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台是融民歌、舞蹈、曲艺、戏曲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其流传地域覆盖冀、蒙、晋、陕等省区90多个县旗，涉及1500万人口。几个世纪以来，无数到“口外”垦荒的移民、边关遥役的军卒、做草原生意的旅蒙商、修庙筑城的泥瓦工、擀毡缝皮的毛毛匠，以及大量的民间艺人乞讨者……他们纷纷迁移北方辽阔的草原，自然带来了各地的生活习俗，农耕文化、儒家文化……也带来了京、津、冀、晋、陕戏剧，民歌、社火、道情、秧歌等艺术。来自各地的人们，操着各种方言土语，用本土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草原、边关、车马大店、商号门前、劳动工地、红白事筵等场所……或歌或舞、或哼唱、或倾诉，尽情演绎着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故事，多元文化在此相互碰撞、磨合、交融、吸收、聚合……于是蕴育出一种集说唱、表演、歌舞为一体的二人台艺术。由于受地域、历史、文化、生活习俗、方言土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二人台又分为东、西路，东路二人台主要流传于原察哈尔地区，西路二人台主要流传于原绥远地区。张家口曾作为原察哈尔的中心区域，在东路二人台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由此成为主要发源地。

自康熙十四年(1675年)的元代皇帝近卫军“察哈尔”部落开始，到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以直隶省口北道、绥远都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部设置为察哈尔特别行政区成立。从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党政府统一南北，改察哈尔为行省，辖兴和、陶林等五县及宣化、赤城、万全、怀来等十县，共16县，设省治在万全。到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察哈尔省由中央直接领导。省人民政府驻宣化市，辖张家口、大同、宣化3市及雁北、察南、察北3专区，共32县。这期间的1675年至1952年的277年中，既标志着原察哈尔区域元代后期各种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发展时期，也体现出这一区域汉蒙文化交融的大背景。由此原察哈尔区域制辖下的张家口及乌兰察布盟的广大区域成为东路二人台的主要发源地，而以察哈尔省的张家口为中心形成的东路二人台便是这一地域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①。2006年6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康保县“二人台”列入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命名康保县为“二人台艺术之乡”。之后，国务院公布：河北省康保县二人台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国家文化部命名康保县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由此，这项民间艺术就河北省而言，既可以称“东路二人台”亦可称“张家口东路二人台”。获此殊荣，我们就有责任承担起这一优秀民间艺术的挖掘、抢救、传承的重任，就有义务把张家口东路二人台这一共有的精神家园建设好。因此，我们发展、创新、繁荣张家口东路二人台艺术就是保护我们的历史文化根脉，就是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此，本文就张家口东路二人台与元杂剧的传承关系，张家口东路二人台与二人台的区别，以及东路二人台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意义等方面作一简述，供商榷。

一、张家口东路二人台与元杂剧的传承关系

流传于原察哈尔区域的东路二人台与二人台（通常称为西路二人台）是两个不同的剧种。因张家口东路二人台融合了该区域流行的元杂剧音乐、舞蹈、说唱等艺术的营养，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戏剧表演形式，其与西路二人台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已得到了东、西路二人台专家、学者充分论证及肯定。中国戏曲史学界认为，元代南戏标志着中国戏曲进入黄金时代，展现了波涛滚滚、云蒸霞蔚的艺术景观，宏大壮美的人类文化奇迹，被后人称为：“汉文、唐诗、宋词、元曲，各绝一时。”那么，将流行于原察哈尔区域东路二人台与元杂剧的戏曲主要元素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二者间的传承关系，可以称之为“元曲遗韵”。

