.6.20	兹谨率民众抗日同盟军将士，追随冯总司令之后，重整义旗，克日北指
东南五省民众抗日救国会贺电	1933.6.20	本会誓死以抗日救国为永不变之宗旨
西南政委会请关黄肖等屏绝内争共御外辱电	1933.6.22	万望精诚团结，互相提携，屏绝内争，共御外辱……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国民党留沪中央委员请蒋汪援助冯玉祥抗日电	1933.6.22	政府宜奖其忠忱，嘉其勇毅，补充其军旅，俾得安心练兵，保障边陲

 

注：根据政协多伦县委员会：《多伦文史资料》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137页）、政协张家口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1-32辑（1997年，第32-38页）、第19辑（1991年，第172-182页）、第26-27辑（1995年，第32-46页）制定。

 

如表2所示，冯玉祥就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后，得到了全国爱国志士、社会团体的拥护，张家口附近各部军队领导人均表示“悉听指挥”，西南、东南、广东、山东等地均有通电响应，即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各军将领亦致电支援，足见抗日之大势所趋。自此，抗日同盟军齐聚张垣，厉兵秣马、待命杀敌，北上光复“察东四县”。

一、光复“察东四县”及其历史意义

1933年6月15日，冯玉祥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大会对同盟军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做出了纲领性的决议案。决议案的要点是：抗日同盟军是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其宗旨是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主张武力收复失地，对日绝交，反对任何妥协；联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步势力共同奋斗，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肃清汉奸卖国贼，实现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的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凡有志抗日救国的军民团体，均得加入同盟军。1933年6月20日，吉鸿昌率领卫队赴张北组织了抗日同盟军总指挥部。当晚，吉鸿昌、李忠义、邓文发出就职通电，再次表示了“愿掷头颅，换取民族生存，挥我热血，收复大好河山”的决心。他们制定了详尽的作战计划，北上光复“察东四县”，见下表：

 

表3—3：察东四县沦陷与抗日同盟军光复时间表

 

县域名称	沦陷时间	同盟军光复时间	备注
多伦	1933.4.29	1933.7.12	一说沦陷时间4.28
宝昌	1933.6.4	1933.7.1
康保	1933.6.8	1933.6.22
沽源	1933.5.24	1933.6.23	7.1刘桂堂通电反正

 

注：根据《多伦县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沽源县志》（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年版）、《太仆寺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康保县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制定。

 

通过上表可见，“察东四县”的沦陷时间与抗日同盟军的组建过程是高度一致的，抗日同盟军积极筹备之时，正值多伦沦陷，5月26日抗日同盟军宣布成立前后，“察东四县”相继沦陷。这一方面说明日寇侵占“察东四县”蓄谋已久，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工作，以期尽快挽救察哈尔危亡。此时，冯玉祥的活动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也在此时签订，“《塘沽协定》的签订与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冯的组军行动影响着《塘沽协定》的签订，中日谈判代表在正式协定案签字后，又针对冯在张家口的筹备抗日活动签订了《觉书》，作为《塘沽协定》附件，成为后来日、蒋联合剿灭同盟军的依据；另一方面,《塘沽协定》的签订又在客观上为同盟军的成立提供了有利条件”。

就“察东四县”光复过程而言，学界著述颇多，文字叙述甚众，多以史实而论，现将吉鸿昌战况电报分列如下，以窥其实。

 

表4—4：光复“察东四县”过程中吉鸿昌军情电报汇总表

 

时间	电报主旨	涉及县城	备注
1933.6.22	康保伪军……被我王支队长击溃……康保完全被我军占领	康保	康保光复
1933.6.23	李军长忠义部先头……准备进攻沽宝	沽源、宝昌	刘桂堂与同盟军联络
1933.6.24	我李军长忠义部……已进占二台白庙滩之线……张北驻军太多，给养太感困难	张北	日寇未占该县
1933.6.26	骑三师固守张北县城	张北	日寇未占该县
1933.6.27	向宝昌方向推进	宝昌
1933.6.29	遵于俭日亲督各部分向沽源、宝昌推进	沽源、宝昌
1933.6.30	左翼……进迫宝昌，右翼……进迫沽源	沽源、宝昌
1933.7.1	残敌弃宝昌东窜，我军夜夜进驻宝昌县城……刘桂堂已就我第六路总指挥	沽源、宝昌	沽源、宝昌光复
1933.7.2	惟给养确实困难……但宝多一带，战后疮痍，民难自给	宝昌、多伦
1933.7.3	多伦驻有（伪军）……四千多人，日军多寡未悉	多伦
1933.7.5	连日大雨，行军稍感困难……拟率部黄昏或拂晓进攻……可一鼓而下	多伦
1933.7.7	开始围攻多伦……暴日严令李逆守忠死守多城。我军决以头颅碧血与敌周旋	多伦
1933.7.11	李逆凭险顽抗……盼接济给养，而维军食	多伦
1933.7.12	收复多伦，敌已东溃……惟疮痍遍地，善后救济，诸待力行	多伦	多伦光复

