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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新疆的察哈尔人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日期:2015/5/20    点击数:20415 次

  西迁新疆的察哈尔人

  兰草 解放军出版社

  我们把太多的学术希望寄托在了一路把持着话语权的各类土豪专家的身上,以至于在我们成长、成熟了几十年后的岁月里,便会有许多的失望。

  人生总会有一个机缘,会让我们在新疆、在伊犁、在阿拉山口、在博尔塔拉、在霍城、在昭苏,真实地见到了史书之外的“貌似”风景。幻想去将现实风光与沉重历史对接起来。我们时常突然发现,那些经不住住念叨的“概念”和“摆拍”之外,其实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存在。于是,我低头笑笑,并且应该夸张地长叹。

  2013年9月1日至10月1日,我花了一个月时间,陆路行程6500公里的新疆孤旅,确实只是一个时空概念。北京到乌鲁木齐的空中直飞,虽然也算是距离,但那根本不叫跋涉。我们何尝不是去新疆那片山水中瞎走瞎玩的?我不可能不俗气地也会走进许多新疆的5A级景区,这我必须要敢于承认。

  一、我为什么会对察哈尔视而不见

  最早知道大清康熙王朝兵分三路,三次出征西域,平定准噶尔的信息,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只知道地处丰宁、围场、克什克腾附近的乌兰布统,是1690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厮杀的主战场。将军泡子、大小红山那役打得如何?并不是本文的主题,网上随便一荡,都能找到并说出一大堆的片花儿和故事来。

  限于学术视野之贫乏和知识储备不足,我只能依靠《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3辑察哈尔纪事特辑,李海清主编,1993年6月版)上面只言片语的条目和概略记载,来感知察哈尔的零散历史。

  那一年的6月,我刚从军艺毕业。写作的路,才刚刚开始。重要的是,还算年轻的我,正用最朴素的原始情感,来书写着属于我的张家口。我用尽一切办法,来感受早已经消失了的“察哈尔”。这便是我日后一直坚持的“我心向北”之由来。

  2004年网络刚刚普及。在长城小站,我用“察哈尔”,注册了自己的第一个网名。应该说,这极有可能是中国张家口范围内,第一个用“察哈尔”作为个人名字的人。其实,我并没有意识到“察哈尔”的分量与担当。

  散文《大漠的诱惑》,是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写下的略带煽情意味的作品。那时候的我,沉迷于周涛的张扬沉雄和张承志的语感气势,以至,我的许多作品风格,受他们二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我是无师自通地用感觉和激情,感悟着我心向北的意境。

  现在,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这篇散文片断了。

  我在最后一声蝉鸣中,走进了京城。

  仿佛大漠的历史,就这么轻轻合住了一角。张库商道上,永远不会再泛起昨日的辉煌。大漠察哈尔,在经历了漫长的兴衰起伏,诞生了些许伟大人物之后,而今依旧在北中国默默地滚动着、跳跃着。

  其实,大漠察哈尔,在我出生前,就已经豁然开朗。有一种无法言喻的东西,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在被先祖遗弃的商道上行走,意念会继续从四野散开,灵魂在自然中寻找道路。

  ……

  现在,我只有靠那几册发了霉的史料,摘下一串串冷漠的记忆,放进嘴里咀嚼荒原上的沉寂。面对最终的选择,我只有深深地低下头。我的封尘已久的锡拉木仑啊,我的充满欲望的塞外察哈尔啊。我还能找到你吗?

  ……

  这是康熙初年一支狂舞的崭新世纪。而蒙古人的后裔——察哈尔、喀尔喀、厄鲁特三个部落仍在支撑着苍生天。喀尔喀屡遭厄鲁特台吉噶尔丹掠劫和驱赶之后,康熙大帝怒发冲冠,流出的宣言凝为金色的出师令牌。兵分三路:东路以黑龙江萨布素出,西路以费扬古自陕西出,中路便是康熙帝亲自统兵,自独石口张家口浩荡而行。

  圣火燃烧着人们的信念。噶尔丹开始退却。口北三厅(多伦诺尔厅、独石口厅、张家口厅)至此留名。

  战争的缝隙也会蕴酿和平。散发着芨芨草苦味的女人和马群、驼队。把生存与创造的网,撒向有着健壮之躯的大漠察哈尔。通向锡拉木伦路上的要道驿口变得喧嚣。长城五口上的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成为永恒。王公、贝勒、台吉、参领、都统、苏木和草民,一齐将目光射透边关,却又注视着边塞的世态炎凉。

  但察哈尔人,就从这里继续出发,向漠北、向漠南、向库伦、向恰克图、向达毛斯格洼挺进。

  ……

  应该俗一点说了。显然,我在20年前那个时期,是有关注到过康熙初年和他兵分三路西征噶尔丹的史实。也知道中路是由康熙帝亲自统兵自独石口、张家口浩荡西行的。

  但至于准噶尔汗国噶尔丹为什么作乱?大清为何不惜用近一百年的时间,三次征讨厄鲁特噶尔丹部?为什么准噶尔汗国与沙俄勾结,分裂大清之新疆的活动,康熙至乾隆祖孙三代人,必须要坚决打击?为什么察哈尔部在数次西征的作战中,会承担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在伊犁那里还有不少从东北的锡伯族人(东路以黑龙江萨布素出)?而与锡伯人一起出征西域的察哈尔人又在哪里?

  而这一切,当年,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二、察哈尔与新疆有什么联系?

  我对整个新疆北疆横贯东西的天山雪山映衬下的荒原之大气,充满了敬意。

  那些与雪山交织在一起的峡谷、森林、河流、湖泊、草原、戈壁以及大漠,无时不在抒写着新疆的辽阔意境,它扫荡着我们久居都市后所落下的所有病态与心境。

  那些悠闲漫步在各种公路上的牛群、羊群、马群、骆驼群,甚至火鸡群,从来不管你是从何而来,为何而来的。它们视若无人的从容淡定,让我的心情从未有过的好。它们是医治我们所有坏脾气、坏毛病的良药。

  对我们来说,因为新疆太过遥远。所以,在我早年作品的笔墨中,就无意识地忽略了我的故乡察哈尔与新疆的血肉联系。那时,我的散文写得花里胡哨,小词整得很是热闹。比如说,我曾有意无意地提起过“西进”。但怎么个西进法?西进到了哪里?我并没有深究,也没了下文。

  “当散发着芨芨草苦味的女人和羊群,把生存与创造的网撤向额尔古纳河;信马由缰的成吉思汗在铁矛弯弓组合方阵的时候,在马队牛角展示雄威的时候,就已经把旷古而深远的历史,纳入了我的血管。鲜红的热血在迅疾的马蹄声中飞溅,以至使我一次次想起牧犬和苍狼撕扭的悲壮岁月。那块被蒙古铁骑征服了的版图,谁望上一眼都会为之潮涌。旅蒙商们在战争的缝隙,把骁勇和精明刻进了西行的漫长岁月。汉人、蒙人、回人组成的驼队,从大境门出发、从正沟街开拔,向漠北漠南向库伦向达毛斯格洼挺进。在异域的那片土地,我的先祖忘掉白骨铺成的路,忘掉走西口的缠绵,摇晃着旅程,继续把张垣商道拉进地平线。这块属于男子汉的土地,在张家口人脚下变得不同凡响。”

  今天,我应该真诚地检讨自己。以上,除了诗意般的句子,我还说了点啥?

  2013年9月4日,当我在博尔塔拉阿拉套山的阿拉山口连防连参观时,我竟在他们的荣誉馆看到了察哈尔的影子。“1763年察哈尔官兵在博尔塔拉河、赛里木湖驻防”。当这一行写入我军边防哨所荣誉馆上的字,突然跳入我眼帘时,我的心为之一动。

  原来,貌似很是遥远的新疆,与察哈尔竟然是如此的相近。原来,二百多年前的边防卡伦,至今仍在继续着。

  我突然为自己年轻时代创作与写作的兴奋点,感到惋惜与难过。如果从1993年算起,我为什么会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对如此轰轰烈烈的史实和选题方向视而不见呢?以至,我失去了对这个重大选题及历史研究积累的完整把握和理解。

  仿佛冥冥之中的天意?更为神奇的是,为什么我的新疆之行第一站,会选择阿拉山口边防?为什么我执意要在新疆之旅开始的几天,要跑到最远的昭苏去看乾隆平定准格尔勒的格登碑?察哈尔人什么时候来到的新疆伊犁?察哈尔兵为何而来?他们的后人现在分布在哪里?虽然,我们的家庭旅途是到新疆来暴走瞎玩的,根本不可能带有任何“考察”意味。但遇上了就不言放弃。

  现在,我试图用有限的史料和感觉,来谈谈“西迁新疆的察哈尔人”。

  三、察哈尔张家口库伦恰克图商道的由来

  元朝灭亡后,蒙古势力退至察哈尔、山西、陕西以北,但仍然具有强大实力,成为明朝的主要对手。居住漠北的蒙古人主要分三部分:住在西辽河、老哈河一带的兀良哈部;住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的鞑靼部;住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准噶尔盆地的瓦剌部。即我在散文中所说“而蒙古人的后裔——察哈尔、喀尔喀、厄鲁特三个部落仍在支撑着苍生天”。这三部除兀良哈部与明存在稳固的羁縻关系外,其他二部虽也曾接受过明朝封号,但彼此战多于和,实际上俨然敌国。

  16世纪中叶,漠北瓦刺分为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和准噶尔部,清代统称为厄鲁特或卫拉特,驻牧于新疆北部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为了对付蒙古贵族的南侵,明朝在东起辽东,西至嘉峪关沿长城一线,设置了辽东、蓟州、宣府(张家口)、山西(太原)、榆林(延绥)、宁夏、固原(陕西)、甘肃9个重镇,史称“九边”。

