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命令长城沿线的军队积极向北发展，配合苏军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苏军分别会师张家口以北、承德等地区。所谓会师，是指独立行动的部队在战地的会合。对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与苏军“首次会师”问题的研究，可呈现抗战胜利前夕，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定执行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略方针，积极向北发展与其会师，配合苏军收复国土的历史情景。

　　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抗联”)、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各抗日纵队。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进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8月10日，《解放日报》载毛泽东、朱德致电斯大林的电报：“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同日，朱总司令发布了抗日大反攻第一号命令，11日，朱总司令又连续发出第二至第七号命令，命令解放区军民举行抗日反攻作战。其中，命令各部向东北开进，配合苏军作战。“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向盟国投降。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天乙三大将召集各兵团司令会议，下令全军停止抵抗……”。因此，积极配合苏军作战成为全国各地解放区军民的自觉行动。同时，中共中央抽调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挺进东北，“特别是抽调山东、华中的主力部队进入东北，与苏联红军共同歼灭东北境内的日伪军”。中共中央的决策使得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与苏军会师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

　　二

　　1945年8月，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有着不同的抗日斗争活动区域，活动区域接近苏军进攻或进驻地点，是实现与其首次会师的重要前提，另外，苏军出兵中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1945年8月即与苏军广泛会师，但苏军活动范围仅限于东北三省及热河、察哈尔，未有资料显示苏军驻留中国其他省市，所需考证的问题即是“首次会师”的具体时间与地点。

　　总体来说，“抗联”的抗日斗争活动区域在东北及远东苏联境内;八路军是华北及长城沿线;新四军是华中及两淮地区;华南各抗日纵队主要集中在珠江、海南岛等地。

　　从以上中共军队抗日斗争活动区域来看，“抗联”应最先与苏军会师。1942年，为了保存实力，“以东北抗联三路大军改编而成的九个支队共1000多人，先后分数十批陆续进入苏联境内，分别建立了两个野营地进行休整”。1945年8月与苏军共同进入中国东北作战，“抗联”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北抗联先遣分队的引导下，苏联150万大军从东、西、北三面向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全线攻击。由于东北抗联对日军的战略基地、重要道路和桥梁了如指掌，苏军和抗联部队的进展十分顺利”。“苏军在掌握制空权和有中国东北抗日联军配合的有利条件下，以机械化部队迅速向大纵深推进”。由此可见，1945年8月，“抗联”与苏军属于友军协同作战，彼此相互配合，更相互熟悉，而非独立行动、各自为战的部队，所以不涉及会师的问题，由此“首次会师”要首先排除“抗联”。

　　同时还要排除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纵队。因为，当时苏军有“不能越过长城”的规定，在参与中苏军队会师的革命者回忆录中，多涉及此问题，如聂荣臻：“当时苏蒙联军只到了张北，没有越过长城一线。”段苏权：“从上校口中，我才知道，苏军按上级规定不得越过长城，这也是苏军未直接和我们一起攻占张家口市的原因。”詹大南：“在我收复张家口之后，他们曾派一名上校(古尼滋卓夫)到我驻地(原日本大使馆)表示祝贺，并向我们解释他们未能攻打张家口，是因为上级有规定，南不能过外长城。”柴书林：“当天，我回到张北，见苏蒙联军仍无进攻张家口的动静，便去催问。得到的回到是，苏军不超越长城。”实际上，“不过长城”源自雅尔塔协定。雅尔塔协定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问题上，字面上并未显现“不过长城”，但是“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实际上达成一种默契：外蒙和满洲是苏联的利益范围，而长城以南的其他中国地区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含义下，为美国的利益区”。

　　因此，在1945年8月，新四军、华南各抗日纵队只有越过长城才可能实现与苏军的会师，但是，当时的新四军在华中“分别向长江两岸、京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宁沪铁路的各地的日、伪军举行反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华南各抗日纵队“分别向广九铁路沿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及当面之敌展开猛烈进攻，扩大了解放区，直逼广州、汕头、海口等城市。”因此，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纵队，未能在1945年9月前向北扩展至长城沿线。另外，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部队先后进入辽宁和东北，山海关、锦州大门已经打开。延安总部便开始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有计划地向辽宁和东北派进主力部队。”也就是说，在八路军冀热辽部队与苏军会师，并打开东北的“大门”后，此时新四军主力兵团才奉命北上，刘少奇《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提及了“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而新四军抵达东北地区是在11月。在此之前，冀热辽军区已向中央汇报了与苏军的会师。