 

注：根据扶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扶沟县志》（评审稿上）（2011年，第296-298页）、政协张家口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家口文史资料》第19辑（1991年，第183-188页）、第26-27辑（1995年，第44-51页）制定。

 

以上军情电文，呈现出三个特点并透视出相关问题：其一，自6月20日吉鸿昌率部开赴张北组织抗日同盟军指挥部之日，其汇报军情电文较为频繁，自6月22日至7月7日，几乎每日一电，即使相隔也不超一天，从电文内容可见，“察东四县”之康保、沽源、宝昌收复相对顺利，其中沽源伪军闻讯反正，使同盟军士气大振，由此，吉鸿昌7月5日有“一鼓而下”多伦之电文；其二，自7月7日后连续三日未见吉鸿昌军情电，所报电文呈现“我军决以头颅碧血与敌周旋”、“李逆凭险顽抗”字样，可见多伦之战十分艰苦，且血战五日，战斗胶着，以致三日未报军情；其三，自康保光复后，吉鸿昌两封军情电涉及张北县，张北县非日伪侵占，电文主要是关于给养和固守大本营问题，在整个收复“察东四县”过程中，吉鸿昌军情电文多次提及“疮痍遍地”、“给养困难”等，可见同盟军后勤补给问题十分严重，“察东四县”光复后，“善后救济”等问题也呈现出来。

综上，抗日同盟军于6月22日收复康保，7月1日，与伪军主力发生激战，收复宝昌，驻守沽源的伪军宣布归顺。7月7日，分三路对多伦发起总攻，12日收复多伦。抗日同盟军在收复“察东四县”的战斗中，共计伤亡官兵1600多人，其中阵亡312人，重伤453人，轻伤927人。

可以说，光复“察东四县”是抗日同盟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伟大的壮举，以残破枪械与日伪周旋并取得胜利，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包括同盟军将士在内的全国人民抗日热情。在光复“察东四县”的战斗过程中，同盟军将士忍饥挨饿，不怕劳苦，不怕牺牲，以为国家民族奋起抗日之精神支撑，最终取得胜利。张家口及周边人民均竭力帮助和拥护，热情救援并运送伤员，多伦克复后，全国各界团体纷纷致电。

其二，同盟军采取了正确的进攻策略。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实际上是以攻为守的战略部署。在抗日同盟军组军过程中，日伪侵占了“察东四县”，同盟军成立后没有坐以待毙，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日伪仓促应战，因此而获完胜。

其三，伪军反正也是同盟军能够取得胜利的客观原因。在收复“察东四县”过程中，除多伦外，其余三县仅有伪军驻守，敌人利用伪军来抵御抗日同盟军，让中国人打中国人，这是一项十分阴毒的政策。但是，在同盟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刘桂堂等伪军不为日本人卖命，积极联系反正事宜，还有点民族意识，从而能够顺利收复沽源。

抗日同盟军光复“察东四县”的战斗中，缺乏重武器，弹药极少，有的战士仅有一把大刀，装备远不及敌方，就连李守信也曾回忆“七月七日夜晚发动攻击时，我一听没有炮声，机关枪声也很疏落”，因此，抗日同盟军是在劣势之下收复了“察东四县”，其主要历史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等“察东四县”，是“九一八”日军侵华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骄横的日寇遭受沉重打击，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威震中外，全国人民大为振奋。上海、北平、天津、广州和其它各省的工、商、教育界的救国团体和个人，海外侨胞纷纷来电、来函祝贺，有的捐献财物，热烈支持同盟军。

第二，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的过程，也是进一步稳定地方局势，剿除匪患的过程。抗日同盟军收复康保后，一面进军沽源、宝昌，一面令骑兵第三十在城东剿匪，在张北地区，由张砺生率察哈尔自卫军剿匪，据张砺生向吉鸿昌、冯玉祥报告电文载：“职遵于六月二十二日，率第四团三营全部，自公会出发，到达张北袁胜财营子，堵截李占元股匪。下午四时，与匪接触。匪众七十八名，激战五小时。匪势不支，向北溃退”，由此可见，抗日同盟军对剿匪、稳定地方时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的过程，是进一步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蓄积抗日力量的过程。据史料记载，多伦光复后“吉鸿昌将军在多伦山西会馆组织召开了规模浩大的万人抗日动员大会。山西会馆院内挤满了人，吉鸿昌将军威武地站在戏台上，语重心长地演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多伦一批青年人纷纷响应，参加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由此凸显了抗日同盟军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

二、从同盟军到讨贼联军

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举国振奋。为庆祝“察东四县”的光复，张家口市数万军民于7月中旬在上堡体育场召开了“张家口军民庆祝收复多伦大会”，全国各界也纷纷致电祝贺，参见下表：

 

表3—5：抗日同盟军克复多伦后一周内全国贺电汇总表

 