  退出中原的蒙古人,尤其是上层所需要的奢侈品仍必仰中原供给,尤其是消脂保健的茶叶实为必需。为了制服蒙古人,防止蒙古人大量取得茶叶借以控制新疆、宁夏青海一带的少数民族,明廷对茶叶流入蒙古控制极严。只是由于蒙古贵族一直力图向中原扩张,甚至企图“求大元一统天下”,明代不得不严加防范和控制,面向蒙古的通贡和互市贸易时时受到战争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以茶、货币换取蒙古战马也符合明朝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因此,沿长城一线的察哈尔张家口、大同等边地茶马贸易得以兴起。通过茶马贸易,茶叶流入蒙古,并被辗转到更远的北方、西方。此时,张家口作为边防重地和贸易中心真正出现,其在茶马互市中的地位相对突出。

  明通过“以茶易于蕃,以货市于边”的基本政策,以包括茶在内的货物于北方向女真族、蒙古族换取所需战马。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朝一度允许在宣化、大同开设马市,命侍郎史道总管其事。鞑靼每以疲老之马索取高价,而且在宣化、大同开市就抢劫两市。明朝不胜其烦,只好召回史道,停止马市。经此打击,蒙古所需要的茶叶等生活用品和农具无法得到满足,俺答汗被迫于隆庆五年(1571年)“上表称贡”,被明封为顺义王。

  贡市关系恢复,明朝在大同、张家口一带设马市13处,定期互市。茶马互市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沿边地区出现了许多茶马交易市场,规模很大。

  北方边地市场还包括面向辽东各族的茶马贸易。这主要是辽河平原为中心的东北地区,包括朵颜三卫蒙古人和女真族占据区。

  庄晚芳、王家斌《西北茶叶贸易史研究》说:“我国西北(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陕北、晋西北)和西藏一向是边销茶叶的重要市场”,这里明确提出了茶叶市场的“西北”概念。从晋商的经营地域,也可概见茶叶市场的“西北”概念。《山西商人西北贸易盛衰调查记》云:“晋商经营西北商务,有蒙俄两部,而其总汇之处,皆在东口、西口。东口者,张家口也。北至库伦、恰克图等;西口者,绥远城也。西北至包头、宁夏、新疆、伊犁、塔城(塔尔巴哈台)、科布多、(唐奴)乌梁海及俄属各地”。

  西北商业中心主要有东口张家口、西口归化(呼和浩特)、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克苏、乌鲁木齐、包头、银川、西安、兰州、西宁、嘉峪关等地。茶叶集散中心基本上也围绕这些商业中心而展开。

  张家口、库伦、恰克图集散中心,构成茶叶向北销俄罗斯及西销内外蒙古、新疆(中亚)等地系统和辐射中心。

  恰克图贸易,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秋九月订立的《恰克图互市界约》11条,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订立《恰克图市约》5条。在此前的1728年,“俄国对华贸易以北部边境的恰克图镇一地为限,因此,该处遂成为中俄两国商品交换的唯一市场”。乾隆二十年(1757年)“俄罗斯停止在京贸易,而互市之事统归于恰克图矣”,“北京贸易停止,中俄商务集中恰克图,遂日见繁盛,蔚为两国通商之咽喉;与广东对外贸易,可谓南北辉映也”。

  乾隆二十四年(1761年)规定,商人赴库伦、恰克图贸易,皆给以理藩院票,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经张家口者隶察哈尔”,由察哈尔都统发票。

  咸丰元年(1851年)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开放伊犁、塔城,晋商分化出专走恰克图等地的“北商”和专营西路的“西商”,西商以“千两朱兰茶,专有茶商由(安徽)建德贩至河南十字店,由十字店发至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转贩与向走西疆之商,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其销售对象“惟西洋人日所必需,非俄人之所用,伊亦不买”,与北商所贩武彝茶不同。

  张家口赴恰克图售茶有三条路。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察哈尔都统庆昀奏道:由口赴恰道路,除阿尔泰军台之外,商贾之路有三,分东西中路。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锡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乌)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经大红沟、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呢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中一路也。

  由此可见,库伦是张家口北上恰克图的必经之地。它“距京师四千余里,更由库伦北行十一站,至恰克图,即买卖城是也”,被视作“北边之要塞,诸路之咽喉,实与张家口有唇齿相依之势,迤南一带,直接张家口,其间约有三千余里,一望沙漠路路可通”。

  贸易之盛,正如(清)何秋涛《朔方备乘》所云:“恰克图互市:菊海以南,广袤数千里,商贾皆萃於库伦。所属之恰克图,亦朔漠之间一都会也。康熙年间(1662~1722年),初设互市,本在库伦,迨雍正五年(1727年),卡伦既设,乃迁於卡伦外之恰克图,而库伦驻大臣司稽核焉”。

  库伦分西库伦、二里半滩、东营子三区域,“西库伦商号林立,有京庄、晋帮之分”。京庄就是北京安定门外俗称“外馆”所分设的商号,专营对蒙民贸易,商人大多是直隶深州、冀州、饶阳县人。晋商多为汾阳、孝义、太谷、文水县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汉人在库伦专营小贩生意。商号多半与恰克图栅内的商号有联系,或是分庄作批发运销的业务,很少有零售。或是张家口运来的茶,接运至恰克图销售,起中继站之作用。洋商及各省华商争夺库伦生意后,恰克图贸易“不复为晋商专有矣。于是,晋商所经营之库伦庄,逐年衰败,一蹶不振”。辛亥革命后,俄人助蒙独立,中国失其统治之权,“晋商数百年经营之商业,完全丧失,坐庄行商,无不失败”。嗣后有所复苏,但“民十年,坐庄行商又相继歇业,仅汾阳一县,失职回里者,有四五千人之多,晋商之生计,殆无复振之望”。这是晋商经营西北贸易的发展状况,也是库伦华商的一般经历。

  恰克图是中俄贸易的桥头堡,也是十分巨大的茶叶集散市场。通过恰克图,大量茶叶源源不断输入俄国。恰克图市场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清初,中俄“互市凡三:曰京师互市,曰黑龙江互市,曰恰克图互市。……此外塔尔巴哈台所属之和尼迈拉呼卡伦,定例不准通商。又卡外之唐奴山,乌梁海等处,禁止商民前往贸易”。

  京师互市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所订《尼布楚条约》的产物,俄国商队1695年开始派遣,1699年俄国商队到达北京,乾隆二十年(1755年)遂停止。俄国虽从贸易中获利丰厚,但茶叶不占重要地位,加上恰克图互市已经繁盛,其他贸易地点亦渐开通,无须再至北京贸易。再则入境出境,往返行文,手续甚多,种种不便,“兼以沿途约养,所费不赀,亦皆为其停止之原因”。

  黑龙江互市应该是指俄国私人商队“运货往蒙古及满洲沿边之各处”,“与会宁、中江诸市,同为市易之小者,故其事不甚著”。

  恰克图互市始于1727年订立《恰克图条约》后,1729年正式开放。同时尚规定祖鲁海图为互市之地。此地位于额尔古纳河西之一支流域,中俄两国商人自尼布楚及嫩江前往贸易,每年互市6周,但规模不大。“两国交易者俱属次等之货物,中国商人所售者为次等之茶、烟叶、粗糙绵布及丝绸,而俄方则为牛、马匹、羊皮、松鼠皮及各种皮货”。双方以物易物,年交易量不超过1万卢布,税卡所收税不过500卢布。“该处贸易始终不振,其后遂湮殁无闻焉”。

  恰克图市场是中俄贸易的主要地点和茶叶贸易的桥头堡,通过这一市场,茶叶大量输入俄国。尤其是1755年后,京师贸易废止,“由是俄罗斯咸归恰克图贸易矣”。“截至1861年为止,恰克图的市场是由山西的商人供应的,他们在湖北和湖南(这两个地名在伦敦茶叶市场上是用粤语称呼的)采购和包装茶叶,并从那里直接由陆路运往恰克图”。“俄国和中国的全部贸易,从一开始起就集中在俄中边境上的恰克图城”。

  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引起了马克思的强烈兴趣和热切关注。他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中,进行了详细分析和精辟论述,他指出:“对华贸易和往来方面,俄国人所处的地位显然令人极为羡慕。的确,非常可能,以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文钱、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虽然“俄国人没有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但他们一点也不吃亏,“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是不会有竞争者的”。当然,俄国“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

  1858年,沙俄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除保留边疆通商外,还取得上海、宁波、福州府、厦门、广州府、台湾、琼州府7处海口通商权,并规定“若别国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俄国野心终于得逞。1861年,晋商经营恰克图贸易的根据地华中重镇汉口开埠。当年,俄国迫不及待地取消了茶叶垄断贸易,把税关从恰克图移至伊尔库茨克,取消运入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茶税,1862年4月13日,又取消海运茶叶禁令,允许茶由海道输入俄亚部分。茶叶海运回国骤然兴起,恰克图贸易遂衰。

  尽管如此,但由于茶叶贸易的发展,俄国境内的恰克图从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官”。归化、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集散中心组成茶叶西销俄罗斯、中亚及新疆一带的系统,归化城是此系统之中心。

  归化城是内蒙古较早的城市,称“西口”,即今呼和浩特市。雍正(1723~1735年)末年,在城东5里又另建“绥远”新城,奠定了今呼和浩特市的基础。乾隆(1736~1795年)时,归化、绥远已发展成为内蒙古第一大商业城市。“古代中蒙贸易,皆限定东西两口为市场”。