　　总体上讲，新四军、华南各抗日纵队在中共没有飞机、轮船等机械化运输条件下，是不可能在第一时间与苏军会师的，也未有资料显示中共中央调华南各抗日纵队的干部战士挺进东北。从常理来看，中共中央也无必要作出让新四军、华南各抗日纵队突击北上与苏军会师的战略部署。因此，只有八路军能够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苏军。

　　三

　　“苏军为实施远东战役，在伯力成立了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希金上将为军事委员，斯帕伊凡诺夫上将为参谋长，并被赋予全权的远东总司令部，辖后贝加尔、远东第1、远东第2三个方面军”，“苏军的进攻分四路进行：第一路军从西面攻入东北中部平原地区，向长春、沈阳推进;第二路从外蒙向张家口、承德、锦州地区进攻，从南面包围关东军;第三路从东面攻入东北中部平原，向吉林、长春、哈尔滨推进;第四路从北面攻入东北，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推进。四路苏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将关东军分割包围。” 当时四路苏军中，从外蒙古方向自北向南深入中国境内的是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亦称后贝加尔方面军)，其不久后，又与蒙古人民军组成苏蒙联军。

　　《戎马生涯——苏联元帅扎哈罗夫生平》一书，对苏军的动向做了相关描述：“8月12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克拉夫琴科将军指挥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南下，……8月14日终前，占领了洮南。编有蒙军的机械化骑兵集群的部队在张家口方向上击溃敌骑兵师后，在张家口接近地与敌小集群进行了战斗，而在热河方向上进攻的机械化骑兵集群主力的先遣支队则占领了多伦。”

　　从苏军进攻方向看，其深入我国东北全省及热河、察哈尔地区，而热河、察哈尔地区又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所以首先接触到苏军应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而晋绥抗日根据地东部也是有可能与苏军会师的。当时晋察冀军区下设四个二级军区，即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从地缘上看，冀察与冀热辽军区位于晋察冀军区北端，是与苏军驻留地区最为接近的。苏军领导人扎哈罗夫等回忆录《结局》一书中对“会师”做了简要叙述：“骑兵机械化集群8月15日前进约八十公里。其先遣部队进入张北，……在张家口和热河(承德)地区，苏军开始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接触，并组织彼此间的协同行动。”由此可见，“会师”的地点大致可划定为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张家口(冀察军区)和承德地区(冀热辽军区)。

　　四

　　1945年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授降，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由此可见，八路军四路部队应同时向北发展寻求与苏军会师，但是，中共中央随即“电告晋绥、晋察冀、山东等党组织：‘本日延安广播总部命令第二号系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队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马上开往东四省’。”

　　可见，晋察冀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与苏军“早期会师”成为历史的必然，多部文献记载了冀热辽部队向东北挺进的史实并有亲历领导者对此作了回忆：

　　(一)李运昌：“我们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冀东丰润县大王庄召开了紧急会议，……组成‘东进工作委员会’和指挥部，率领挺进东北、热河，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晋察冀分局，军区交给的光荣任务。首先由靠近东北、热河的第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军分区部队，于8月中旬，分西、中、东三路，北出长城，挺进东北、热河。东路十六分区部队，由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十二团、十八团和卢抚昌支队，由九门口出关，与苏军从赤峰南下的先遣支队在绥中会师。8月30日攻克山海关，然后沿北宁路向锦州、沈阳、吉林挺进。9月5日进入沈阳。……西路十四军分区部队第十三团、十六团一部和北进支队2000人，由司令员舒行、政委李子光、副政委黄文率领，8月中旬向热河承德进军。在兴隆县争取伪满热河军管区西南地区司令黄方岗率伪满军4个团，7个讨伐大队和警察共万余人起义。解放了兴隆、承德、滦平、丰宁。原在围场活动的北进支队王文部，解放了围场，隆化等县城，进入承德与苏军会师。中路十五分区部队第十一团、五十一团约3000人，由司令员赵文进、地分委书记宋诚率领，8月中旬出喜峰口向热河平原、凌源、赤峰、朝阳进军。在平泉外围解除伪满军1个旅的武装，接管8座县城，俘敌伪5000余人。”

　　(二)曾克林：“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接到命令后，立即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党政军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詹才芳、李中权、张明远、朱其文、苏林燕、李子光和我。会议讨论制订了执行总部第二号命令的方案。决定：冀热辽军区部队，抽调1.3万多人和两千多地方干部，分三路挺进东北和热河。舒行、李子光同志率领十四军分区的十三团和挺北支队共两千多人，为西路挺进军，从兴隆、围场两地出发，向承德方向进军，赵文进同志率领十五军分区的十一团和五十一团共3000余人，为中路挺进军，经喜峰口出关，向凌源、北票，赤峰方向进军，我和唐凯同志率十六军分区向沈阳、吉林进军。”