时间	贺电名称	备注
1933.7.13	察哈尔民众贺克复多伦电
	天津全国民众救国联合会点
1933.7.14	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庆贺克复多伦电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贺电
	上海教育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电
	上海抗日救国民众御侮救亡大同盟各界义军后援联合会贺电
	李协和复冯玉祥电
	朱子桥贺电一、二、三	东四省后援会设立者
	上海妇女协会海员工会联合会邮电工会联合会贺电
	江苏省各县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贺克多伦电
1933.7.15	上海市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贺电
	蔡总指挥廷锴贺电
	朱懋澄贺电
	中国国民党护党统治会贺电
	东南五省民众抗日救国会贺电
1933.7.16	上海商人救国协会克复多伦电
	东北义勇军后援会贺电克复多伦并捐洋五千元电
	李烈钧贺电（电文注7月）	国民党中央委员
	程潜陈嘉佑贺电	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3.7.17	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等贺电
	上海市鱼业检查仇货委员会贺电
	蒋光鼐蔡廷锴贺克复多伦电	十九路军将领
	西南执行部庆贺克复多伦电
	李济深、陈铭枢贺多伦电	国民党“福建事变”发动者
	西南政委会请北方各将领一致主张正义电
1933.7.18	裴鸣宇、张岱岑、曹任远贺电
	香港支部执行委员会克复多伦贺电
	多伦各法团请南京政府移攻察之师以攻热电

 

注：根据1933年上海军学社刊印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载政协多伦文员会：《多伦文史资料》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4-164页）、政协张家口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1-32辑（1997年，第42-43页）、第19辑（1991年，第192-199页）、第26-27辑（1995年，第52-61页）制定。

 

通过上表可见，“察东四县”尤其是多伦光复后，举国欢腾，全国各地纷纷致电表示祝贺，涉及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及个人，其中不乏国民党中央一级大员，如李烈钧、程潜等，也有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及将领，如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由此可见，1933年抗日同盟军光复“察东四县”有着广泛的基础，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对南京政府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对抗日同盟军将士起到了激励作用。

面对掀起的全国抗日热潮，1933年7月27日，在张家口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东北三省和热河省），冯玉祥担任委员长，抗日同盟军的军长、师长、处长都被聘请担任该会的委员。该委员会下设四个局，余心清为秘书局主任；张允荣为经济局主任；温晋城为政治局主任；阮玄武为军事局主任。冯玉祥在该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郑重表示，要收复东北四省，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还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全国爱国志士“多方赞助，共图进行”。为了让张家口和察哈尔人民永不忘记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而伤亡的1600多名抗日同盟军将士，冯玉祥决定在张家口修建“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抗日烈士祠” 。

中国共产党组织，从各方面积极支持和援助抗日同盟军，并将原派到张家口协助冯玉祥进行抗日的工作组改为“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前委除开展御侮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外，还派出一批中共党员到抗日同盟军各部担任政治处长和其他一些职务。

张家口抗日救国的呼声引起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国民党当局将同盟军的抗日行动视为“攘外必先安内”妥协政策的对立面，千方百计破坏同盟军。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在对抗日同盟军进行舆论围剿、经济封锁和分化瓦解的同时，还积极策划从军事上对抗日同盟军进行围攻。从6月中旬开始，国民党政府开始调兵遣将，做进攻察哈尔的准备，“至7月底，国民党已在察哈尔集结重兵计16个整师，共15万多人”。冯玉祥原打算由察哈尔东部出击收复热河和东北三省失地的计划遂成泡影，只得调整部署，一面抵抗日伪军进攻，一面阻止“中央军”入察。为避免“引起内战，将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冯玉祥表示可以离察隐退，在主持“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抗日烈士祠”落成典礼并发表演说后，乘火车离开张家口，经北平转丰台南下，抵达泰安，住泰山“五贤祠”，开始“读书生活”。

依照蒋介石命令，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军部随即进驻张家口，开始收编抗日同盟军，“补充了大量军械装备，得到大笔编遣费用。此后，宋哲元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实力派军人，二十九军也迅速成为北方实力最强的军团”。

但是，方振武、吉鸿昌以及中共掌握的军队誓死抗日到底。1933年9月，吉鸿昌部与方振武部在赤城县独石口会师，并在云州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联军”，举起了抗日讨蒋的旗帜，并决定从独石口出发，南下进攻北平。9月20日，方振武率领部队攻占怀柔县，21日进入密云县城。日本关东军派飞机轰炸讨贼军驻地，何应钦调集部队进行围攻，激战十余日，“抗日讨贼联军”无后援，无补充，在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的联合围攻下、在日蒋相互勾结共同打击下失败了。

吉鸿昌、方振武侥幸逃脱。1934年11月，吉鸿昌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时被捕，被解往北平，后英勇就义。方振武经通县前往天津避难，后辗转流亡，于1933年11月抵达香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九龙被日军侵占，方振武决心回大陆参加抗日工作，在广东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忠义救国军”逮捕，遭到暗害。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竖起的武装抗日的大旗，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进行联合抗日、局部国共合作的一次伟大尝试。尽管由于日伪蒋的联合进攻，这一爱国壮举最终归于失败，但是它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所起到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则是不可估量的，抗日同盟军杀敌御侮、收复失地的英雄业绩，将永远为全国人民所赞颂。在全国进入全面抗战后，察哈尔人民掀起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积极抵抗日本侵略的新的革命斗争。