  归化城在明代已成为著名茶马市场,其地“北通外蒙,西经新疆可通中央亚细亚,其贸易范围既广,而俄蒙各地住民又最以嗜茶著称”,故“该处为茶商总汇之区”。

  四、清代察哈尔张家口茶是怎么进的新疆

  清代蒙古台站设置了漠南、漠北、漠西三部分。晋商到蒙古地区贸易,就是在三条台站的基础上,开辟出了三条商路。其中,归化城与张家口城为这三条商路中其中两条的起点。所以“归化城为商民辐辏之区,向来贸易者,均系往喀勒喀四部落,及新疆、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一带行商”。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规定,商民至喀尔喀、库伦贸易者,须领取印票,将货物人数报明理藩院,方得贸易。恰克图贸易后,规定商民出长城关口,须领取部票,经张家口者隶察哈尔都统,山西方面隶归化城将军,长城东部向多伦诺尔同知领取。显然,归化城是为贸易中心,当时“商贾丛集”,“人烟凑集”,“商贾向有十二行”,“市廛之盛甲于西北”,成为内蒙古最大的商业城市。

  茶叶自汉口运樊城,经河南、山西,趋大同,在此分路,“一部分茶叶直接运往归化厅,另一部分运往张家口”。而主要的茶叶运路是从老河口北上。“运往归化厅供蒙古销售的茶叶,是经由汉水运至樊城以上约50英里的另一名为老河口的大市镇,从老河口以骡子和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经营砖茶之山西商人,向多取道汉水由老河口遵陆运往蒙古”。

  史料所说“从前有许多砖茶沿汉水北上,然后穿过长城的临厦门(Ning—Hsia Gate),直抵库伦”,即指此路线。

  归化城经营砖茶业的“概系晋商”,所开茶庄“规模甚大”。他们在原籍设总店,设厂于湖北蒲圻、羊楼洞(峒)、汉口、湖南羊楼司等地,在张家口、归化城、包头、奉天等地设分庄推销。

  民国时期,归化城此类茶庄有兴隆茂、长盛川、元盛川、大德成、宝聚川、巨真川、巨盛川、三玉川、大德华、天顺长、义兴茶庄等12家。这12家晋商茶庄3家为榆次县人,9家祁县人。业务特点是“趸卖批发,不零售”,茶砖“专销蒙古、新疆一带”,由“本地走外路之行家或行商及蒙古之行商”批进运往“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札萨克图及新疆之故城子(奇台)等处”之各自分店或总店,换取牲畜皮毛甘草等货而归。

  蒙古及新疆等商业中心均受其辐射。在靠近新疆的蒙古商务重镇科布多,“有京庄、山西庄二大别。俄商亦前往贸易。本国行销之货,以砖茶洋布为大宗。其他绸缎铜铁瓷木各器及日用所需一切杂货食物,无不备。而砖茶洋布,则由张家口、归化城购办,至于杂货,则购之于京。亦有在张家口及归化城采办杂货者”。乌兰察布“输入货以布疋茶砖为主,杂货次之”,每入“砖茶二十余万方”,数量庞大。

  而原议定“北商于古城运销白毫、武夷、香片、珠兰、大叶、普洱六色杂茶”,但“北商率将湖茶改捏千两、百两、红封、帽盒、甬子、大小砖斤各项名色影射,贩往销售牟利,与甘司所行附茶,名虽异而实同,大为甘商之敌”。道光三年(1823年),上谕提到:“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经户部议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砖茶不得侵越新疆各城售卖”,考虑到由归化城、张家口请领部票纳税而来的此项买卖,“已六十余年,未便遽行禁止”,令以后每年驮运砖茶千余箱,“前赴古城,仍照例给票。无许往他处售卖”。

  古城是新疆商业交通枢纽,“迪化不居要冲,唯古城绾毂其口,处四塞要地。其东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鄂豫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化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自古城分道,西北转科布多,为通前后营(即康熙间用兵之路),外蒙古人岁一至,秋籴麦谷并输裘皮革,易缯帛以归。又循天山而北,为北路,取道绥来,以达伊犁、塔城;循天山而南,取道吐鲁番,以达疏勒、和阗”。

  根据1881年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俄商从边界运货过科布多、归化城前往天津,这为俄商在归化、科布多购茶创造了条件。俄商遂“经常在政府没有实行专营的科布多,甚至在张家口收购茶叶,然后经蒙古运到离边界五十俄里以内地带的塔城和其他地方”进行销售。

  归化城之地位受时局影响较大。蒙古茶叶市场发达后,六安茶、苏州茶曾运销山西、口外蒙古等地,而西北输俄茶路的开辟无疑对归化城具有正面影响。“俞正燮《俄罗斯事辑》载,康熙三十三年(1674年),其使自土鲁番哈密来,入嘉峪关互市,时为立馆于京城中玉河桥西,定三年一互市,来者不得过二百人,以八十日为期。按《通考》《会典》皆载此事于三十二年,疑即一事。而俞正燮误记为三十三年也”。如果是这样,则说明1693年俄商是循古丝绸之路入京的,东来之路畅通。

  晋商中的西路茶商集中归化,“向往西疆贩运茶斤,均系殷实守分之民”,所贩“千两朱兰茶,专有茶商由建德贩至河南十字店,由十字店发至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转贩与向走西疆之商,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销售对象是欧洲人,“此项千两朱兰茶,惟西洋人日所必需,非俄人之所用,伊亦不买”。

  同治(1862~1864年)前建德茶已销新疆转运俄国。《益闻录》第二六七号记载了建德茶运销西北之事:“建德为产茶之区,绿叶青芽,茗香遍地,向由山西客贩至北地归化城一带出售。同治初年,则粤商改作红茶,装箱运往汉口,浮梁巨贾,获利颇多”,说明同治初年建德茶制作方法、收购对象、运销地区发生根本变化。茶“自伊犁、塔城等处输出者亦甚可观”,1841年为1315磅。

  1851年7月25日,中俄订立《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俄国取得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权,设置了贸易圈,翌年西北输俄茶增至66.6万磅,1854年激增至1668096磅。“1860年11月2日和14日的北京《续增条约》,中国新疆境内的城市喀什噶尔(Kashgar)和伊犁与塔城的情况一样,也开放了;根据这个协约,在某些限制之下,贸易可以进一步深入到外蒙古的库伦和直隶外的张家口”,西北茶叶出口日趋重要。

  1853~1855年沙俄侵略者在新疆为非作歹,侵入特穆尔图淖尔南岸地区与伊犁河下游一带以及雅尔噶图金矿,杀害矿工260多人,激起人民愤怒。1855年8月26日,回、汉等族人民五六百人,包围并焚毁了塔城的沙俄贸易圈。而晚清政府却于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初一日与俄签订了《中俄关于议结塔城焚俄贸易圈案议定条款》9条,涉茶部分为4条。主要内容有:俄罗斯被烧丢失商货等物,核算为银135682两,以茶偿付。所付茶叶,按期交付俄罗斯国匡苏勒官查收后,由该官出具收凭,咨行塔巴哈台参赞大臣,以便存案。这批茶叶的数量已经不少,再加上俄罗斯正常输入及当地民众消费量,输入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一带的茶叶数量更多。

  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初九日,扎拉芬泰奏:“现在口外茶斤,颇为华商获利之大宗”,故清廷于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克苏等处开征茶税。俄商通商西北前,“茶商向由内地及乌鲁木齐等处贩运,自俄夷通商以后,颇形踊跃”,阿克苏为“附茶、杂茶总汇之地,商贩云集,现已奏准设局”。但塔尔巴哈台俄国贸易圈“被烧后,货物不来,即安集延、哈萨克各处夷使,亦观望不前,茶商大半卷资回藉”。1857年夏,“该商闻安集延来此贸易,始贩茶前来,即委员稽查各色茶箱,共计茶斤十万有奇,可征税银一千余两”。

  1862年,俄国驻伊犁匡苏勒“藉口喀什噶尔地方时有不靖,遽请暂在阿克苏通商”。清廷认为,此举“显违条约”,况且阿克苏为“回疆咽喉重地,东界库车,西界乌什,南界叶尔羌,北界冰岭,实为往来通衢,向无外国人前往贸易”,“若不设法阻止,俄人得步进步,将来任意求在各城通商,且恐不止阿克苏一处”。

  新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茶叶贸易迅速衰退。1864年底“俄国政府禁止砖茶从西边边界进口,这法令使得砖茶贸易大部分落入本埠(指汉口)的专走恰克图的俄商手中”,其中原因可能与该年新疆各族人民大起义有关。

  受此打击,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土崩瓦解。随着新疆陷入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匪帮和沙俄军队乘机侵入。在此形势下,不但西路茶商不得不改道,退出伊、塔茶叶市场,承办“甘新茶政”的晋商“东商逃散”,“回商多被迫胁,死亡相继,存者寥寥”,新疆茶务呈停滞状态。

  西商改道后,新疆处于阿古柏匪徒的统治下。1871年沙俄又侵占伊犁地区,直到左宗棠出兵收复伊犁,1881年才交还中国。在这10多年时间内,新疆战乱不止,社会动荡。

  1872年伊犁将军荣全奏道:“塔尔巴哈台既已收复”,但“城荒废已久,华商绝迹”,故“奏请饬采运茶斤,拟招集华商,渐聚各城,冀复从前旧规,以免行使俄票之累”,请绥远城“代买挂锡裹箱,每箱约重六七十斤红梅茶二百箱,上细朱兰茶二百箱……派员解赴科布多存储”,听候调用,并号召“向日在塔贸易各茶商,照旧领票贩运茶叶,赴塔贸易,毋稍观望”。虽然如此,西商已再难招集。

  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后,从“东西两柜茶商无人承充,应即添设南柜,招徕南茶商贩,为异时充商张本”的指导思想出发,大力扶植家乡茶商进入西北。关于此,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卷二载:“甘新茶政,向由晋商承办,谓之东商口岸,略同盐法。回乱后,东商逃散,左相求之不得,遂饬湖南人承办,谓之南商,所销运皆湖南砖茶。及晋商归,复向南商承拨分销。至今(1906年左右)东南仅十之三,南商十之七”。这就是外国人所说的:“在上个世纪(十九世纪)七十年,中国当局对西部地区的茶叶贸易实行了专卖垄断,只允许湖南商人经营茶叶,其他省份的茶叶因此便不能运入本区”。