　　(三)聂荣臻：“李运昌同志后来告诉我，他们这次出关作战的大体情况是：在完成了出关准备工作之后，于八月中旬离开冀东，分三路向东北进发。东路，由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等同志率领两个团和朝鲜义勇军共四千多人，经过九门口出关，在绥中地区与苏联红军会师。他们首先解放了山海关，消灭日伪军一千多人，为兄弟军区部队出关打开了一条通路。接着，他们进入锦西地区作战，消灭了伪满军两个旅，大踏步地进入了锦州。然后，乘坐火车进入了沈阳。中路，由十五分区司令员赵文进等同志率领两个团共三千多人，经过喜峰口出关，解决了伪满军一个旅，在平泉与苏联红军会师。然后，分别占领了凌源，赤峰，朝阳地区。西路，由十四分区司令员舒行等同志率领一个团另两个连和挺进支队共两千多人，先解放了兴隆、围场两县，收降了伪满军两个旅。接着，向承德方向前进，进入承德与苏联红军会师。此外，随李运昌同志出关的还有三个团和军区直属队共四千多人。他们出关后取得了很大成绩，到九月底，在兄弟军区部队未到之前，就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辽宁。”

　　(四)《八路军战史》：“晋察冀军区的冀热辽军区，在8月13日至14日丰润县大王庄会议后，立即抽调9个团、2个支队、1个营等，共1.3万人;另随队地方党政干部2500人，组成第1梯队，分路向热河、辽宁挺进。西路，由第14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治委员李之光率第13、第16团和北进支队，共2000余人，中旬由平谷出发。下旬，收编了起义的伪满军1万余人，解放兴隆后，与苏军在承德会师。接着，解放了热河全省。中路，由第15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率第11、第51团，共约2800人，于8月中旬出喜峰口，17日在平泉消灭伪满军第19旅、俘日伪人员5000余并与苏军会师后，分路进军赤峰、朝阳。宁(城)赤办事处组织的地方部队，收复了赤峰。东路，由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第12、第18团和卢(龙)抚(宁)昌(黎)支队，共约4000人，于29日从义院口、九门口出关;30日在绥中县与苏军会师;同日收复山海关。”

　　(五)《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西路部队，14军分区2个团1个支队2000人，在司令员舒行、政委李子光等率领下，于8月中旬从冀东的平谷出发，经兴隆县向承德进军，一路解放了兴隆、滦平、承德等县，最后进入承德市与苏军会师。6月份就挺进到围场一带活动的北进第一支队王文所部，首先于8月18日与一支由多伦南下的苏军部队会师，共同解放了围场、隆化等县城。中路15军分区的部队，2个团共2800人，在司令员赵文进、地分委书记宋诚率领下，于8月17日经喜峰口出长城，向平原、凌源、赤峰、朝阳进军，8月20日在平泉与苏军会师，俘敌伪人员5000余人，接受了8座县城。6月份北上的北进第二支队一部早已深入到赤峰境内，此时与地下党员王逸伦一起与苏军会师，接管了赤峰市。东路是冀热辽部队反攻作战挺进东北的主攻方向。东路16军分区的部队由2个团、1个朝鲜义勇军支队、1个临抚昌支队、军分区直属于教导队和侦察连、特务连组成，总兵力约4000余人，称为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纵队，在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下，于8月16日由冀东抚宁县的台头营地区出发。冀热辽军区第2梯队和前方指挥部随后跟进。”

　　以李运昌、曾克林、聂荣臻三位亲历者的回忆录为考证核心，参考其余所述之史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冀热辽军区的部队与苏军呈现了大会师的局面。挺进东北之前的“大王庄会议”开了两天，即8月13、14日，参加大王庄会议的张明远也有相同的回忆：“区党委于8月13、14两日在丰润县城西北的大旺庄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做出反攻受降和区党委工作的部署。……由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和行署副主任朱其文率领，分西、中、东三路出长城向热河、辽宁进发”。也就是说，冀热辽部队与苏军会师的时间不可能提前至8月13日(开会之前)，同时，丰润县属长城以南地区，按苏军“不过长城”的规定，8月13日前是无法与苏军会师的。另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3册)》载：“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 8月17日，冀热辽进军东北的部队陆续出发。”也就是说，冀热辽部队出发挺进东北的时间大致为8月13日至8月17日。