 

第三节 中共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中国共产党对冯玉祥成立抗日同盟军的帮助，期间过程是复杂多变的。中共北方特科在与冯玉祥的接触过程中，达成了良好的合作协议，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中共帮助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并担任其中要职。由于环境迫使及中共北方特科工作性质的问题，吴成方不得不与地方党发生了联系，中共河北省委介入后，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采用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策，最终导致抗日同盟军的彻底失败。

    一、从中共北方特科到河北省委

1933年初，在中共北方特科与冯玉祥联袂积极活动下，为抗日同盟军的发起工作做了初期准备，与驻守张家口及附近的抗日队伍均建立了联系。此时，吴成方意识到“如果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一经公开，事情就搞大了。我们事实上所做的工作，已经超出了陈赓同志交给我的工作任务范围”，须派大量中共干部，一般秘密工作汇报是来不及的。为此，吴成方赶赴上海向中央汇报但月余未见答复，只好回到北平。

面对张家口方面的“逼人”情况，吴成方认为“事已至此，不接着干下去也不行了，苦心经营了一年半的抗日组军工作总不能使其半途夭折……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我不得不与地方党发生联系了，向他们介绍这一事情的经过，并请中共河北省委、平津地方党组织选派干部投入工作”，吴成方与河北地方党组织代表饶漱石取得了联系，饶漱石向其介绍了柯庆施参加张家口的工作，如此，地方党组织全面介入到抗日同盟军的工作中，此时，中共在张家口的活动已经不是党的秘密工作了，而是整个北方党组织的工作，其主要方针政策来自中共临时中央也成为自然之事。

吴成方在特殊时刻未能遵循党的秘密工作中“不与地方党发生联系”的原则，使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了抗日同盟军，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也使得陈赓授意吴成方的“不要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的工作方法失去了意义。

“柯庆施在初步熟悉了张家口的情况后，就逐渐在同盟军工作中采取一套与特委不同的做法”，从而使吴成方认为“饶漱石和柯庆施对我搞了鬼……我当时请求河北省委派干部及向柯庆施介绍情况并不是移交工作。结果，柯庆施到张家口以后就搞夺权，成立前委。这样，客观形势上就形成了我们移交工作”，吴成方所认为的“搞了鬼”实际上并非个人恩怨，这与中共北方特科的组成人员有很大关系，吴成方曾讲过“我当时知道包括肖明同志在内一些派到冯玉祥那里做抗日统战工作的同志，由许多人由于反对王明路线曾经失去了党的关系。尽管他们失去党的关系的情况各有不同，但大都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路线造成的。我觉得这些人干工作还是可以的，所以才用他们”，其中张慕陶（张金刃）是“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的头目，“等于是罗章龙在平津的代理人，曾被以反党右派小集团的理由开除出党”，吴成方不仅重用了张慕陶，还为他恢复的了党组织关系。因此，吴成方所用之人与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以柯庆施为书记的中共张家口前线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北方特科在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下，逐渐停止了对党的同盟军工作的领导，以后便有临时中央直接派出中央驻北方代表，与河北省委通过前委来领导同盟军工作”。

二、中共河北“前委”在同盟军中的工作评析

    张家口地区革命运动历史悠久，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多次到张家口开展革命工作，并利用与冯玉祥国民军的合作关系，在张家口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张家口工人运动转入低潮。1933年，随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兴起，平绥铁路的工人斗争又一次兴盛起来，全面向黄色工会开展了斗争，当年京绥铁路大罢工的“战友”又一次重逢，这与中共河北“前委”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河北“前委”取代中共北方特科，承担了张家口及抗日同盟军中党的领导工作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中共河北前委通过河北省委及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沟通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此时，一些体现着‘左’倾路线精神的指示即通过这一渠道传达到前委”，但是，在冯玉祥通电下野之前，河北“前委”在抗日同盟军活动中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其一，河北“前委”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不仅使广大群众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其二，在抗日同盟军进行收复“察东四县”作战过程中，河北“前委”派出由中共党员组成的宣传队随军行动，协同开展政治工作，这对维护抗日同盟军的团结，激励抗日同盟军的战斗意志起了很大作用；其三，中共派在抗日同盟军部队中的党员干部在收复察东失地及其以后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中，都发挥了临危不惧、冲锋在前的战斗骨干作用，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这也是与河北“前委”的组织、领导分不开的。

河北“前委”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成绩，其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同时，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主要是中共北方特科向河北“前委”交接工作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一方面，特委按照上级要求，在6月底开始向前委移交工作，但另一方面，因对前委领导的抵触，他们同时也利用过去的关系开展工作，因此，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的移交一直延续至7月下旬”，客观上形成了中共北方特科开展同盟军上层工作，河北“前委”开展张家口群众工作和军事工作的分工，较好的维持了冯玉祥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促进了同盟军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然而，在中共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河北“前委”在抗日同盟军的统战工作及张家口党的工作均出现严重失误。