  新疆混乱为沙俄乘机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沙俄先支持阿古柏窃取新疆作为自己的侵略工具,作为回报,俄商在新疆取得了广泛的商业利益,并企图趁机夺取茶叶贸易。

  1881年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两国边界百里之内,准中俄两国人民任便贸易,均不纳税,俄商在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开放肃州(嘉峪关)为通商口岸,俄商从此地购买土货回国,减税三分之一。这就为俄商掠夺西北茶务提供了法律依据,他们在嘉峪关、张家口、科布多到处收购茶叶,运销蒙古、新疆等地。茶“自汉口至樊城西北北行出嘉峪关以达于西,悉毕尔者,自同治十年(1871年)始(前此或有,为关册所未载)。维时改时未成,而西路通商端倪已著”。由于哈萨克、浩罕诸部新归俄属,“地广人众,需物加多,而茶尤巨”。

  1881年订约,“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往来益盛”。1884年开关榷税,岁运茶10余万担,“茶居全数三分之一”,即占俄国自中国总输入茶的30%。1887年茶与杂货出口价值达902万银两,“西路商务渐盛,茶既如此,他物可知”。《时报》载,光绪十二年(1886年)喀什噶尔、乌鲁木齐进口货值14.8万两,出口货价64万两,其中很大部分得力于茶叶贸易。

  新疆市场上,作为官茶的湖茶“尽是些劣等茶”,“只能在穷人中间推销,而且销路也不好”。虽然地方政府按朝廷旨意“强力推销这种专卖茶,并责令商人购进,有时还以这种茶叶作为薪饷发给官吏和士兵”,但仍然“收效甚微,还是谁也不喜欢这种官茶”,于是“私茶走私买卖就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但“这毕竟是件担风险的事情”,包庇走私官员将受到“严令惩处”,私商“货物将全部被没收充公”。如1886年,就以“山西商人在理藩院领票,诡称运销蒙古地方,实私贩湖茶,侵销新疆南北两路,一票数年循环转运,往往逃厘漏税”为理由,规定“倘复运销私茶,查出没官”进行处罚。相对于“中国人做茶叶生意是很小心的”这一实际,俄商“经营茶叶的条件却很不错”,原因是崇洋媚外的“中国当局怕引起俄国领事的误会,不敢对俄商太严。所以,俄国臣民在这方面有较多的自由,他们既可以在中国西部地区做茶叶生意,也可以把茶叶运到俄国境内”,甚至“常从就近的俄国城市采购一些好茶叶”运销新疆。

  如果说这是所谓“非法的贸易”的话,那么俄商还可以在塔城和其他地方等50俄里以内的边界地区“完全合法地做茶叶生意”。这就是新疆“民间缺茶,俄私倒灌”的客观背景。

  1904年俄国向伊犁领事区输入茶叶4268卢布,同时新疆地区向俄国输出的茶仍然存在。1903年乌鲁木齐输出到俄国的茶叶是39305卢布,而当时喀什噶尔的年贸易额约500万卢布,伊犁约300万卢布,塔城约500万卢布,乌鲁木齐约200万卢布。长城外的中国西部与俄国年贸易额约1500万卢布。如果加上中国人输入和输出到俄国境内的500多万卢布商品金额,那么贸易额数超过2000万卢布。

  19世纪80年代后,俄商倒灌,把茶运入中国北方、西北销售的后果十分严重,引起了边疆大臣的惊觉。

  左宗棠改革西北茶务后,光绪三十年(1904年)“于湖票之外,更行销伊、塔之晋票”,从“自行采运,以供蒙(蒙古)哈(萨克)各部之用,使之不至乏食,则倒灌之害,将不禁自绝”的宗旨出发,于1906年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伊塔茶务公司以经营伊犁、塔尔巴哈台一带的茶叶,希望达到“接济民食,抵制俄私,开浚利源,筹助兵饷”的多重目的。

  1910年该公司改为商办,西北“茶务昌盛”,但1912年随清政府跨台而消失。从“蒙古独立后,道路阻塞,蒙(古)、新(疆)茶销为俄人所操纵”看,伊塔茶务公司最终并未取得多少实际效果。据20世纪40年代初庄晚芳对新疆茶业的考察记载,除少数绿茶、花茶、普洱茶外,新疆茶叶市场“泰半为俄国包办,每年所需之砖茶,红茶及泾阳压制之湖茶,无不由俄人经营苏新公司供给”,说明俄商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俄商“经营茶叶,多从事批发,零售者甚少”,“贸易以北路之塔城,中路之伊宁,南路之喀什为集中地点,然后由此分散于天山南北路”,依据的集散市场与帝俄时代基本相同。

  之所以用的如此之大的篇幅文字来陈述北方茶道,无非是想说明察哈尔张家口,在库伦恰克图商道中的中俄贸易之历史地位,以及察哈尔张家口(东口)在中俄贸易中当时的地理位置和角色。甚至设置在察哈尔张家口的阿尔泰军台,在大清时代西征准噶尔、西迁伊犁的历史中所处的地位,我不知说清楚了没有。

  其实,后来大清王朝向新疆伊犁派兵,都是沿着早年间留下的陆路商道,一路北上西行的。沿张家口、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南下,而后进入阿勒泰、并霍城、塔城、伊犁。可以设想的是,他们不太可能,沿今天的连霍高速、兰新高速或是丝绸之路以及河西走廊的路线西行。

  五、长城地带与天山山脉的血肉关系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按中国长城界的众口一词的定论说法,大清王朝是不修长城的。为了西域疆土的防御,大清王朝选择了以长城线路为隐形依托的策略(长城沿线尽显军事关卡的同时,也是商路的不二选择)。近几年,屡有报道说,新疆发现长城?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即使在新疆境内发现墩台,也多是军台、卡伦遗址。断然不敢轻易下结论说那就是长城。

  大清动用国家武装力量,逐步从索伦、从察哈尔调兵用力,到防御外敌的长城地理平衡带以西的新疆。不管沙俄有多猖狂,也不管准噶尔多么反复无常梦想叛乱掌控伊犁,屡犯内地。那个时代的清兵:察哈尔、索伦、锡伯军人们,却是携带家眷,赶着牛羊,铁定决心,准备好了,向西一去不回头的。大清历时近一百多年,志在固边卫疆,彻底消灭噶尔丹叛乱的决心一点不变。

  西进的清兵,不管他是索伦、锡伯,还是察哈尔、回汉,都是大清王朝的国家武装力量,是大清的正规军队。他们历尽千难万险,沿着当年蒙古大军西征的路线、也沿着旅蒙旅俄的商路,先北上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再南下阿勒泰、塔城、霍城、博尔塔拉,进入伊犁,从而让横穿南北的东西天山,成为所谓“长城”的天然延伸。作为国家战略的排兵布阵及迂回发兵北疆的壮举,清政府这种辽阔视野与远大思路是前无古人的。

  而让三路西进清兵,去走始于古都长安,经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安西、星星峡,经新疆至西亚的“丝绸之路”,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条穿越河西走廊,向西直达欧洲的古代贸易通道,中间横着巴丹吉林和库木塔格两大沙漠,根本就不适合千军万马的西进。

  反过来说,长城一路向西,出了嘉裕关后,就在一片荒沙边上止步,便不再往西走了。而穿过星星峡再向西上下左右,则是巴丹吉林与库木塔格沙漠,就进入新疆哈密了。此时,我们已经远远地望到了天山。

  不论是燕赵北长城,还是秦汉长城,或是明长城,其分布地域和东西走向都大体一致。它们都位于我国北部,即蒙古高原山地到华北平原地形的长城过渡地带。这个地带又是朴实淳厚的农业民族与粗犷豪放的游牧民族碰撞对峙的融合带。张家口察哈尔部即是如此,他们太熟悉长城沿线的攻防是怎么回事了。

  以秦汉、明长城为代表的万里长城,由西向东,自甘肃玉门关外,沿着河西走廊北侧,东行径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交接处,长城很巧妙地绕过黄河天险,只在老牛湾或是府谷向漠北招了一下手,再循着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交错带,蜿蜒在燕山和太行山山岭的背脊上,随山势而转,直抵东方山海关大海边缘。毫无疑问的是,北部长城就是在汉(满)蒙农牧区之间游走。

  长城的东南部地形以平原、丘陵为主,除黄土高原地势较高外,大部分为海拔200以下的平原和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地形平坦、开阔,耕地集中边片;北部,自西向东有阿拉善高原、内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山地,海拔大部分在1000米以上,是我国天然草场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北方长城所在的地域,大部分是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起伏的丘陵、低山地区。长城布设选择在这样的过渡地形是因为: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相互争战以步兵、骑兵为主的情况下,大江、大河及崇山峻岭等天险,不需要修筑军事设施,其本身就可作为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早期古代战争防御体系的布局,主要是首先要利用天然设施。

  但是战国、秦汉,以及明长城,几乎都是利用了我国这条东北——西南、东——西走向的,由高原到平原的低山丘陵、戈壁滩为主的过渡地表。这种地形过渡带的特点往往是地势的绝对高度不一定很高,但是相对的高差大,地形崎岖,变化多端。成为既可攻,又可守的绝佳区位。

  特别是北部长城带的中段和东段。长城带中段,包括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西部等省区,在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一系列界山,如贺兰山、狼山、大青山等。山地呈不对称状,北缓南陡。长城带东段,包括今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察哈尔、热河)、辽宁、内蒙古东部等地段。地处内蒙古高原向东北、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主要山脉有燕山、太行山、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及辽东、辽西丘陵。山地两级阶地间相对高度大、地势陡峻、险要。长城带北部的内蒙古高原却是地表平整、没有高峻的山岭,只有起伏和缓的残丘和岗阜,甚至在多伦诺尔至察哈尔张家口一带形成坝头。居中崎岖的过渡地带当然成为进行埋伏、了望、控制咽喉的最好军事基地。长城带南部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