　　(二)著名的“曾克林出关”是“大会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在绥中地区会师的。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载：“罗文是大部队出关的前两天，即8月27日离开主力……先行出关，北上联络苏联红军，了解辽西敌情去的。……30日上午，我们预料苏联红军要经过前所，……我军临时抽调了一些司号员组成“军乐队”，吹起了欢迎号，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在苏军带来的蒙籍翻译介绍下，互相握手，亲切拥抱，共庆胜利会师。”董占林回忆：“1945年8月29日傍晚，先行北上和苏联红军联络的第十六军分区罗文副参谋长送来一封急信，说一支苏联红军已到绥中，司令员曾克林见信十分高兴，当即就叫我带他去火车站(当时我任军分区侦察参谋兼侦察连连长)，向距前所村100多里外的绥中县城打电话。在站长室里，我们很快打通电话，找到了苏联红军驻绥中部队的负责同志，并在电话中商定：苏联红军部队明天上午即来前所村与我军会师。”可见，东路冀热辽部队与苏军会师的时间不会在8月27日前，会师的前所车站即是绥中地区。众多文献对于曾克林出关与苏军会师均有记载，但会师日期均在8月27日以后，如：“东路，部队4000余人由曾克林率领，从抚宁向东北挺进。29日，与苏军在绥中会师。”综上所述，曾克林所率东路冀热辽部队于苏军的会师日期大约是8月27日到8月30日之间。

　　(三)西路冀热辽部队可以确定在承德会师。关于承德会师的日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3册)》载：“冀热辽部队在承德与苏军会师 8月26日，冀热辽挺北第一支队解放围场、隆化、滦平、丰宁等县城，在承德与苏军会师。”也就是说，西路冀热辽部队与苏军会师的日期是8月26日。另外，郑旭回忆：“苏联红军已于8月18日占领了承德，并释放了伪满承德监狱的在押人员。”可见，冀热辽部队不可能于8月18日前在承德与苏联红军会师。其中“6月份就挺进到围场一带活动的北进第一支队王文所部，首先于8月18日与一支由多伦南下的苏军部队会师”的记载，领导人王文作如下回忆：“8月20日上午，未等部队到齐，我带二连一个排，首先接管了棋盘山据点……不久，我军在东、西两地与苏联红军会师。”可见，王文部的会师基本可以确定为是8月18日以后。《中国共产党承德历史》载：“承德光复 8月19日，苏联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苏蒙混合机械化集团在普利耶夫上将指挥下，进占热河省省会——承德”。综上所述，西路冀热辽部队与苏联红军会师的日期应为8月18日至8月26日。

　　(四)中路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有8月17日和8月20日会师的说法。但8月17日的仅是《八路军战史》的模糊记载，即“17日在平泉消灭伪满军第19旅、俘日伪人员5000余并与苏军会师后，分路进军赤峰、朝阳。”行文强调“进军赤峰、朝阳”是“与苏军会师后”，而并非明确指出与苏军17日“会师”。若细微考究，则中路部队的“会师”晚于17日。

　　中路部队与苏军会师需出喜峰口，到达长城北端才能实现，因此，“会师”也不会在“大王庄”会议部署之前，即8月15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3册)》载：“17日，中路由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和地委副书记宋诚率领两个主力团，约3000多人，越过长城，解放宽城，26日进抵平泉与苏军会师后，又分兵两路，一路向宁城、赤峰、乌丹进发，一路向凌源、建平、朝阳，北票进发，接管各城市。”中路部队领导人宋诚回忆道：“……收听新华社广播，知道苏联对日宣战了。我们又回到区党委，研究怎么与苏军会合。这以后，中路支队(十一团、四区武工队加上郝福洪支队三个连)到平泉，苏军也到了。我们带的是郝幅洪支队一去被缴械了，是平泉县伪县政府一个秘书翻译搞了鬼。后来郝福洪同志想个办法，对苏军一拍胸，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这才解除怀疑。由此可见，中路部队与苏联红军在平泉会师无疑了。并且，会师时的领导人是郝福洪，《河南省志》对郝福鸿有如下记载：“日军投降后，郝带部队出城，于1945年8月20日在平泉县与苏联红军会师。不久改编为冀东三旅九团，郝任团政委。”《平泉县志》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20日迁(迁安)青(青龙)平(平泉)支队进入平泉县城。”由此可见，中路冀热辽部队是8月20日进入平泉县并与苏军会师的。《中国共产党承德历史》载“平泉光复8月18日，苏联红军一部进占平泉。19日，先期出关北进的冀热辽挺进军中路军所部青平联合县支队在小寺沟与另一部苏联红军会合。20日，在平泉人民及先期进占县城的苏联红军的热烈欢迎下，青平联合县支队进驻平泉县城，平泉随即光复。”综上所述，中路冀热辽部队与苏军会师的时间大致为8月18日至8月26日。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晋察冀军区冀热辽部队大致于8月15日至17日分三路向东北挺进，东路部队与苏军的会师日期大致为是8月27日到8月30日之间，西路部队与苏军会师的日期为8月18日至8月26日。中路部队与苏军会师的时间大致为8月18日至8月26日。三路部队均未在8月18日前实现与苏军的会师，8月18日是现存冀热辽部队与苏军会师的最早日期记载，其余“会师日期”均在8月18日之后，但是，有关8月18日“会师”的记载出自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等二手资料的记载，缺乏权威性。