第一，过早暴露了我党在抗日同盟军中的工作，给蒋介石以攻击的借口。抗日同盟军组建初期，冯玉祥为了暗中蓄积力量，不希望中共方面在张家口过分显露，为此冯玉祥“特别提出了一个‘西瓜政策’，要求同盟军的活动，要像西瓜那样里红外面青”，“西瓜政策”“作为对付南京政府的策略，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它也符合北方特科与冯玉祥之间的早先协定”，而河北“前委”却将“西瓜政策”改变为“胡萝卜政策”（里外都红），使国民党特务获得了大量情报，给蒋介石以攻击抗日同盟军的口实。

第二，河北“前委”对冯玉祥采取关门主义政策，并发表“左”倾言论，使得双方信任度逐渐降低，不利于联合抗日。为宣传抗日，中共北方特科在张家口办有《抗日阵线》，河北“前委”移交工作后，将其改为《老百姓报》，宣传临时中央的“左”倾路线，同时，“前委反妥协运动的开展，既刺伤了冯的自尊心，影响了冯与中共合作的积极性，又给蒋介石以消灭同盟军的可乘之机”，对联合抗日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第三，河北“前委”单方面终止了中共北方特科建立的同冯玉祥直接联系及合作关系，并“排斥张慕陶、吴化之、王霖、赵作霖等特委成员，要求将党的全部工作移交前委主持”，实际上在内部拆了冯玉祥的台，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共与冯玉祥关系的恶化。在冯玉祥宣布下野后，由于党的关系暴露，使得张家口工运领袖“陈儒仁、李振庭再次被捕入狱，险遭杀戮（后以全体工人营救出狱）。铁路工会委员长王家骏（看库工人）逃走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天津！常务委员常金凤、孟昭瑞二人则被反动派杀于清河桥畔！”客观上，河北“前委”也只能与吉鸿昌、方振武领导的同盟军余部联合开展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三、河北“前委”与抗日讨贼联军

中共河北“前委”的“左”倾政策以及日伪的联合围剿，使得冯玉祥及抗日同盟军的处境十分困难，抗日同盟军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分化，由于前期整编工作不充分，许多军队被蒋介石成建制的拉走，冯玉祥也逐步丧失了信心，“8月上旬，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部召开军政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吉鸿昌、方振武等主战派将领力主坚持执行同盟军‘外抗暴日，内除国贼’的行动纲领……冯玉祥表示：如果引起内战，将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保存这一部分力量”。抱着这一念头，冯玉祥通电全国：“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之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受一切，办理善后”。同时，冯玉祥召集吉鸿昌等20多名同盟军高级军政人员话别，并组织了一个由冯玉祥亲任会长的“抗日同盟会”，歃血为盟，表示誓将抗日事业进行到底。

在国难当头，内意迭起的情况下，驻军于坝上的同盟军各部，立即召开了御侮救亡军民反妥协大会，反对宋哲元收编。方振武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代总司令，并将所部开往独石口。据统计，中国共产党在同盟军中以师的建制为单位，先后建立了中共工作委员会或支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二师、五师、十八师、十六师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经过战场考验，有100余名官兵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在同盟军各部队共有中共党员330名，团结影响进步官兵5000余人。冯玉祥宣布下野后，除方振武部，未被宋哲元收编的同盟军基本为中共领导的军队。

1933年8月，抗日同盟军在张北二泉井村召开了中共影响下的各部队主要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柯庆施、张慕陶，宣侠父、吉鸿昌、刘震远、柳青庭七人组成，确定了“向南发展”的原则，由于军事指挥失误，抗日同盟军向西开往商都被高树勋收编了部分兵力，不得不又向东开往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师，此时，河北“前委”进一步排斥中共北方特科成员，《河北前委关于前线工作的报告》中称：“在这一紧急严重的关头，也就是阶级斗争走上更坚决与更尖锐的关头，隐藏在革命营垒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与机会主义者，更加动摇起来，而公开的背叛革命” ，并开除了部分人员的党籍。在大敌当前之时，河北“前委”不仅没有加强团结，反而进行了残酷的党内斗争，为抗日同盟军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吉鸿昌率部到达独石口后，亲自到云州与方振武、汤玉鳞、刘桂堂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取消抗日同盟军番号成立“抗日讨贼联军”，并推选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决定由独石口出发进攻密云、怀柔，攻入北平。中共前委经研究亦认为：为了实现使部队最后到达冀东、察南之目的，当前也赞同与吉、方一起攻打密云，怀柔，并向北平进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些左倾冒险主义的决定，导致了抗日讨贼联军的失败。