  战国时期,黄土高原还是片森林草原。当时,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秦、赵、燕都在当时农区的边缘修筑长城。而北至太原、中山,东至大海,西至西宁,其北部包括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以及河西走廊一带,均属畜牧经济区。

  战国秦长城,为防卫以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平原而筑长城,自甘肃临洮东行,经宁夏固源、甘肃环县以北,北行至陕北榆林,再折向东北,止于黄河西岸。

  赵北长城是为护卫以国都邯郸为中心的农耕区,北筑长城自河北宣化沿桑干河向西南,往恒山达雁山,再向西北折入阴山止于高阙。

  燕北长城是为护卫以国都蓟为中心的农耕区,分布在今张家口、赤峰、辽河、丹东一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北面、东面,将原燕、赵、先秦长城加以巩固、整修。同时,随着大规模的屯垦实边,农耕区向西部河套一带扩展,增修了自内蒙古河套地区经宁夏贺兰山麓至甘肃兰州附近的一段长城。

  西汉长城扩建的重点也在西部,增建了河西走廊长城,以保卫新扩的酒泉、张掖、武威等肥沃的绿州农耕业,同时也保卫了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

  明长城的修建、主要是为防御北方蒙古民族而建,由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明长城的位置比秦汉长城向南后退。

  2000年来,随着民族力量的变化,历史上各部落、各民族的统治者,为了夺取空间领域,长城所在地带既宜牧又可扩耕的自然地理环境,往往是直接摩擦碰撞,你进我退,我进你退长期拉锯对峙,战事频繁。大体上以大兴安岭辽河中上游——燕山——太行山以北、以西,推进至今日——阴山山阴——鄂尔多斯高原东缘(除河套平原)——祁连山脉(除河西走廊)——昆仑山为界线。

  汉武帝以其强大的武力击败匈奴,并筑长城以阻隔北方匈奴的侵扰。明代虽然推翻了蒙古大元政权,但开国之初就无法彻底消灭蒙古人的残余势力。蒙古是北退,而不是灭亡。阴山山脉就是蒙古人残余部族察哈尔、喀尔喀、厄鲁特三个部落向南侵犯的根据地。作为分隔两种力量的长城也随之南缩。当明朝势力转弱后,更难以对付蒙古统治者的侵犯,只能防御,鄂尔多斯南边一段长城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筑起来的。

  问题在于,从元至明,特别是至清,长城已经是不具有决胜意义的战略武器了。说它是天然摆设也不为过。同样是由北方游牧狩猎民族过渡发展而来的清朝女真,却对紧靠长城边沿地带的西域极为重视。

  他们在处理西域问题上目光如炬地胸怀远大。

  满清以骑射立国,入主中原后,军事上长期奉行大陆固疆防御政策,用兵重点则多着眼于西北、西南这两大战略方向。仅就西北而言,该地区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内有蒙古准噶尔部、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新疆回部(大小和卓)等少数民族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武装割据和叛乱,外有素怀侵华阴谋的沙皇俄国居心叵测、步步进逼。

  面对如此动荡不安的北疆局势,满清政府自然会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与压力。他们深知,一旦新疆陷入敌手,则包括青藏、蒙古在内的整个北疆(乃至西南局部)都会有全局失控、通盘糜烂的可能。而这不仅意味着国土的沦丧,更将直接动摇清朝国本,并严重破坏中国的大一统局面。

  因此,自康熙以降,历代清帝皆对西北局势保持了高度关注,并朝这一战略方向,动员和投入了相当大的国家武装力量,对新疆实施有效管控。关于“重兵镇守、屯田安民、铁腕平乱”还是放在后面再说。

  长城的最西端,在视觉上接近新疆哈密的时候,却在那片大漠的天然屏障前止步了。迎面而来的就应该是天山山脉了。

  在草原地带从事游牧生活的民族,当然也具有天然的商业民族的素质。与另外的民族进行交往则是必须的,也是他们发展的内在动力。被东西走向的天山巨大山脉及生活在此的西域绿洲之地所隔断开来的民族,却在长城战事不断的缝隙中,赢得了发展。河西走廊之西不是尽头,丝绸之路则从天山腹地幸运地穿过。

  事实上,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一直没有停止。称雄北亚的匈奴,震动整个亚洲的突厥、横跨欧亚的蒙古,以及不再需要长城的满清,其扩张的速度与力量,是今天所无法理解的。可以肯定的是,力量并不在于游牧经济所带给他们的财富本身,而是他们骨血里必须要成为这场和农耕地区或狩猎地区进行交往的主唱。随着商业利益的获取,他们迫切需要提高中转者的地位和势力。进而,控制贸易商路,树立他们与西方更牢固、更广阔的商业范围。这就为那些游牧国家开疆拓土的埋下了伏笔,也使其历史更加绚丽多彩。

  匈奴控制着天山北麓的东西交通路,决定着到达伊朗的绝对权力;而突厥则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一线的阿勒泰山地区,与中原进行丝绸贸易。他们不仅掌控天山北部的商路,也决定着伸向锡尔河以北的广阔草原地带、咸海、里海北岸。通过他们再向西进入阿姆河流域及阿富汗方向。

  蒙古帝国能扫平欧亚,绝不是像坊间传说的那样,蒙古大军只是野蛮地胡打乱杀地攻城掠池。也不是后世文人所总结的“元曲”兰花指,文学史把蒙古大军的铁血刚骨,全部软化成皇室清唱小曲,多少有点对不住蒙古的强大了。

  蒙古大军所到之处,无一不是沿着有序的北上而西的亚洲体内密如血管的重要商路而前进的。蒙古大军西征彻底摧毁了当时自亚洲西部到中部,接近新疆的,已经建立了巩固地盘的伊斯兰商权。重新建立以蒙古帝国为中心的商业圈是它的最终目标。忽必烈之后,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依托着蒙古高原,从北向南地排列在今天的新疆及中亚五国的范围内。

  从西向东的天山山脉,引导着北部的草原游牧民族进入天山绿洲,并促其转变为农业民族。当建立在蒙古的回鹘汗国崩溃之际,四处逃亡的一部分,则进入天山北麓的别失(矢)八里。他们顺着天山博格达山路,进入山南的吐鲁番盆地高昌故地,并扩散到库车以南。在此期间,他们在绿洲定居下来,转变为从事农耕的商业民族。而从西部天山北侧的碎叶,也有一支渗透到了天山山南的喀什噶尔、叶尔羌、于阗。如此,天山山路无形当中成为各民族流动交往的导管。天山作为游牧民族与绿洲民族的分界线和交往线,继续保持着它自古以来的作用。

  万里长城是一道把中原与漠北分开的人工屏障,但北方游牧民族却屡屡越过长城向农耕地区扩张。这种南北的对抗斗争,一直到满清,似乎终结。但是,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生活方式,又何尝不是从相互依存支援的角度而发展起来的生产生活品的交换呢?在万里长城要地关口设置关市,让北方的马牛羊与中原的茶谷丝绸的南北物资交换成为现实。虽然,长城是战争的产物,却也是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进行接触、和解的媒介。

  天山山脉亦是如此,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似与长城相似。从大政治地理的角度,是否可以把天山山脉看作是万里长城的自然延长线呢?也就是说,把人工长城终点延长到自然的南北天山山脉连成一条线,来分析北方游牧与内地农耕之间的血肉联系,那它们就不仅只是边界线,更是两种生活、两种文化的交往线了。

  毫无疑问,天山路不仅把以往的京师、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北部地区,继续延长,串成一条线。同时,天山路还通向西亚腹地的所有地方。新疆的伊犁、塔城(塔尔巴哈台)、阿克苏、乌鲁木齐全以天山为基点、为中轴而展开。

  西部安则中国安。伊犁稳则新疆宁。大清江山就不会动摇。

  果然,不知天高地厚的准格尔勒噶尔丹,不甘称臣为藩,终于在沙俄的纵使下,向大清示威。他们沿着天山路,由西而东,向大清打过来了。

  六、清代察哈尔蒙古的历史担当

  察哈尔蒙古,是成吉思汗先世孛儿只斤家族的直系后裔。察哈尔,《明史》称“插汉儿”,又称作“插酋”、“插汉”, 原为明代蒙古汗的直辖部,蒙古旧部落名。察哈尔一词,蒙语译作白海之意,也有说意起伏的高地、坡地。因近边, 故称“察哈尔”, 即蒙语“边”的意思, 也有“接近长城”的说法。察哈尔存在于今天的坝头上下可鉴一斑。

  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元朝灭亡。元朝帝室由大都(今北京)退往上都(今多伦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蒙古内部自此陷入长期的无主互争雄长的局面。时至明代中叶,由元而分化为察哈尔、喀尔喀、厄鲁特(亦称卫拉特)三支强部。这便是我诗中所说:这是康熙初年一支狂舞的崭新世纪。而蒙古人的后裔——察哈尔、喀尔喀、厄鲁特三个部落仍在支撑着苍生天。

  就在元灭之时的洪武年间,厄鲁特蒙古迁帐嫩江,其他部众则属察哈尔部。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巴图蒙克被扶立为汗,号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达延汗自领左翼,设帐于察哈尔境内。弘治元年(1488年)夏,满都鲁仍立为可汗,六年(1494年)仍颜猛可汗自称小王子。嘉靖年间,仁义的布希汗因厌恶同族争斗相仇杀,在一轮红日正在升起的时候,昂首阔步地率领自己的部众迁帐辽东边外,自称土峦。

  1604年,察哈尔部蒙古林丹汗继位。林丹汗时,察哈尔成为蒙古强部。当时,后金势力和影响已波及到蒙古边缘各部。林丹汗与明联合,共同抗击后金努尔哈赤势力。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反清兵败,西退青海,卒死。林丹汗其子孔果尔额哲率部降后金清兵,其部编旗驻义州边外,并被封为亲王。