（一）基本架构

1、元杂剧：由曲词、宾白、科范（唱曲、道白、表演）三个部分组成；张家口东路二人台由唱腔、道白、表演三部分基本要素组成，由此看来二者结构一致。

2、元杂剧基本形态是两折、三折或多折组成，并且一折一“楔子”。“折”亦称“出”，相当于现代戏剧的“幕”“出”；“楔子”，原指插入木器的榫(sun)头，可使木器衔接更加牢固。“楔子”为每“折”完整紧凑的短小开场或过场，常放在每“折”开头为起承转合作用，用以介绍剧情或招徕观众。每一折均为故事情节发展的自然段落，折折有中心，折折紧相扣，构成一个完整的剧情。如《窦娥冤》（元·关汉卿）前面楔子：（卜儿蔡婆上场，念）“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称定场诗。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的基本形态是“幕”或“场”。独幕或多场，相当于元杂剧的“折”，每（幕）前加呱嘴，相当于元杂剧的“楔子”；如《大走西口》（五场）、《回关南》（八场）、《寿辰会》（九场）等，每场（幕）戏都围绕一个故事情节展开剧情，出出有情节，幕幕相连贯，全剧呈现一个主题。干嗑（呱嘴）也称（快板、顺口溜、绕口令），为开头或过场连接剧情，同样起转承作用，介绍剧情，招徕观众；如张家口东路二人台《大走西口》开幕前的干嗑：（太春上场，念）“一朵鲜花红又红，家居山西太原城，离城十里地，住在太家村……” 也为定场戏。

3、元杂剧的主奏乐器。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册》中表明:“元杂剧的全部伴奏乐器，究竟有哪些，现在虽然因为缺少资料，难以断言，但笛、板、鼓、锣四种，曾是元杂剧的主要伴奏乐器，则是可以没有疑义的。”其实，从宋杂剧《都城纪胜》中讲到“其吹《曲破断送》，谓之把色”，可见笛在当时的宋杂剧中的重要地位。元杂剧继承和发展了宋杂剧的传统，其伴奏乐器和宋杂剧所用的演奏乐器大致相同，其中笛子扮演着主奏作用。

东路二人台的伴奏乐器就是以笛子为主，由板胡、扬琴、三弦、板、鼓、锣等共同组成伴奏乐队，并以笛子的音高为定音伴奏体系。二人台所用的笛子形制与现用普通笛子不同，二人台笛子用的是“平均孔笛”，当地人经常称之为“梅”或“枚”，“吹笛的乐手”经常被称为“哨枚的”。这种笛子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支笛子可以吹出四个调，这与现用普通笛子的每把笛子一个调是不同。

4、元杂剧在一剧之中只有一个角色歌唱，即主要演员（一般正末或正旦）主唱，其他演员（净、丑、外、杂等）角色不唱。元杂剧已形成综合性的表演艺术，不仅有剧本、道具、化妆、服装、剧场等物质条件，尤其要有观众。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在一剧之中突出主角，一般是正旦、正末有大量的主唱内容，其他净、丑、外、杂等角色为配角，有少量唱段。其同样需具备有剧本、道具、化妆、服装、剧场等上述要素条件。

（二）音乐构成

1、元杂剧每“折”歌唱部分由若干个同宫调的曲牌成一套曲；如第一“折”用的是仙吕宫，用曲牌《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一半儿》《后庭花》《青哥儿》《寄生草》《赚煞》连缀而成；第二“折”用南吕宫，运用的曲牌有《一枝花》《贺新郎》等十一个曲牌；第三“折”用双调共十一个曲牌等……每“折”形成不同曲牌的组合。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每出戏剧，其音乐也是由若干个散曲（类似于元小令的散曲）的曲调组成，只是没有元杂剧每“折”按规定使用固定的曲牌。而是根据剧情的喜怒哀乐灵活选择曲牌，如《大走西口》第一场五个唱段，可灵活选择曲牌《鬼拉腿》《转山头》《跳粉墙》《思凡》等五首曲牌，亦可选用其它散曲牌；第二场的唱段部分，可根据剧情内容再选取若干个曲牌，所有场次均由不同曲牌组合而成。

2、元杂剧音乐大都比较单纯朴实，七声音为主，以筝、琵琶、三弦、拍板等乐器伴奏，主奏是笛子；元杂剧的小戏及唱腔有相当数量来源于元小令及明代民歌。元小令也称元朝散曲，原是民间小调。元初宋词渐渐凋零，伶人多向民间小调寻求突破，文人的小令多较典雅，而民间的小令语言俚俗，比起唐、宋诗词更通俗生动，演唱时常用衬字，富于口语化，字多腔少，曲调紧凑，极具北方语言特色，更易百姓接受。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音乐体系、唱腔特点、语言特色，以及它的乐器伴奏，特别是主奏仍用笛子，这些何尝不是元杂剧艺术的显著特点。张家口东路二人台，已完全演进到民歌体，大都源于民歌，音乐由民间小调散曲构成，可谓“野曲无腔，纵情哼唱”，深受百姓喜爱接受。