自前委推行“胡萝卜政策”取代了冯玉祥赞同的“西瓜政策”即表现为关门主义。冯玉祥宣布下野后，河北“前委”又推行了冒险主义政策，促使整个抗日同盟军的运动归于失败。

    在1933年6月21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与中共河北省委给前委的指示信中，除了强调将前委影响下的军事力量南移，发展为红军，在河北、山西边境实行土地革命外，还要求前委必须提出：“准备出发攻打卖国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口号。河北“前委”的“左”倾领导一直念念不忘把抗日同盟军改编为红军和南下建立苏区的“基本任务”，迫不及待地要把攻打北平的口号变为实际行动，因此，就向他们下达了攻打北平的指示。在装备与兵力的对比上都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去攻打重兵据守的大城市北平，无异于羊入虎口。虽然抗日将士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浴血奋战，也取得了攻占大小汤山等胜利。但是，由于部队自从离开张家口后几经辗转苦战，已是兵困马乏，又是孤军无援。在上有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下有日、伪、蒋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抗日军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以至最后全军覆没。显然，冒险主义对抗日同盟军有着的严重危害性。

 

第四节 积极意义与失败原因解析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告失败，“但其对北方的抗日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在短短的时间里为党在后来的北方白区和陕北红军斗争中锻炼了一批抗日干部；同时，在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和民族危机关头的困难条件下，我们党和冯玉祥先生及其影响下的爱国将士结成了一条局部国共合作性质的统一战线，这对后来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解放战争期间冯系西北军的爱国军人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弃暗投明，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影响”。然而，当时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中共河北省委及前委在面对抗日同盟军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决策过程中，确实犯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这个经验教训是值得吸取的。

一、抗日同盟军的性质及历史意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的创建及抗日活动，是震惊中外的大事，尽管它活动时间不长，但造成的全国影响却是深远的。它用事实表明，只要军民团结一致，日本侵略者是能够打败的。因此，抗日同盟军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日寇的信心和决心，对开展的全民抗战起、到了促进作用。

抗日同盟军的组成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见表3—1），有国民党正规军、东北抗日义勇军、察哈尔地方民团、蒙古军、反正伪军等，在抗日的原则下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形成了广泛的同盟，因此，抗日同盟军具有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抗日同盟军的组建过程，又是中共北方特科积极联系冯玉祥的结果，抗日同盟军成立后，我党在同盟军内部掌握了部分军队，因此抗日同盟军系中共参与领导的队伍，作为国民党左派代表冯玉祥，与中共积极合作，呈现了察哈尔国共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所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具有“中共参与领导、国共局部合作、民族统一战线”三重性质，另外，抗日同盟军的组建作为非政府行为，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成功实施。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收复“察东四县”的过程中，日军确实是占少数的，但这并不能够否定同盟军“抗日”之立论，也就是说，察哈尔抗日是当时时代的主旋律，“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冯玉祥陈述克复多伦情形及决心收复失地的通电上诬批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并无此等事实’，并把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血战五昼夜的英勇事迹，污蔑为‘无耻’，充分暴露了其卖国贼的面目”，同盟军“是冯玉祥等在日军侵略的形势下，力图冲破国民党中央不抵抗政策的束缚，率领民众无力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发起的自动抗敌行动”，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其一，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一扫“九·一八”以来抗战的沉闷气氛，使全国军民备受鼓舞。来自全国各地的电报中，有的赞誉冯玉祥“肩起抗日救国之责，全国民众，曷胜欣慰”；有的称赞抗日同盟军：“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欢呼抗日同盟军抗敌大捷“扬我国光，奋我国威”，希望抗日同盟军“再接再厉，直捣黄龙，复我河山”，就连一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如李宗仁、程潜、李济深、蔡廷锴、李烈钧、蒋光鼐等，也要求汪精卫、蒋介石对冯玉祥要“奖其忠忱，嘉其勇毅，补充其军旅，受以重权，升以大任”。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在国难当头之际，人心向背，皆以抗日救亡为基准。冯玉祥顺应大势，高举义旗，逆政府意愿，做国人想做而未能做之事，从而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时，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军事大捷，在全国还促成了一次新的抗日高潮，它不仅在当时鼓舞了全国军民的人心士气，而且对其后开展的全民抗战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937年后，平型关大捷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捷，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其实，早在1933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被打破。据1937年5月《纪念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战四周年纪念册》、1937年上海黑白丛书设发行的《长城察北的抗日》等资料显示，当时驻守多伦的日军有“荒木骑兵旅团”、“承德重炮队”等，并布置了炮台三十二座，“日军第八师团”全部开到丰宁以为犄角之势，同时，日军有飞机轰炸同盟军阵地，日军顾问团、特设队等参与李守信部队的指挥。同盟军发起猛攻，吉鸿昌也亲临前线督战，一举攻破多伦外围阵地。日伪军被迫退回城内。经过连续五昼夜的浴血奋战，察北军事重镇多伦，终于被同盟军收复，察哈尔失地全部光复。在战果方面对全国人民的鼓舞远远超过平型关大捷。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的战役，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力量第一次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其二，群众路线和民主政权的实验。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统一战线的特点，当时“参加察哈尔抗日的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范围广大，成分复杂，既有学生、士兵、农民、工人，也有本地乡绅、中小地主、民族资本家和军事将领。参加同盟军的武装力量，既有国民党正规部队，也有东北义勇军和察哈尔省地方武装，还有在作战过程中反正过来的刘桂堂等伪军部队”，这些抗日成员在要求抗日上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抗日同盟军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同时，同盟军实行了具有一定民主性的政权。“其纲领规定了一系列有益于民主民生的措施，如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军队不得随意强拉牲畜，以维农业以及剿匪安民、保护工商业、合理负担等。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票选军事委员，组成军事委员会，负责处理本区内军政事宜，总司令执行军委会决议”，虽然这些措施没有得到十分有力的执行，但它的颁布调动了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救亡的积极性。