  从大清康熙到乾隆,对蒙古诸部的态度是不同的。根据各地蒙古诸部归顺大清的政治表现,首先打破其原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的部旗,进行了分而治之,重新编旗划界。

  清朝把蒙古各部分划为外藩与内外蒙古两大类。其中,把漠南蒙古24部,划分为6盟49旗。而漠北喀尔喀蒙古4部,划为4盟86旗。青海蒙古4部,划为1盟29旗。同时,还另设阿拉善厄鲁特1旗、乌兰乌苏厄鲁特2旗、额济纳土尔扈特1旗、伊犁土尔扈特、和硕特4部10旗、阿尔泰土尔扈特2部3旗、科布多杜尔伯特7部16旗等,共计198旗。

  以上为札萨克外藩蒙古旗。外藩蒙古,又分为内札萨克和外札萨克两部分。

  而漠南蒙古24部的6盟49旗,则是内札萨克,掌握着兵权,直属于清政府理藩院统辖。漠北喀尔喀蒙古的4盟86旗、青海蒙古、厄鲁特、杜尔伯特、土尔扈蒙古各旗,均属于外札萨克。他们无兵权,归清廷驻疆当地将军大臣调遣,再统辖于理藩院。

  内属蒙古旗,不设札萨克,也不给世袭封爵。不管在哪里驻防,全由清廷派遣驻各地的将军、都统、大臣管辖。旗内设总管,由清廷兼任。大清规定,内属蒙古各旗总管“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

  内属蒙古旗为:察哈尔八旗、归化土默特二旗、伊犁察哈尔八旗、扎哈沁二旗、厄鲁特八旗、唐努乌梁海五旗、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塔尔巴哈台、科布多厄鲁特、明喀特蒙古等十四旗,以及大兴安岭地区索伦部五旗,共计59旗。

  康熙十四年(1675),额哲之侄布尔尼举兵反清,布尔尼兵败身亡。余众被迁至宣化、大同边外,编为察哈尔八旗,分左右两翼,并在张家口设立都统,管辖察哈尔八旗军政事务。为内属蒙古。除正白、镶白、正蓝三旗驻独石口外,镶黄、正黄、镶红、正红四旗驻张家口,镶蓝一旗驻杀虎口。而这一年,察哈尔蒙古兵,参与了南征吴三桂之叛,大兵从张家口开过。1681年,这批察哈尔蒙古兵南征平息吴三桂后,凯旋之旅则由张家口出塞复归察哈尔。后安置在四子王旗。

  此后,察哈尔兵的忠勇,深得大清之信赖,并以自己的骁勇善战和忠诚,为大清中华立下汗马功劳。

  其实,从地理位置上说,地处多伦诺尔、康巴诺尔、独石口、张家口一带的察哈尔蒙古人,与身居京师的满清政府所在地北京也是最近的。察哈尔顺从中央政府,并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利益,更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清初,蒙古各部分布在以大漠为中心的中亚腹地和东北亚干燥、半干燥的蒙古高原地区。清之后,蒙古高原地区摆脱了长期的战乱纷扰,北方诸民族在大清龙旗大一统多元化的格局下,渐渐恢复了元气。北部边疆地区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汉族重新开始了互通有无的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

  察哈尔终于在大清的“关照”下,成为大清国范围内独一无二的特别行政区域。

  重要的是,察哈尔的东、北、西三面全是自己的游牧领地,而它的南面,则是地处京师的农耕地带(即今天的察南一带)。察哈尔草原天然的地理位置,使它不仅有传统游牧的技巧,同时,它对汉人的垦殖耕作也不陌生。从这种意义上说,察哈尔人所具备的生产、生存方式,是其他蒙古各部所没有的。这便是张家口、库伦、恰克图旅蒙旅俄贸易发展的最初基础。

  以察哈尔张家口为中心的“蒙汉”贸易交流,这概念真的对吗?说到底,察哈尔的“民族角色”是含糊不清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以往流传在张家口、内蒙古一带的所谓“蒙汉贸易”,大多是指中蒙、中俄贸易。以往提出“蒙汉贸易”,这一概念的专家学者,无外一不是站在“汉”立场上,来分析与研究发生在一二百年前中国正北方的对俄贸易。是的,怎么可以忽视“大清王朝”姓“满”,这一最基本的前提呢?我们不能无视以察哈尔蒙古,在张家口存在的最基本的时间要素,以及民族界定。

  在1911年民国成立之前,全国都是满清的天下。大清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与行为,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民间贸易,无论它的生意对象是蒙还是俄?也无论它的经商主体是蒙还是汉?是山西人还是直隶人?它的满清臣民身份是改变不了的。相对于蒙古各部而言,乃至对俄罗斯对欧洲,察哈尔虽然是蒙古,却也是汉,也是清。除了民间意义上的经济贸易之外,它行使的还具有满清意味的“国家”色彩。这种特殊位置,在全部蒙古各部中是独一无二的。

  通过对并没有被明代彻底消灭的蒙古(大元帝国只是退居漠北而已),实行新的编旗划界,大清巩固了新的领地管辖范围。到了康熙、乾隆时,无论是漠南,还是漠北的蒙古各部,畜牧生产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漠北喀尔喀四部在康熙年间,屡被厄鲁特噶尔丹武装侵犯,内迁至漠南地区,牲畜丧失殆尽。“西部喀尔喀等地,原在茂岱察罕庚尔、扎卜堪河等处游牧”,却被准噶尔部用强占据。噶尔丹叛乱被平定后,清朝政府才重新又将原喀尔喀蒙古西北部地区调整划定给他们。

  为避免喀尔喀西部与准噶尔部因牧地纷争再起战火,乾隆五年(1740年)至三十七年(1772年)先后五次对喀尔喀四部游牧地进行了调整。这样,扎萨克图汗部、赛音诺颜部、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各旗,畜牧业才开始兴旺起来。

  漠西准噶尔部在清代前期,为争夺浑台吉汗位,战事不断。畜牧业经济惨遭荒芜。乾隆之后,准噶尔部骚乱被平定之后,畜牧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18世纪中叶,准噶尔部也曾派出大型商队,赶着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和骆驼,先后进入肃州、东科尔、归化城及张家口,进行过八次贸易,并交换互市。

  而漠北喀尔喀蒙古各旗札萨克王公和主要寺院的呼图克图等上层喇嘛,个人拥有牲畜动辄以数万计。清人曾有“牛羊白散千屯雪,群牧牛羊量论谷”的诗句,以形容其数不胜数,并不夸张。

  清初,清政府设立在塞外蒙古各地(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坝上坝下一带)的官牧场、马厂多达230余处,每处牧放牲畜约有200万只左右。康熙四十四年,玄烨巡视漠南察哈尔蒙古地区时说:“历观宋、明之时,议马政皆无上策,牧场唯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有六万,羊至二十万。”“前巡行塞外时,购买牲畜弥漫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可见,在清时,察哈尔蒙古,是一片草丰水美、牛羊成群的富饶之地。万马奔腾、千驼竞走,让距离京师最近的察哈尔八旗,成为大清八旗之外的最亲最信。

  察哈尔,不仅仅只是满(汉)蒙交汇之地,更是满(汉)蒙物资交易的前沿地带。此时的蒙古人的所有交换,完全是从所需要的物品出发,而不是斤斤计较的等价交换。

  清初,蒙古王公在值年班、朝觐和进贡来北京时,都是要随带人数众多的商队,携带大量的毛皮等畜产品和土特产物品,来北京进行交易。康熙八年(1651年),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一次就派遣来京贡使及商队984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新疆准噶尔部诸蒙古王公每年派遣来京的贡使及商队“或千余人,或数千余人,连绵不绝”。更多的喀尔喀蒙古王公和厄鲁特诸部蒙古则是在清政府指定的归化城、张家口、张掖等地进行互市易物交换。

  清代前期,清政府在北京紫禁城外西南部,设有“里馆”,在安定门外设有“外馆”。专供来京朝贡的蒙古王公和商队居住。在城北黄寺的“西黄寺之东为蒙古馆,市廛栉比,屋瓦鳞次,充街溢巷,只见明驼,列肆连箱,唯陈服匿,而居人除蒙古外,皆贾人也。殷阗阗,有如素封矣”。今天的黄寺、马甸一带是清初最大的蒙古贸易集市地点。

  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廷召集漠北喀尔喀三部和漠南蒙古四十九旗王公,在多伦诺尔举行会盟时,与会的蒙古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都一致要求康熙帝放开政策,允许更多的内地商贾,到蒙古各地进行交换贸易,以通有无。仅靠贡使及商队,远远满足不了蒙古地区所需要的茶叶等生活用品和农具,以及对内地出产的粮食、布帛和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与蒙古俺答汗要求明朝开设马市的诉求是一致的。

  此前众多的蒙古各部,是进不了京城进行交易的。同时,清政府只允许内地商贾们在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青海西宁、甘肃张掖等地,在清政府派遣官吏监督之下,与蒙古派遣来的商队,进行定期有限的交换贸易。清廷敕“令喀尔喀于张家口、古北口贸易”,“厄鲁特于张家口、归化城贸易”。大清明令规定严禁蒙古王公、台吉和阿拉特自由进入长城以内地区,进行互市易物交换。可见大清对远在天边的厄鲁特蒙古的防范之心,并没有放松。这些规定束缚和限制了蒙古各部畜牧业与农耕区物产的交流与发展。物资紧缺,却刺激了进入蒙古地区的“旅蒙商”贾,不等价交换、高利盘剥的贪婪欲望。

  大清政府统一蒙古各部后,蒙古地区建立了一种长期稳定的社会和平发展局势。大清深知广袤辽阔的蒙古各部,不仅能为满清及内地中原地区提供畜产需求,同时,它的稳定与发展,更是大清江山巩固的基石。