　　五

　　晋绥抗日根据地东部的“会师”实际上仅限于察哈尔商都县一带，在抗战末期商都县也是苏军出兵解放的，晋绥军区的八路军有可能在商都与苏军会师。史料记载了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冀晋军区在商都一带与苏军会师的情况。刘苏回忆道：“8月24日，我们接到情报，傅作义已进占归绥，……故立即决定，由我带一个骑兵连，迅速到商都与苏联红军会师。”所以，刘苏率领的八路军与苏军会师的日期应在8月24日之后。《察北烽火》载：“8月13日，苏蒙联军占领商都县。8月19日，绥蒙政府副主席杨植霖，八路军绥蒙骑兵旅旅长张志达率部队进入商都。8月22日，晋冀军区雁北军分区所属的绥东纵队也进入商都。”“冀晋第五军分区部队于22日解放集宁、丰镇。24日攻克阳高，并配合晋绥军区部队从东、北两面逼近大同;另一部在商都同苏蒙联军会师。”《商都县志》载：“……民国34年(1945年)6月，成立中共商都县工委，隶属中共雁北地委绥东分委领导。8月22日，商都县第一次解放，中共察蒙工委决定成立中共商都县委(对外称政治处)，9月，建立了区、村各级党的组织，全县共设8个区委。”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时，察哈尔长城以北诸县，大都是苏军解放后，中共八路军干部接管，所以 “接管日期”(第一次解放的时间)与“会师日期”相同。因此，无论是晋绥军区还是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与苏军会师亦或接管商都大致在8月19日至24日，晚于冀热辽部队的“8月18日”。

　　六

　　关于冀察军区的会师，是否为“首次会师”，仅需考证“会师”的时间是否有可能提前在1945年8月18日之前。1945年8月出版公开发行的《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均对苏军的动向有过记载，但对于“会师”的记载仅《晋察冀日报》有过隐约记述：“我察北作战部队于苏联红军在张北会师后，即并肩对敌作战。19日我协同苏军分路进攻……”可见，冀察部队与苏军的会师在8月19日之前。

　　1945年8月18日，朱德总司令就“张北会师”向苏联红军致贺电，全文如下：

　　朱德就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在张北会师事致苏军的贺电

　　(1945年8月18日)

　　张北红军司令员并全体将士：

　　我代表中国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纵队，向你们庆贺我们两方面的会师，并庆贺红军胜利的解放了它所到达的地区的中蒙人民。现敌人尚未真正投降，希望你们仍然继续前进，我已命令我所指挥的部队，加紧地和你们配合作战，消灭共同敌人。

　　朱德

　　1945年8月18 日延安

　　由此可见，“张北会师”是得到中央军委承认的八路军与苏军在张家口地区的会师。并且，朱德总司令的贺电日期是8月18日，因此，八路军与苏军在张北地区的会师不可能晚于8月18日。但具体的会师日期还需详尽考证。

　　冀察军区于1944年9月成立，辖四个二级军区，1945年8月又增设十九军分区，其中只有十二军分区(平北)和十九军分区(察北)在抗日战争末期发展至长城以北地区。 “越过长城”是能够与苏军会师的先决条件。“1945年5月，中共平北地委、专署批准成立了隶属于赤源联合县的中共张北工作委员会和张北办事处。6月，为进一步开辟察北地区，撤销了赤源联合县，将所属区划一部归赤城县，另一部分划归新组建的中共沽源县委、县政府管辖，县委书记郎宝信，县长杨磊之;中共张北工委和张北办事处改建为中共张北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柴书林、县长陈博文。张北、沽源两县县级主要领导即随即同中共察蒙地分委、办事处和骑兵支队等驰骋在坝上草原上，进攻敌人据点，消灭土匪武装，镇压汉奸恶霸，宣传抗日主张。”张家口坝上草原地区地处长城以外，因此，张北地区和沽源地区是有可能早于1945年8月17日与苏军会师的。现引如下当事人回忆：