（三）戏剧道白

1、元杂剧的道白叫“宾白”，往往用“云”字提示，分为独白、对白、穿白、同白、插白、内白、带白等类，有的是散而无韵的散白，有的是押韵的韵白，有的则类似快板、顺口溜。元杂剧对方言俗语的使用达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它摹写物情，体贴入理，随物赋形，不着痕迹。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多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自然之声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末有也。”②元杂剧的唱词和道白广泛运用了元代北方地区流行的方言口语，这些鲜活的民间语言在刻画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人物情感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元杂剧民间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元杂剧《气英布》二折中，有“火上弄冰凌，碗内拿蒸饼”的词句；再如元杂剧《窦娥冤》中第二折，正旦唱道“虽是从小儿年纪指脚夫妻，我其实不滴半点恓惶泪”，其中“指脚”“恓惶”词语至今民间使用。而元杂剧戏曲大师关汉卿更是民俗语言的大师，在其《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将自己比作“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这种语言风格怎不令人叫绝！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称道白，也分为独白、对白、旁白、插白、内白等，主要用于叙述情节、描述过程，有的用白话，有的用押韵的快板、数板，同元杂剧道白形式一致。语言、词汇多来源于民间，串话、顺口溜、歇后语、叠字、方言土语等大量应用，朴实无华，幽默风趣、朗朗上口、易懂易记，贴近生活、反映现实，具有现活的艺术生命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张家口东路二人台方言俗语应用与之同出一辙，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字字珠玑、句句精彩，例举一二便知：如二人台小戏《卖碗》“这老小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碰南墙不回头……”，“我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白萝卜扎刀子——不出血”；“狼吃鬼——没影”；再如二人台小戏《光棍哭妻》中：“说了光棍光，光棍光，光棍的人儿真恓惶……”；二人台小戏《打樱桃》中“大风刮得树叶黄，没老婆的哥哥真恓惶……”;二人台小戏《探病》中“俺娃吃得脸就像那盘，肚就像那坛，胳膊就像那椽……”等等。

不难看出，民间小调、方言俚语在元代已出现，并在张家口东路二人台戏剧音乐、道白词语中都得到了生动形象的应用，充分体现了剧中人物朴实、敦厚、多情善感的气质。由于张家口东路二人台民间艺人生动诙谐的语言风格，使这一优秀民间艺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从他们当中诞生了无数“草根明星”，如“荞面旦”“莜面旦”“地皮灰”“万人迷”等等，以及新时期民间网络大咖幽默诙谐的民间小调、方言俚语等信手拈来，成为他们吸引成千上万“粉丝”的魅力所在。

（四）牌子曲

元杂剧牌子曲是由历代南北小曲（曲牌）作为音乐体，用以叙事、抒情、说理的曲种一类。元杂剧流行于各地曲牌的名称不同，有称清音、清曲、文场等，可见牌子曲的种类流传之广，数量之多，范围之大，如常用的曲牌有：《斗鹌鹑》《喜相逢》《西江月》《闹璇声》《十翻》《万年红》《五梆子》《放风筝》《上小楼》《黄莺亮翅》《红洞山》《粉红莲》《采茶歌》《绣花灯》《柳青娘》《井泉水》《万年欢》《柳摇金》《四公主》《金盏盏花》③等均在元杂剧中出现。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牌子曲是其音乐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音乐多继承来源于元南北曲，有的或更早一些。这些乐曲有民间音乐、戏曲音乐、有些来自佛教音乐，如《喜相逢》《十番》《五梆子》《大救架》《小开门》《六板》《满堂红》《千声佛》《八板》等，另有些吸收了民间鼓匠班的吹奏曲，如《吊棒槌》《鬼拉腿》等。