  在大清时代,临近长城沿边地区的河套、土默川平原,锡拉木伦河(西辽河)、嫩江流域及地处长城沿线的漠南察哈尔地区,农业生产都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漠南察哈尔和东部蒙古科尔沁、达翰尔、索伦、鄂温克等游牧民族,除经营畜牧业、林业(狩猎)、渔业之外,亦能开垦土地,经营小量种植。高士奇在陪玄烨帝巡行漠南察哈尔蒙古地区时,写过《松亭纪行》。他说:“所经时见蒙古人,在山坳向阳处”开垦条块耕地,“土地肥沃,居者赖以耕耨,仅仅稗稷,不设沟垄,播种之后,听其自生”。由此可见,察哈尔蒙古人种地,只是漫撒籽种粗放种植后,便纵马他处游牧。他们种植粮食,只是为冬春枯草季节接羔和供部分瘦弱牲畜做饲料所需。

  在鄂尔多斯河套地区和阴山南麓的土默川平原等地,在内地迁来定居的汉族农民的影响下,农业生产技术迅速得以传播。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张鹏翮奉命出使俄罗斯时,出察哈尔张家口,在漠南西部地区看到“蒙古帐外有场围,稚子以木 炒糜子”的农业收获情景。而乾隆巡行漠南蒙古地区时,则即兴作《蒙古田》诗:“蒙古昔种田,撒种委之去。谓曰靠天收,秋成返刈获。其去非无因,或猎或考牧。而今则不然,均匀耕耨务。”从乾隆帝诗中,他所看到的靠近长城边上的游牧蒙古,已经兑变成亦牧亦农或是农牧兼营。

  其实,这何尝不是大清王朝整治辽阔蒙古或是遥远西域的长远国策呢?

  在蒙古地区开垦土地,屯田种植,发展人畜都需要的粮食和饲料,对进一步巩固蒙古地区的稳定发展、战胜风雪灾害的袭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在漠北喀尔喀蒙古,为了就地解决边塞驻防清军用粮和蒙古牧民的食用及牲畜过冬饲料所需,有条件开垦种植农作物的地区,清朝政府曾多次从内蒙古地区派遣懂农业生产的蒙汉民众,并组织当地驻防军队,开垦农耕,种植粮食。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春二月,清政府调遣河套土默特部蒙古人一千名,前往漠北喀尔喀蒙古乌兰固木等地垦荒种田,对开垦“所需牛种田器”,康熙帝敕令准以“动支正项钱粮,购买发往”。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七月,清政府又将大批服刑赎罪犯人,遣往漠北科布多、乌兰固木等地,筑城建塞,屯田农耕。这些军民屯田守塞,开发农业,种植粮食谷物,多为大麦、糜子、莜麦等耐寒成熟期短的作物。

  一时间,在漠北蒙古至北疆地区屯田垦荒,业已成为大清治下的常态。当时,在克鲁伦河流域和北部萨彦岭与唐努山脉北麓盆地,以及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克木赤克河、乌鲁克木河、贝克木河流域等地,均有蒙古族牧民,选择土地肥沃的地方,种植耐寒作物。

  如此看来,大清国三征准噶尔、平定噶尔丹后,所选用察哈尔蒙古兵、索伦兵、锡伯兵们西迁伊犁,并让他们永久驻防,是有远大战略思考的。同时,这也与漠南察哈尔部有着垦荒屯田经验是分不开的。

  七、清代察哈尔隶属于阿尔泰军台

  Chahar Zhangjiakou and Altai army station

  过去,我一直以为,地处北京上方的察哈尔张家口,与遥远的新疆,在地理方位上根本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这种旅游团队般的鼠目寸光思路,直接导致了我们看问题的短视。

  清代人俯视的大地理概念,简直就是卫星图般的精准,让我们后人汗颜之极。

  康熙三十二年,在平定噶尔丹叛乱,统一新疆后,清政府为巩固领土完整和维护边疆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治边政策。视伊犁为新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为加强西北边疆与中央的紧密联系,特在漠北、漠南蒙古地区设立驿站。其中卡伦、军台、营塘、驿站等都是清代在新疆设置的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卡伦是蒙古语“harool”,意为哨所、岗哨,清代沿用这一名称。

  各台路(驿路)择水草丰盛,距离适中的地方安布台站(即驿站,蒙语“乌日特”)。诸路中,张家口至四子王旗部落、归化城、阿尔泰新城——乌里雅苏台,三路皆穿过察哈尔兴和(张北)境内。

  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路,被大清叫作“阿尔泰军台”。此军台直接隶属于理藩院。其功能,除递送公文消息外,因公赴蒙入京,押解犯人,输送官兵,乃至行旅也假台站,更兼“路通葱鄯(天山北路),侯骑所从出”,实为京城、内地通往西北边疆的一条军令通讯、贸易交通、行军用兵的军事大动脉。每座卡伦都负有通讯、巡察以及瞭望等重要任务,不过军事任务主要是对内(稽查游牧),而不是对外。因此新疆地区的卡伦无论是从国防上,还是在政治、交通、经济方面都起了一定作用。

  阿尔泰军台全程2276公里。台站分布44个,大站29个,腰站15个。重要的是,军事上总理军台事物总管、副总管各一员,全驻扎在张家口;而主理交通驿道的张家口驿传道一员也驻张家口。而赛尔乌苏驿传道一员则驻蒙古赛尔乌苏,分管内外蒙古境内所在台站。以上三衙门各设笔帖式文书一名。

  阿尔泰军台全台分为四段,依次称察汗拖罗海台(分理1~12台)、布鲁图台(分理13~23台)、赛尔乌苏台(分理24~34台)、窄尔玛克泰台(分理35~44台)。各段设参领一员,分驻各段首站。在每一站设章京或骁骑校一员,领催一员,站丁10名。又设甲兵,大站10名,腰站1名。参领以下官兵、站丁率由蒙古人充之。以上“一应官兵粮饷、官员养廉、兵丁武器,各站口粮羊只俱资行理藩院转咨各部开销”。这种经费保障一直持续到了晚清。

  除了布鲁图16~19台,地处沙漠地带不便养马而设骆驼站外,其他皆设马站。各站驼马“或系附近蒙古部落派拔,或系效力废员(谪贬官员)自备应差。马驼倒毙孳生也资行理藩院拔补记档”。

  随着转运差役加重,马站也增备驼,额数几变。同治十年清军整饬台务。定“每台连同旧定额设之数以驼100头、马50匹为定数。” “不能用马之处备驼150头”。清朝后期,又饬内外札萨克旗“帮台”,派人畜应差。运输高峰期全台动用驼马达数万乃至数十万之多。

  大清自设阿尔泰军台后,每年查台考核一次。即考兵丁武功技艺,又查驼马肥瘦数目虚实。清末多在口外(即察哈尔张家口)举行三年一次的牧政考验,顺便考校。

  军台各站接递公文,分为缓急件。但大多都是快马加鞭随到随送,并填注收文发送时刻。紧要公文须依时限驰递,不敢停留半刻,其限有日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几种。故台站拴马桩上时刻备着马。官员等人乘骑,一般限日行三站,所须乘骑、行装驮畜,均按大清军台规定数目,由各站供备。

  如此说来,大清所命察哈尔部三次西迁伊犁,所走的道路,无一不是按阿尔泰军台路各驿站行进的。

  显然,清代察哈尔,对于巩固和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是十分重要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在察哈尔设置都统一职,察哈尔都统以统领驻察哈尔的满、蒙、汉各旗官兵为其职能。都统同清廷的将军一样,是由清帝特简(选拔),为总领辖区军政民大权的封疆大臣。继察哈尔都统之后,清廷又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设立乌鲁木齐都统,于嘉庆十五年,设立热河都统。在清廷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全国只设置过三位都统(察哈尔、热河、乌鲁木齐)。清廷遇有战事,总是调遣这些将军都统参与,并视其为大清主力国防军。可见,都统确实是清廷所依赖的重要国防支柱之一。

  《清史稿·志》十四卷记载:“乾隆二十六年,设察哈尔都统一人,驻张家口,理八旗游牧,兼辖防兵,副都统二人,驻左右翼游牧边界”。“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是年设察哈尔都统,嵩椿十一月辛丑察哈尔都统。”

  可见,察哈尔第一任都统为嵩椿。时为1761年。

  都统与将军一样,都是掌管边疆地区军民大政的封疆大臣,其权力与品级同内地省督抚相当。

  八、乾隆为何选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

  Why did Qian Long choose Chahar Mongolia westward to Xinjiang

  1759年,清政府实现了对新疆的统一。

  清政府视伊犁为军事、政治中心,认为“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清朝统一新疆以后,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移民实边为其一部分。

  北疆地理位置重要,而且它拥有优良的自然资源,但北疆地区却地广人稀。此时,沙俄又不断向远东扩张,而且西面与哈萨克、厄鲁特等强悍的游牧民族为邻,若无充分的防备,易招彼辈入侵。清政府感到现有的兵力不足,不能驾驭目前的局势。因此,如何加强边防,征讨分裂国贼,防御外来侵略等问题,就成为清朝必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那时,新疆所驻清军都是3年轮换1次。伊犁地区就有驻军17000余名。他们耗费的军事开支是正常驻防军的好几倍。对此,在新疆的将领们深有体会,他们不断陈奏朝廷。朝廷遂决定由内地调遣大批清八旗兵迁入北疆,携眷永驻,尤其是以满洲将军大臣为率。

  为了充实边防,清朝在北疆实行驻防兵制,从内地派遣满州、锡伯、索伦、察哈尔八旗兵组成4营,驻守伊犁。

  察哈尔蒙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西迁至新疆。察哈尔等八旗兵西迁新疆的缘由,就是加强边防力量,内惩国贼,防御外来侵略,他们的任务就是戍边,保家卫国。