　　(一)柴书林：“13日中午，中央发来电报，命我骑兵去多伦与苏蒙联军会师……14日中央又发来电报，命我们直接去伪察哈尔盟所在地——张北县与苏蒙联军会合。我与吴广义同志随即率支队主力向张北疾进。……15日上午，我们在距张北县城三十华里的白庙滩一线，……次日中午苏蒙联军正式将张北县城移交给我们……我们在县城北街的大庙召开了庆祝大会……”。

　　(二)段苏权：“16日晚，察蒙骑兵支队副支队长吴广义、副政委肖泽泉、柴树林打来电报说，他们于15日在张北遇到了苏蒙联军”。“不久，苏蒙联军出兵我国，其中一部越过中蒙边界，经二连、德化、向张北方向推进。8月14日平北察蒙骑兵支队副支队长吴广义最先在张北北面公会镇与苏蒙联军先头部队会师。”

　　(三)詹大南：“我们一行20余人又走了一夜，于18日佛晓到达张北县城附近……当天上午，我们在张北城内找到察北地区专员柴书林和察蒙支队的副队长吴广义、副政委肖泽权等同志。见面之后，我首先问：‘你们的电台是怎么搞的，近一天多为何联络不到?’他们告诉我：这支苏蒙联军15日晚就到了张北。察蒙支队的同志前来联络……”

　　由此可见，虽然，张北会师有8月14、15和16日的误差，但均早于冀热辽三路部队的会师。《中国共产党张家口地区组织史》载：“1945年8月14日，苏蒙联军进入张北城。察蒙支队奉命到张北城与苏蒙联军联络，经双方晤谈，苏蒙联军同意，15日察蒙支队一部进入张北城。16日，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进城接管，恢复了张北县建制。”《中共张家口地方史》载“8月14日，苏蒙联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张北县城任命原伪维持会负责全县地方行政事务。当天，正活动在张北东北部二台、大囫囵一带的八路军察蒙骑兵支队，迅速派出一个连先行与苏蒙联军联络，吴广义、萧泽泉、柴书林率队跟进。15日，察蒙骑兵支队进入张北县城，与苏军商谈接管事项。16日午，苏军在上级批准后，将县城交八路军接管。八路军进城后撤销了联军对伪维持会人员的任命，宣布日本投降，张北解放。”《河北文史资料全书(张家口卷)上》载：“14日凌晨，晋察冀又转来中央电示，……当晚，又收到晋察冀转中央电令，要支队速到张北与苏蒙联军会师。……当即，有1个连……先去苏军联络。……15日正午，……决定由柴书林、吴广义率1个班与电台去苏军处谈判，……经反复交涉，于16日中午，苏军才承认我方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并将县城移交给我军接管。”也就是说，“8月14日先头部队接触，15日察蒙支队入城，16日接管”的说法较为普遍并已作为历史定论。同时，八路军与苏军“会师”，需彼此相互“承认”，因此，16日作为“会师”的日期是较为客观的，即“接管日期”与“会师日期”相同。

　　七

　　根据“接管日期”(宣布光复或第一次解放的时间)即为“会师日期”的客观史实,还需考证十二军分区沽源县和十九军分区所属各县的光复日期，即可初步判断与苏军会师的日期，将其与“张北会师”的日期(8月14、15和16日)比较方可确定“张北会师”是否为首次会师。除晋察冀十二军分区的沽源县外，1945年8月，晋察冀军区新成立的十九军分区，辖张北、商都、康保、尚义、兴和(1945年10月划出属绥远)、崇礼(1945年10月划入)、化德、多伦、宝源(宝昌、沽源)9个县。各县均位于长城以北地区。其中，张北、商都不再赘述。所需考证仅康保、尚义、兴和、崇礼、化德、多伦、宝源。

　　首先，兴和县未有资料显示有苏军驻留，康保、崇礼、尚义的第一次解放(光复)的日期晚于8月18日。

　　《兴和县志》载：“民国34年(公元1945年)5月，中共雁北地委派张盛等人多次来兴和进行侦察活动……8月14日，兴和第一次解放，绥东分委设在兴和城。16日，兴丰县委和政府撤销。……民国34年(公元1945年)8月16日，兴丰县委、政府撤销后，兴和县委、政府正式成立，……”未提及苏军进驻或驻留，另外，兴和县当时属绥远省，未有资料显示苏军进驻至绥远省。