在整个同盟军组建和政权组织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所以，抗日同盟军所实施的军事、政治行动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政策的在一定程度上的实施，是民主政权的实验。“察哈尔抗日与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其他局部抗战一样，是迫使南京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重要因素”。

其三，促进了察哈尔革命高潮的再度兴起。

1925年以张家口为中心兴起的察哈尔大革命高潮，随着国民军的西撤、奉系军阀的占领和镇压而转入低谷。其后，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以极其顽强的意志和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坚持开展革命斗争，但是由于环境过于恶劣，以至中共党组织在接连遭受敌人破坏之后，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整个察哈尔地区的革命斗争基本处于潜伏状态。

冯玉祥移居张家口并开展抗日组军活动以来，任命佟麟阁代理察哈尔省省长，吉鸿昌为察哈尔省警备司令兼公安局局长，张砺生为副司令，并下令逮捕原公安局局长，查抄国民党特务机关，使得张家口政治环境大为改观。“随着中共张家口市委的成立，共青团张家口市委也得以恢复，书记彭涛，机关设在抗日御侮救亡会，平时即以抗日御侮救亡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张家口工人运动再起高潮。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占领了官办黄色工会的大楼，赶跑了黄色工会的工作人员，宣布建立平绥铁路自己的工会(即平绥铁路总工会)，同时选举了工会领袖”，“铁路、电灯、电话、邮务、理发、汽车、艺伶及宣化、孔家庄车站等行业和地方先后恢复或重新建立了工会组织，力量日渐壮大”。

1933年6月，根据中共河北前线工作委员会的指示，察哈尔省会张家口铁路、电灯、汽车及宣化、张北、万全、蔚县的群众团体发起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御侮救亡会，领导察哈尔工人、学生、市民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和支援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工作十分活跃。察哈尔广大人民对冯玉祥开展抗日活动给予了极大支持。作为贫瘠之地的察哈尔，广大群众的生活原本就十分困苦。而当十数万抗日大军齐聚察哈尔之后，仅部队吃饭问题就是一大负担。但广大群众多方想尽办法，为抗日部队提供食宿方便。“察东四县”光复后，察哈尔人民“很快募集了3大卡车的慰问物资，并派代表亲送多伦前线，向劳苦功高的抗日同盟军表示慰问和敬意”，察哈尔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令冯玉祥十分感动，“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也是在察哈尔人民高涨的革命热情影响下成立的。

二、抗日同盟军最终失败之原因解析

冯玉祥在察哈尔组建抗日同盟军得以成功，其重要原因是得益于中共北方特科的帮助。自冯玉祥和中共北方特科建立联系后，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不仅认识到了过去反共的错误，而且对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才有了冯玉祥筹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举动。在抗日同盟军筹建过程中，中共北方特科始终给冯玉祥以极大的支持，从策略的制定到派出干部直接参与，都透露出中共方面对冯玉祥的影响，而冯玉祥也与中共北方特科配合得相当默契，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中共河北“前委”接手后，抗日同盟军的工作逐渐开始走下坡路，直至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不外乎主客观两个方面。

其一，客观方面。

1.民族矛盾尚未全面升级为主要矛盾

“九一八”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开始由阶级矛盾转向民族矛盾。但是，这一转变又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国共在察哈尔局部合作抗日，仅仅是量变过程中小的质变，尚未达到全方位质变。直至“七七”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阶级矛盾降至为次要矛盾，此时，国共精诚合作、团结一致抗日，系主要矛盾变化的结果。但是，量变过程中小的质变对于最终的全方位质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是迫使南京国民党政府转向抗日的重要因素。

2.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取得了多伦之战的胜利，但从根本上说，敌我力量对比仍旧十分悬殊。多伦之战，日军虽出动了部分军队，但并非是其精锐主力部队，且日军骑兵部队系用马刀作战，这恰好为缺乏重武器和子弹的抗日同盟军提供了拼死作战机会，多伦之战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军人血性作战取得的，然而，“察东四县”光复后，日军随即调集了大量精锐部队，对“抗日讨贼联军”围追堵截，加之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联合围剿，敌我力量对比更为悬殊，最终失败也难以避免。