对比一下元杂剧的曲牌和东路二人台的牌子曲，就会发现同样的曲牌名称，但音乐已有的完全不同了，比如元杂剧中的《柳青娘》《黄莺凉翅》等，二人台中也有，只不过元杂剧的是有唱词的音乐，而二人台完全是牌子曲了。但元杂剧与张家口东路二人台至少在曲牌名称、曲牌数量，以及形式上有许多是一致的。

（五）歌舞

宋元金时期，已经形成了民间赛社制度，祭祀制度。每逢有祭祀仪式，除敬献物质供品，还要献上精神供品，如歌舞、杂技、戏曲之类，为之后北方各类地方戏曲艺术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张家口东路二人台艺术的歌舞演进，起到了较好的借鉴作用。

通过上述两者对比，我们欣喜地发现，无论元杂剧的架构、音乐、歌舞、语言风格等，还是民间小调、民间方言俚语的应用，以及反映现实生活、贴近百姓、艺术的大众化等都与张家口东路二人台相似相近。充分说明，诞生七百多年的元杂剧并没有静静地躺在故纸堆里，至今仍活跃在张家口东路二人台艺术的影子当中，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存在。

二、张家口东路二人台与二人台的区别

在许多人看来，认为二人台没有东、西路之分，都是相同的表演形式，属于同一剧种，这是认识上的重大误区，必须予以澄清。依据是由移民“越长城”“走口外”形成的移民文化，在此前北方草原尚属荒蛮之地，人迹罕至如何产生戏剧艺术，这样立论未免失之偏颇。流行于原察哈尔区域制辖下的张家口及乌兰察布盟的广大区域的东路二人台起源于清乾隆或更早时期，而西路二人台则形成于清同治年间。东路二人台与二人台（通常称为西路二人台）是两个不同的剧种，在形成、发展、特色等诸多方面，两者相互间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些均已得到东、西路二人台专家、学者论证及肯定，综述主要区别在：

（一）形成时间不同：

流行于原察哈尔区域东路二人台，形成于清乾隆或更早年间，它的音乐有的却源于元代南北曲，有的可追溯到唐宋大曲；它的小戏及唱腔有相当数量来源于元人小令及明代民歌，可谓源远流长。由于历代大批冀、鲁、晋、陕等地的灾民，把内地源于元代南北曲的音乐元素，以及道情，民歌，社火等艺术带到这里，与当地的蒙古长调、好来宝、打坐腔等艺术形式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叙事性的民歌体系。受秧歌的影响边唱边舞，将民歌情节化、人物化，由人物演绎故事，由叙事体向代言体演进，初步形成了民歌表演形态的丑、旦角二人小戏。主要流传于原察哈尔地区。

二人台（西路，下同），形成于清同治年间，以晋西北和陕北等地移民及内蒙古西部地区文化为主体的地方戏。主要流行于原绥远地区。

（二）名称的不同：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俗称蹦蹦儿、唱蹦蹦儿、挖莜面调、戳古董、门楼调。因地域环境不同，解放后称东路二人台（以与西路二人台区别）。

二人台，俗称坐腔、打坐腔，玩艺儿、打玩艺儿；1951年6月，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杨植霖在全省民间艺人学习会上作《二人台翻身》报告后，被正式定名二人台（即西路二人台）。

（三）剧目的区别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注重戏剧表演，形成了戏剧的板腔体构架。现流传下来的传统剧目有三分之一为多人戏（即二人以上的大型戏剧），如《回关南》、《寿辰会》、《大走西口》、《三女拜寿》、《大卖菜》；有三分之一是小戏，如《摘花椒》、《拉毛驴》、《卖扁食》等；有三分之一是码头调，如《大对花》、《卖麻糖》、《采茶歌》、《水刮张家口》等。

二人台，原来基本上没有大戏，为民歌体表演形式。按比例划分，有三分之一是载歌载舞的带鞭戏，如“三打一挂”《打金钱》《打连成》《打樱桃》《挂红灯》等；有三分之一是以唱功见长的硬码戏，如《小尼姑思凡》、《走西口》等；有三分之一是民歌对唱，如《串河湾》、《栽柳树》等。

