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口北三厅与察哈尔都统设置疏证考略

张家口学院 段宏广

[摘 要]本文根据文献资料对清雍正时期的口北三厅与清乾隆时期的察哈尔都统在设置时间、管辖范围、军政职能等关系进行疏证，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口北三厅与察哈尔都统的设置应是清政府根据区域特点、民族分布、商业贸易等方面因时因地制宜的结果，体现了清统治者对边防地区管理的战略智慧。

[关键词]口北三厅 察哈尔都统 设置

按照今天多数人的理解，口北三厅的主体地域范围应指张家口坝上地区，所谓的“坝上”，是以自然地理概念而论，指沿张家口北上而行，地势陡然增高而形成的广袤地带。实际上，口北三厅设置之前，是存在相关的行政设置的，口北三厅是清政府根据地域文化特点而专门设置的地方行政组织，主司地方政务，及至口北三厅设置后的43年，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该地区管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又设置了察哈尔都统，专司驻防，其所辖范围与口北三厅既有重叠之处，又不尽吻合，二者设置共同促进了该地区民族间的融合、商业经济的发展、近代城市的兴起。

一、设置“口北三厅”史料疏证

现将《清史稿》卷五十四之《地理志》卷二十九有关口北三厅记载辑录如下：

史料条一：口北三厅

口北三厅，直宣化府，张、独二口北。康熙十四年，徙义州察哈尔部宣、大边外，坝内农田，坝外牧厂。及察哈尔东翼四旗、西翼半旗。雍正中，先后置三理事同知厅。光绪七年，并改抚民同知。广六百里，袤六百五十里。

史料条二：张家口厅

明初，兴和守御千户所。顺治初，为张家口路，隶宣府镇。西北六十里。康熙中，置县丞。雍正二年，改理事厅。光绪七年，改抚民。东南距省治七百五十里。

史料条三：独石口厅

顺治初，为上北路，隶宣府镇。康熙中，置县丞，曰独石路，并卫入赤城。雍正十二年，置理事厅。光绪七年，改抚民。副将，驻。南距省治七百九十里。

史料条四：多伦诺尔厅

顺治初，置上都牧厂。属宣府镇。康熙三十年，喀尔喀为准逆所破，车驾跸此受降焉。雍正十年，置理事厅。光绪七年，改抚民。西南距省治千一百里。

从以上所引文献看出，清雍正帝分别于二年(1724年)、十二年(1734年)、十年(1732年)设置了张家口厅、独石口厅和多伦诺尔厅，文献中还零星点到口北三厅设置之前的沿革，笔者在仔细梳理后，重点疏证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口北道与口北三厅之间的关系。目前，有学者认为，口北三厅直接隶属于口北道，口北三厅行使口北道所属职权。关于这一点，窃以为还有商榷之处，清代行政建制与官制多沿袭明季，道和道员制度在明代已确立，但关于“道”的性质，在学者间，仍多歧，《清史稿·职官志》说，道员“各掌分守、分巡及河、粮、盐、茶，或兼水利、驿传，或兼关务、屯田，并佐藩、臬核官吏，课农桑，兴贤能，励风俗，简军实，固封守，以帅所属而廉察其政治。”道员的重要职责是监察而无地方政务专责，很难超越府一级职掌，由此推论，口北三厅的职权范围并非完全为口北道所辖制。

其二，口北道与宣化府之间的关系。既然口北道非地方一级行政组织，那么，口北道与宣化府二者之间的行政职权又是如何划分的呢?正如前边论证，可以认为，口北道应是行使监察(或曰观察)宣化府之职权，关于宣化府之地方行政事务，实为知府及其下属职官行使。

其三，宣化府与口北三厅之间的关系。上辑史料明确指出“口北三厅，直宣化府”，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口北三厅在行政组织管理上应隶属于宣化府。清代地方行政机构为省、府、县(厅、州)三级制，且清初沿用明制，同知为知府的副职，应属县一级，负责分掌地方盐铁、河工、水利、江防、人命诉讼、抚绥民夷等事务，从官制品级来看，属于正五品，低于知府一级(知府为从四品)，但“同知”品级又高于知州(从五品)、京县知县(正六品)、知县(正七品)，口北三厅的“同知”，自应受其所“直”，受到知府节制，然口北三厅可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三厅的同知可能不再是简单的知府副职，一定程度上蜕变成了掌管三厅政务的最高官职。

二、设置“察哈尔都统”史料疏证

关于察哈尔都统的设置，《清史稿》卷十二《高宗本纪》卷十二中一语带过：

“(高宗二十六年)十一月……辛丑，调嵩椿为察哈尔都统，以舒明为绥远城将军。”《清史稿》卷二○六《疆臣年表十：各边将军都统大臣》卷第四十六也仅蜻蜓点水般描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是年设察哈尔都统。”

多数学者对 “察哈尔都统”的设置时间无太大疑义，但关于察哈尔都统、代都统和署理都统的数量、任数、任期等问题还存在不少争议，现根据《清史稿》卷二○六至卷二○八统计出察哈尔历任都统情况：

乾隆年间：

附表：乾隆年间察哈尔都统(为方便论证，乾隆年间都统以表格形式统计)

嘉庆年间：

博兴、观明、佛尔卿额、贡楚克札布、庆怡、兴肇、成宁、祥保、伊冲阿、庆溥、富兰(共11人，12任，其中贡楚克札布2次任都统);