　　根据《中共张家口地方史》载康保、崇礼、尚义三县的第一次解放(光复)日期均为分别为8月22日、8月22日、9月12日，可见，即使有苏军进驻，八路军派干部接管，不可能早于“张北会师”。

　　但是，康保、尚义两县较为特殊。康保的“接管日期”为8月22日，然而《晋察冀日报》载：“苏情报局公报，红军已于15日解放张北(在张家口以北)，康保(张北以北)，多伦……”《解放日报》转载“塔斯社莫斯科15日电”：“由外蒙南下红军攻占多伦、康保、张北……”虽是如此，但未有资料显示苏军在康保驻留，八路军在第一次解放康保前也未曾与苏军相遇，如《中共张家口地方史》载：“22日，察蒙骑兵支队一部在方城、吴广义带领下，顺利进入康保城。翌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康保县解放”。《康保县志》载：“8月4日，郭廷麟策动县保安大队起义成功。8月22日，中国共产党察北骑兵支队一部在方诚、吴广义的率领下挺进康保第一次解放康保城……”

　　尚义“接管日期”为9月12日，但是“8月15日，我骑兵连在刘雪申带领下，开进南壕堑，找维持会协助维持治安。8月18日，苏军机械化部队四十余人，剿匪开进南壕堑，……与刘雪申等取得联系，……后苏军返回张北驻地。”

　　由此可见，八路军于8月22日解放康保，其县城未有苏军留驻，尚义县内的八路军干部曾与苏军有过接触，但晚于“张北会师”。兴和、崇礼两县或许会出现苏军暂时进驻的情况，但尚未发现有资料记载。

　　其次，化德、多伦县也未早于“张北会师”。

　　《化德县志》载：“民国34年(公元1945年)春伪蒙古军第7师调商都县驻防。8月12日 苏蒙联军解放德化县，苏军一个摩托化步兵团留驻县城。8月底 中共察北地委派梁世英(又名郑文翰)、刘谦等中共党员接管德化，并改名为化德县。至9月中旬，相继建立中共化德县工作委员会……”《察北烽火》载：“8月13日，苏蒙联军占领化德，8月底察蒙地分委、办事处梁世英(郑文瀚)为县委书记、刘谦为县长前往接管地方工作。”

　　《多伦县志》载：“民国34年(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4日苏军普利耶夫上将指挥的苏联红军前线部队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军骑兵机械化集团群(简称苏蒙联军)进驻多伦。……22日中共平北地委察蒙地分委派县长商云飞等人先期到达多伦，接管多伦开辟工作。……”《察北烽火》载：“8月14日，苏蒙联军一路占领多伦。察蒙地分委、办事处派商云飞为多伦县长，张耀兴为县委组织部长，由察蒙骑兵支队长吴广义率一个连护送，于8月22日接收多伦。”

　　最后，宝源县(宝昌与沽源)第一次解放的日期分别是1945年8月13日(宝昌)、8月11日(沽源)。考证如下：

　　段苏权回忆：“8月12日，赤源县委书记郎宝信及赤源县游击队和武工队，兵分两路直取宝源。13日，宝昌解放，俘伪军200余人，缴获一批军用物资。”《中共张家口地方史》载“8月11日，中共沽源县委在内界墙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兵分三路收复平定堡、宝昌等日伪重要据点。由县委书记郎宝信率赤源县党政机关和警卫队30余人，直取宝昌;由丁良壁、王克东等率赤源六区和七区武工队，从韩家窑子赶赴平定堡镇;由马振勇、张正率队收复小厂、大滩等据点。当日，六区和七区武工队进入小河子，连夜突袭平定堡，伪警一个班和20余乡兵未作抵抗，交枪投降。13日，郎宝信率队收复宝昌。随即，宣布撤销赤源联合县，沽源、宝昌两地建宝源县，中共宝源县委、县政府设在宝昌城(现为太仆寺旗)，县委书记郎宝信，县长姚彤华。9月，宝源联合县改由第十九(察北)地委领导。”《中国共产党张家口地区组织史》载：“1945年8月11日收复平定堡，13日收复宝昌城。9月初，中共冀察区十二(平北)地委决定建立宝(昌、沽)源联合县，组成中共宝源联合县委员会，同时成立宝源联合县政府，驻地宝昌城。”由此可见，宝源县是八路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的县城，并且早于苏军占领张北(8月14日)，那么，苏军是否会抵达或驻留宝源县而使得宝源县境内的会师早于“张北会师”呢?据郎宝信回忆：“8月22日派姚彤华同志到职任沽源县县长，……决定派我和姚彤华去张北县和察盟地委交涉，……我们去张北的路上遇到苏蒙联军九辆汽车来宝昌。”《沽源党史资料》载：“27日，苏蒙联军200余人，自多伦乘车到宝昌，协助我政府执行剿匪任务。”“九月初，苏蒙联军二百余人到达宝昌，协助郎宝信领导的人民军队稳定局势。”由此可见，宝昌、沽源地区与苏军的会师并未提前至“张北会师”。