(四)音乐区别

1、伴奏乐器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文场：主奏乐器有笛子、板胡、其它三大件有小三弦，笙、渔鼓等；武场：鼓、板、锣、镲等，文武场阵容齐全，特别是武场较为讲究，一人一件打击乐伴奏，具有戏曲武场的架构。

二人台：文场：主奏乐器有枚，其它四胡、扬琴、四块瓦兼打击乐；武场：原本没有武场，或有武场由一人兼打鼓、板、锣、镲等几件打击乐，还有的一人兼打扬琴、鼓、板、锣、镲等，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演大型古装戏从晋剧、京剧借用而来。

2、音乐成分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有的传承了元代南北曲、元小令，有许多是道情音乐、晋北民歌、江淮民歌、码头调（即民间社火音乐）、冀北民歌。

二人台由晋北民歌、陕北民歌、码头调（即民间社火音乐）、道情音乐、佛教曲牌音乐、鼓吹音乐、晋剧曲牌，较多的融合了蒙古族民歌音乐元素，也称“风搅雪”等。

（五）声腔的区别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一些大型剧目如《回关南》、《寿辰会》、《大走西口》等，已初步形成戏曲行当及声腔体系，板腔体戏剧元素较为突出，另一个特点是男女声都用真嗓演唱，高亢豪放、直抒胸臆。

二人台男女同腔同调，无声腔体系。有的演唱者在演唱中有高打低唱、低打高唱、爬弦、闪梆子、叼字等传统演唱技巧。其显著特点是，女声用真声演唱，男声用假声演唱，音色缠绵婉转。

（六）其它的不同：

1、牌子曲的区别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牌子曲有上百首，有代表性的30多首，多用于戏曲间奏音乐。

二人台有120多首，其用场：一是作为丝竹乐单独演奏，成为独立的民间丝竹乐体系；二是用于戏曲音乐中的间奏；三是填词用作唱腔音乐。

2、舞蹈的区别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无专门的舞蹈形式。在小戏中有从秧歌中借鉴的场子，如《双套圈儿》《蜂儿扑瓜》等。

二人台从社火中借鉴秧歌的舞蹈动作，并于载歌载舞的火炮曲子中得到很好地应用与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已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民间舞蹈形式。借鉴社火中舞蹈的跑场子动作如《里外罗成》《倒扳门儿》《蒜辫子》等，形成自己的舞蹈体系与场子的基本格局。

3、呱嘴（说口）的区别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称干嗑，快板、戳古董，以方言快板形式表演。初以乞丐沿街叫唱的形式表演，后被东路二人台借用。

二人台称说口、串话、呱嘴。曲目繁多，题材广泛，同系乞丐沿街说唱的艺术，初由打玩艺儿的艺人借鉴而来，由丑角咏诵，使用灵活，即兴性强。

4、道具的区别

张家口东路二人台传统大戏剧目中设有舞台布景，如桌、椅等实景。表演小戏时，旦角手持手帕等道具，丑角头戴高筒帽，手持霸王鞭、扇子、四块瓦进行表演。20世纪50年代以来，丑角在歌舞小戏的表演中配以红绸舞。

二人台传统剧目的表演无舞台布景，旦角持手帕、扇子；丑角持笤帚、霸王鞭、牛铲股等表演，也有持四块瓦边奏边舞。

此外，张家口东路二人台在建国前基本没有女演员，旦角由男演员扮演；二人台则在此前已有女演员出现，突破了男扮女装的表演形式；东路二人台的化妆，丑角画三花脸，脸部画小鸟、青蛙等，戴高筒帽，穿红带绿；旦角化红脸蛋描眉，彩色围巾、彩衣、彩裤、彩鞋，鬓角插一朵花；二人台的化妆相对美观、漂亮文雅一些。

诸如此类，张家口东路二人台与二人台还有很多的区别，需要认真挖掘、整理予以总结。同时，我们要是加大挖掘、抢救、保护、传承东路二人台艺术的力度，才能凸显原察哈尔区域东路二人台艺术的独特魅力。近年来，由于张家口东路二人台与西路二人台相互学习、借鉴，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姊妹艺术。