3.严重补给困难且缺医少药

军事作战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抗日同盟军从组建之初就面临严重的补给困难，尤其是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暑伏六月的着装竟然为翻毛羊皮袄，这样一支缺少给养的部队，其战斗力必然遭受很大的削减，加之国民党中央政府未曾有分文补给，且高度经济封锁，单靠察哈尔人民之税收实难维持同盟军庞大的军饷，且东三省及热河失守后，商贸陆路不通，察哈尔地区民生疲敝亦难支援。“察东四县”光复后，由于国民政府的卖国政策，禁止抗日同盟军之伤员送往内地治疗，在缺医少药的境况下，同盟军伤员十分凄苦，从而造成了军队客观上的分崩离析。

其二，中共主观方面的失误。

1.中共临时中央及河北“前委”改变了统战策略

“当时，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吴成方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但由于党中央领导机关已迁往江西苏区，上海党的组织遭受破坏，故未能取得联系。在未获中央指示，而又势在必行的特殊情况下，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不得不自主决定支持了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的工作”，从而避免了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当中共河北“前委”取代中共北方特科时，在中央“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前委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统战工作出现严重失误。“党中央在了解了抗日同盟军的情况之后，并没有对基层党组织与冯玉祥合作创建同盟军表示赞赏，相反，却对冯玉祥等表示了极大怀疑”。同时，“中央还指责在抗日同盟军中开展工作的党组织只是‘忙于组织暂时的上层的统一战线’，而‘没有注意对下层群众的争取，是右倾，是机会主义’” ，这种状况，使得原本已为内忧外患而倍感忧虑的冯玉祥更加不安，“以致最后作出了收束军事、下野归隐的决定。而这一结果，不能不说与中共河北前委采取的不当统战策略有关”。

2. 河北“前委”政策偏离了抗日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党内“左”倾领导人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局势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夸大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错误口号。因此，确定党的主要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与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在抗日同盟军成立不久，即1933年6月13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给河北省委的秘密指示信中，就要求将抗日同盟军前委改组为秘密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把张家口和察哈尔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队伍集中起来，建立司令部向河北南部移动，进而发展为红军，实行土地革命，这一指示无疑是“左倾”的，抗日同盟军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到十万人，主要是广大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的表现，河北“前委”的基本任务，应该是紧紧抓住抗日救亡这一中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官与官、兵与官、兵与兵之间的团结，巩固并壮大这支军队，让它发展成为枪口一致对外的、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抗日劲旅。然而，“创造红军并发展苏区”的“左”倾路线使得抗日同盟军中出现了分化现象以至最后的崩溃。  

3.过早暴露且未能西去陕北失去了最后机会

中共河北“前委”施行的“左”的工作方针，过早地暴露了党的活动，加之我党的活动和工作意图，明显超越了抗日救国的范畴。国民政府正在忙于对南方苏区的围剿，近在北平肘腋之地的察哈尔地区又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中国共产党活动，蒋介石岂会容忍，因此，国民政府开始调兵遣将，为镇压张家口的抗日活动加紧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失败。当抗日同盟军余部撤至张北后，河北“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西去商都而后转进陕北坚持抗日活动的决定，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个避实就虚、利于保存仅有的一点抗日武装的决策。然而，当前委得知商都的高树勋已为宋哲元收编，拒绝与抗日同盟军进行合作的消息后，回避了西进问题，却作出了要部队转进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合的决定，放弃了最有利于保存抗日同盟军仅存力量的一次机会。“前委负责人还拒绝了劝阻其不要南下而应北上的同志提出的意见，坚持南下意图，从而使抗日同盟军走上了不归之路，失去了最后一次挽救抗日同盟军的机会”。

其三，冯玉祥主观方面的失误。

冯玉祥自大革命时期与中共合作，其表现有了明显的“亲共”色彩，但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真正目的，并非完全是“求得人民之解放”，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中共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北伐时期，冯玉祥从国民军中清洗中国共产党人及“礼送”苏联顾问就是明显见证。然而，中原大战之后，冯玉祥的老底被拼光，进而又转向同中共合作，其目的除了抗日之外也有联共反蒋的意图，中共虽然在抗日反蒋上能够与冯玉祥达成一致，但在具体实施上却南辕北辙。此时的冯玉祥虽具备一定的进步思想，但尚不能接受中共实施苏维埃革命、建立红军苏区的目标，因此，面对蒋介石剿灭抗日同盟军的军事部署时，为避免内战，冯玉祥也只能选择下野。

总而言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是在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参与下，由冯玉祥组织和领导的部分国民党部队与民众武装联合组成的抗日军队，它在客观上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是民众自动抗击日军侵略的武装力量”，时至今日，我们再次回顾那段历史，缅怀长眠于察哈尔的同盟军将士之余，仍旧愤恨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对中共河北“前委”所犯的“左”倾失误甚为遗憾，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应采取正视而非回避的态度，面对外辱理应抛弃政治成见，以民族利益为上，实现中华民族之独立、富强，走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