道光年间：

松筠、庆惠、富兰、瑚松额、和世泰、博启图、安福、福克精额(署)、武忠额(署后担任)、凯音布(署后担任)、苏勒通阿(署后担任)、乐善、赛尚阿、布彦泰、璧昌、铁麟(代后担任)、禄普、裕诚、双德、庚福(署)(共20人，22任，铁麟3次任都统);

咸丰年间：

恒春、西凌河、花山太(署)、庆昀(署后担任)、穆隆阿(署后担任)(共计5人，7任，西凌河、庆昀2次任都统);

同治年间：

阿克敦布、福兴、文盛、额勒和布、庆春、奎昌(署)(共计6人，8任，额勒和布、庆春2次任都统);

光绪年间：

瑞联、春福、穆图善、景丰、祥亨、谦禧、吉和、永德、绍祺、托伦布、奎斌、德铭、祥麟、芬车、奎顺(代后担任)、升允、溥颋、松寿、诚勋、溥良、黄懋澄(署)、冯国璋、何宗莲(署)(共计23人，23任)。

通过上述梳理，发现清代察哈尔都统设置情况有以下特点：

其一，乾、嘉年间察哈尔历任都统的任命较为稳定，以乾隆朝为例，历任察哈尔都统皆为直接担任，并没有出现署理都统、代都统的情况，一定程度反映出乾隆朝各边将军都统大臣任职制度的稳定性。

其二，历朝历任察哈尔都统任职时间差异性极大，长者10数年，短者几个月，以乾隆朝为例，常清任职13年，乌尔图纳逊三次出任达12年，而积福仅任职4个月。究其原因，主要是清代驻防都统、边防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之间流迁频繁，乾隆朝年间察哈尔都统嵩椿还曾担任绥远将军、安泰曾担任参赞大臣，当然也有免职、降职、擢升的情况，相对来说较少。清代各边将军都统大臣流迁任职的制度有利于统治者(皇帝)对边疆重地的控制，防范边防大臣拥兵自重，威胁中央统治。

其三，清代后期，尤其是光绪年间，察哈尔都统任职时间都较为短暂。清代都统大多为满蒙权贵所掌控，鲜少汉族官吏担任，至清光绪后期，仅北洋军阀冯国璋担任，黄懋澄、何宗莲仅为署理。由此可知，清政府对察哈尔都统任职的重视程度，即使在日落西山之时，满清亦不放手对察哈尔地区的军政管理。

三、口北三厅与察哈尔都统设置关系考略

清代口北三厅与察哈尔都统的设置尽管在时间上前后相差43年，但二者并非孤立而毫无联系，现根据相关史料，加以分析：

清代口北三厅与察哈尔都统的设置并非统治者一时之兴，而是多年筹思经营、因时因地制宜的结果。雍正二年(1724年)设置直隶省口北道，口北道在设置之前，是受山西布政使司的节制和管理的，为山西布政使司参议口北道。张家口、独石口作为边防重塞关口，明、清两朝统治者熟知其军事地位，清初顺治二年(1645年)，就在张家口、独石口驻防八旗兵，扼要守险。随着该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张库商道对“口外”贸易的推动，设立相对独立、由“道”进行监管的“散厅”处理该地区的政务成为必然，雍正二年将口北道改属直隶，由口北道监察口北三厅钱粮、河工、盐铁、商贸、夷务等事宜;至雍正中，设立了口北三厅，管理口外察哈尔蒙民、旗民事务(包括钱粮、刑名、人命诉讼等)。张家口、独石口等地地处蒙汉、游牧与农耕民族交汇之地，18世纪前期，随着口北三厅的设立，日渐推动当地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对外贸易，为保障京畿重地的驻防和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一月，清政府在张家口设立察哈尔都统，统管察哈尔八旗。可以说，口北三厅与察哈尔都统互为表里，口北三厅主行政、察哈尔都统掌边防，二者的设置共同推进了该地区的繁荣和发展，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由黄可润编修的《口北三厅志》存有该地区的民族经济、城镇发展的史料，也从侧面反映了该地区的经济政治稳定情况。

清代口北三厅与察哈尔都统的设置充分体现了清统治者为处理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各种事务的深思熟虑。口北三厅，皆为理事同知厅，“理事同知”是清政府为处理少数民族和汉族关系而设的专职官员，清早期设在八旗驻地，其后随着驻防的地区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定制。张家口、独石口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既是蒙汉交汇之地、又是畿防重地，在这些地方设置理事同知厅便顺理成章了;此外，为加强对察哈尔八旗的统治，根据察哈尔八旗为蒙古八旗特点，设立察哈尔都统管理察哈尔八旗的军政和游牧之事，亦为明智之举。

清代口北三厅与察哈尔都统的设置客观上推动了张家口地区的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为张家口近代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世纪，该地区畜牧业、商业、对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皮料加工、煤矿业兴起，形成鲜明民族特色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口北三厅(这里主要指张家口厅、独石口厅)的设置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该地区经济发展又客观上推动了张家口厅、独石口厅的城镇发展;察哈尔都统的设置初衷是军事防御中心，到清中后期，随着张家口厅、独石口厅的经济发展和“口外”贸易的需要，察哈尔都统所驻防的张家口，其城市功能也逐步发生了变化，张家口经济与贸易也日趋兴盛，成为近代张家口市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