三、张家口东路二人台列入国家“非遗”保护项目的意义

原察哈尔区域制辖下的张家口及乌兰察布盟的广大区域是东路二人台的主要发源地，在2005年康保县向国家、省市申报“二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对流传张家口地区东路二人台的传承、发展等进行了详细普查，从清末、民国初年算起，传承人已至九代，较有影响力的传承人就达200多人。在康保县境内、现流传剧目有上百个，移植改编传统剧目50多个，固定曲目上百首，二人台牌子曲有上百首，改编和创新牌子曲30多首；舞蹈30个，创新舞蹈20多个，已逐步形成了区域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国家、省、市级戏剧专家的一致肯定。该剧种既有群体世代相传的特点，又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尤其体现在科学研究原察哈尔区域蒙汉文化、移民文化、多元文化交融方面的价值。其主要体现在：

一是学术价值：它具有独特的地域风情和丰富的表演形式，是游牧文化、蒙汉文化、中原文化、农耕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见证，与原察哈尔区域历史渊源、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人物性格、审美情趣等密切相关，在其形成过程的较长时间内，或者说至今仍是一些流浪艺人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而作为一种走村串户的“挖莜面调”“门楼调”依然存在，尤其在我国“走唱”类艺术中实属稀有，对丰富和完善中国戏剧艺术史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实用价值：它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生活，表现喜怒哀乐各有曲调，情感表达淋漓尽致，一剧多曲，专用或多用，其曲调具有多元性，形成了原察哈尔区域性民俗文化特的征。如语言道白方面，大量使用方言、串串词、顺口溜、歇后语等，具有朗朗上口、幽默诙谐等大众化艺术特点；其舞蹈吸收和借鉴了民间社火、秧歌的元素，具有舞中有戏、戏中有舞、舞戏交融等具有民间艺术特点；演出道具应用霸王鞭、绸条、折扇、八角绢等表演技巧，来体现风格，突出主题等具有很强的雅俗共赏性；表演可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走街串户、露天舞台、网络直播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还具有场地的多样性;其表演形式的原生态性、灵活性、自由性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是老百姓须臾离不开的“草根艺术”，体现出较强的市场演出实用价值。

三是产业价值：它的表演风格与当今戏曲小品盛行的潮流十分吻合，小可演一人的小品、坐腔，一人扮多角色，人物化出化入、夹叙夹议，叙事道白相结合，当地人称为“戳古董”，大可演几十人的大戏。简单朴实、贴近生活，反映现实，体现了较强了观瞻性、民俗性、群众性，尤其在当今网络直播带货盛行的时代，潜在着广阔的演艺、文化旅游及文化产业市场。在今天看来，我们全面挖掘、整理、抢救、传承原察哈尔区域东路二人台艺术，对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地域政治、文化、旅游、经济等都将具有重要的作用。

而今，原察哈尔区域流传的东路二人台生逢其时，迎来一片光明前景:伴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强劲东风，有着根深蒂固喜爱这门“草根艺术”的家乡热土，有一批忠贞不渝奉献二人台艺术事业的新老专业、业余艺术家，更有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其必然会焕发出巨大的艺术生命力！有诗日“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户仰头看”，原察哈尔区域东路二人台正犹如万里碧空腾跃升起的一轮皓月，柔和美奂的月光铺洒在姹紫嫣红的文艺百花园中，也铺洒在每个热爱二人台艺术的人们心头。我们由衷地为“国家级非遗”二人台艺术而祝福欢呼!我们更翘首期盼原察哈尔区域东路二人台的和煦春风扑面而来!

参考资料：

①《东路二人台初探》邢野主编:《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②《元曲明篇赏析》，贺新辉主编：《元杂剧基本形态》，中国妇女出版社。

③《元曲语词的溯源问题》(王学奇)张月中主编:《元曲通融·上》山西古籍出版社。

作者简介：白秀，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张家口二人台学会副会长；曾任张家口戏剧家协会第四、五、六届副主席，晋蒙陕冀民歌、二人台学会副会长，内蒙古呼和浩特二人台学会副会长；原任康保县教育局书记兼副局长，原中共康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联主席，原康保县文化体育旅游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