　　八

　　综上所述，晋察冀十二军分区与十九军分区诸县与苏军的会师，张北县是最早的，即8月14日至16日，即使晋察冀部队继续北上寻求与苏军的会师也不可能提前至8月16日，现有资料关于“会师”的记载以8月18日为界，冀热辽部队的“会师”在8月18日以后，冀察部队的会师在8月18日以前，因此，八路军与苏军的首次会师之地理应是张家口以北地区，亦或是张北地区。多部文献对这一会师有过记载：“8月中旬，苏蒙联军一路已由蒙古进至张北。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自延安电告军区，抓住有利时机，派部队向张家口、张北方向进攻，与苏蒙联军会师。冀察冀军区决定以第十二军分区和第十三军分区部队攻取张家口。8月16日，活动在张北附近的察蒙骑兵支队和苏蒙联军会师。”“8月16日 晋察冀部队在张北县与苏蒙联军会师;第二天，聂荣臻致函祝贺。”“八路军察蒙骑兵支队奉命前去与苏蒙联军联络，于15日在张北地区首次遇到了苏蒙联军。八路军遇到苏军时，干部战士个个激动万分。”段苏权将军之子段洣恒曾撰文回忆道：“晋察冀分局接到平北电报后，立即向中央报告：我冀察军区部队于16日(实际是15日)在张北，同苏联红军已会师。红军要联络手续，应如何办，请即示!在这份抄件右上角，周恩来写有‘快送主席’4个字，在右下角则写有‘已办——毛’，可见中央对该件的重视程度。”“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高岗对前来送行的东北地区党政军干部一一向少奇同志作了介绍，当介绍到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段苏权时，少奇同志应声说：你是第一个与苏军会师，第一个向中央汇报苏军情况的。”这些材料，都可作为张北地区“首次会师”的佐证。

　　为什么八路军与苏军会在张北实现“首次会师”?其一，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出兵中国，当时，东北三省及热河、察哈尔仅有晋察冀第十二(平北)军分区的根据地建设(非游击区)向北扩展至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带，建立了张北、沽源县委，为与苏军的“会师”奠定了基础。其二，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以摧枯拉朽的攻势，对日宣战仅一周内即开进“张家口接近地”，为八路军在张北地区与其会师提供了前提条件。其三，段苏权、詹大南、柴书林等十二军分区八路军领导人，认真领会中央精神，积极向北推进，寻求与苏军配合，收复广大国土，是实现“首次会师”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

　　八路军与苏军在张北地区的首次会师，全局来看，战略意义略低于冀热辽部队的会师，尤其是“曾克林会师”。1945年9月15日，曾克林乘坐苏联驻长春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出的专机飞抵延安。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并听取了曾克林的汇报，当晚又通过电报将情况报告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据此，中央最终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最终促使我党我军及时快速地开辟了东北的大好局面，成为撬动我党我军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战略布局的一根重要杠杆。因此，“张北会师”从全局的战略意义看，是无法与冀热辽会师相比的。

　　但是，从局部来看，“张北会师”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刻在张北会师，极大的振奋了周边地区中国人的爱国情感，为中苏两国军队结下友谊奠定了基础。苏军驻扎在张北至狼窝沟一线，配合了八路军收复张家口市，为八路军收复张家口及其以南地区创造了有力条件。

　　“当时的张家口，既是中共陕甘宁、晋绥解放区通往东北的走廊，……随着张家口的解放，其周围10多座县城均被八路军乘胜收复，这便打破了国民党的计划，为八路军向东北挺进和建立东北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张家口是日军的防御重地，屯积着大量武器装备，八路军进城后接收的军用物资仓库就有60余处。这批物资大大改善了晋察冀和其他地区的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因此，1945年8月至1946年10月，张家口成为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是解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这与八路军与苏军在张北的“首次会师”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