  察哈尔八旗兵也就成了第一批迁入新疆的八旗兵的一部分。以后陆续又有满洲、锡伯、达斡尔、鄂伦春等八旗兵迁入。北疆的换防兵则分批撤回。

  从目前的史料可知,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驻防一事,最早是由副都统、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安泰提出的。清朝统一新疆的翌年,即1760年1月21日,安泰就因乌鲁木齐马匹较多,需蒙古兵放牧为由而上奏清廷,但其奏报没有被采纳。

  同年,大学士傅恒又接到了伊犁将军阿桂请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驻兵屯田的奏折,经他同有关官员反复商讨后,10月27日向乾隆皇帝呈奏了一道“拣选察哈尔等官兵携眷移驻伊犁”的长篇奏折,他从充实边防的角度考虑认为伊犁等地确实需要增加兵力,故提出要携眷永驻的建议,他上奏道:

  “臣等酌情拟定,拣选京城满洲兵2000名,黑龙江满洲、索伦兵1000名,察哈尔、厄鲁特兵1000名,其中派驻回子各城满洲兵700名,索伦兵300名;派驻伊犁满洲兵1000名,索伦兵700名,察哈尔、厄鲁特兵800名;派驻乌鲁木齐满洲兵300名,察哈尔兵200名,以更换旧班兵丁。”

  大学士傅恒的奏请当天就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朱批。

  清廷从决定察哈尔官兵西迁到第一批官兵踏上西迁征程,约用了7个月的时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在给清廷汇报第一批西迁官兵起程时奏到:共有驼2千余峰,马7千余匹。

  关于西迁兵的起程问题,他们建议满洲兵先不必起程,只派索伦、察哈尔兵各500名,不携带家眷,其家眷随同后去500名兵丁及其家眷一同迁移。以上提议均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朱批。

  西迁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于西迁新疆的察哈尔兵丁的挑选清政府是比较重视的,就如何挑选西迁察哈尔兵等,大学士傅恒专门上奏,提出了挑选西迁兵丁的3个主要标准,即:从察哈尔兼管厄鲁特及察哈尔单身贫困余丁;年富力强者;情愿携眷迁移者。

  为什么强调从兼管新旧厄鲁特内挑选兵丁呢?因为察哈尔八旗内还有厄鲁特兵。因为早在康熙年间,康熙帝平定了察哈尔王布尔尼的反叛后,对察哈尔部甚为担心,对其八部拆散、分割,或分别并入他旗。到乾隆二十五年,编成察哈尔八旗,共计54佐,又将新疆、青海、呼伦贝尔等地归附的蒙古零散部众编成数佐,分隶察哈尔八旗左、右两翼。其中厄鲁特人占了15个佐,是外部中人数最多的部。

  据满文档案记载,在第一批西迁的1000名兵内有200名厄鲁特兵,其中“亦有出征效力,技艺尚好者”。第二批有厄鲁特34名。让他们回到天山北部的故土,正适合他们,而且他们又比较熟悉路线。

  之所以要从贫困单身男丁中挑选,清政府考虑到只有贫困户才肯背井离乡,因为西迁的兵丁生活是有保障的,而且待遇也较一般的兵丁高。这对他们摆脱贫困也是一个机会,而且给单身者娶妻,更可激发他们西迁的积极性。年富力强者主要指曾随清军出征准噶尔汗国等战役、受过军事训练的年轻人,父子兄弟可以同往。而且要自愿报名,不得强迫,要携带家眷。

  察哈尔八旗兵西迁之前,驻牧地在张家口、宣化、大同边外。另外,在察哈尔地区还设有清政府直辖的商都牧群、明安牧群、太仆寺左、右翼牧群,与察哈尔八旗统称为察哈尔十二旗群,察哈尔部成了清代漠南蒙古较为特殊的部。

  1760年11月10日,理藩院尚书富德等官员专程前往以上察哈尔八旗牧地,遵照傅恒挑选兵丁的标准,用了6天的时间逐一在每个旗内共挑选了1000名察哈尔兵丁。

  富德、内大臣巴图济尔噶勒(西蒙古杜尔伯特部人)于1761年10月26日奉命从热河起程,10月30日抵达多伦诺尔(清廷在雍正十年置多伦诺尔宣抚理事厅,属直隶省口北道,辖察哈尔左翼正白、镶白、正蓝、镶黄等四旗“逃匪、命案”事务)。多伦诺尔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通往大库伦和内蒙古各旗的交通要冲,商业颇为殷盛。

  4天后,当正蓝旗察哈尔游牧兵汇集后,富德一行先前往左翼正蓝、镶白、正白、镶黄等4旗挑选兵丁,共选了500余名,接着又去右翼四旗挑选。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共选得年轻力壮、骁勇善战的1000人。招募的这些兵要登记、编队,从中还要挑选骁骑校。

  派出的1000名察哈尔兵携眷驻守伊犁、乌鲁木齐后不久,清廷仍感兵力不足,决定再派察哈尔、索伦等兵移驻伊犁。后来,傅恒经与朝廷大臣会商,又派1000名察哈尔等官兵携眷续迁新疆,永久驻防等具体方案上奏。

  第二次西迁,仍由察哈尔第二任都统巴尔品全权办理。第二批交通所用马驼比第一批略少,共用驼1004峰,马3066匹。牲畜均从察哈尔四大牧群内的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太仆寺左右两翼挑选。

  1763年3月初,巴尔品与副都统七十、总管乌林泰等在张家口商议选兵之事。3月4日始,他们自右翼到左翼逐旗挑选兵丁。与第一次相同,这次年轻人也是踊跃报名,共选出闲散丁683人,披甲283人,新厄鲁特人34名(新厄鲁特为新投靠的厄鲁特)。

  为确保西迁兵丁的路途安全,每旗还配置了自副总管以下有能力的官员3名,均由左右两翼总管2员统带,派往护送。护送官员抵达伊犁后,交给当地大臣,若无其他差事,则返回,往返需要2~3年。

  之所以要选派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驻防,因为察哈尔蒙古作为游牧民族本身具有骁勇强悍、善于骑射的特长及爱国爱邦的品质,素称“强劲”。更何况察哈尔部被编为八旗后,多次从征准噶尔、大小金川等,为清大一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具有一定的资历和声望。

  在奏折中,傅恒还就西迁兵丁的待遇、盘费、交通工具——乘骑、官员的配备、编队、行走路线等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意见措施,均被皇帝采纳。西迁的察哈尔官兵的盘费支出均由国家负担。他们携眷行走,行程上万里,其艰辛是不言而喻的,消耗也巨大。

  从满文档案可知,两批西迁察哈尔官兵及其眷属合计用银96333两,米2740石7斗4合3升。这些花费在当时也是相当可观的。西迁的筹备工作之所以顺利,与各旗社稷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他们为本旗派驻兵娶妻,还捐助了大量牲畜和物品。由于准备工作做得较好,因此西迁兵丁士气高昂,顺利起程。

  九、察哈尔兵西迁进疆行程路线

  西迁官兵的起程及行走路线,清政府都做了精心安排。基本框架即从察哈尔八旗牧地出发,向西北,经过四子王、苏尼特各旗,越过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大草原,经伊林(与今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相邻)进入喀尔喀境内,沿着各卡伦内侧、戈壁阿尔泰山脉北麓草原缓行,途经土谢图汗部至三音诺颜部推河流域,然后调转向西南,经扎萨克汗部阿济、比济(阿济位于新疆伊吾县淖毛湖乡之北,比济位于今蒙古国境内,为巴里坤通乌里雅苏台的重要途站,又译写为“伯济河。”)各卡伦、军台,进入巴里坤,继续向乌鲁木齐、伊犁行进。

  这条西征路线就是1754年出征准噶尔汗国时所走的线路。这条行军路线,在后来的实施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都是难免的。为什么没有选择交通便捷的沿陇兰一线、河西走廊,主要是考虑这段路不利于数万头牲畜休养生息。

  两批察哈尔兵行走路线大致相同,都是越过蒙古高原,只是第二批后队比前队及第一批行走路线较近,没像他们绕道在阿尔泰山过冬,而是由乌里雅苏台南路台站直赴巴里坤过冬。所以后队比前队先一个多月到达伊犁。

  西迁官兵不仅拖儿携女,还要照看牲畜,因此行走速度必须缓慢,故朝廷一再强调“如同游牧,养畜徐行”。西迁大军长途跋涉在茫茫的戈壁滩,环境较恶劣,遇到干旱,还会出现人和牲畜渴死的现象。有时干粮按时接济不上。而且蒙古高原冬季漫长,他们常常遭受寒冷之苦,住着简易的毡房,吃着干冷的食物。遇上峻险之地,行走更加困难。但是勇敢坚强的察哈尔人,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考验,胜利地完成了远征。

  十、察哈尔女人迁移新疆的高贵品格

  伴随以上两批西迁的察哈尔官兵的,还有部分察哈尔八旗妇女一同迁移新疆。这是察哈尔部第三批西迁新疆的特殊人群。他们于1764年6月开始启程,当年12月到达伊犁。

  察哈尔部官兵西迁伊犁驻守,新疆防务得到很大加强。由于清朝出征准噶尔的战役后,不少因战乱走散的厄鲁特人陆续还乡,单身男子比较多,本地部落内又没有更多的女子可娶亲,这就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故安抚厄鲁特单身男子,使他们能安居乐业,就成为伊犁将军等清朝官员面临的一件大事。因此,为更好地实施清朝驻防政策,1764年5月,清廷决定在察哈尔八旗(张家口外)买取察哈尔妇女,迁送伊犁,嫁给厄鲁特单身男丁。

  1764年7月18日,军机处派出钦差大臣柏堃、留保住前往察哈尔八旗驻牧地达兰图鲁与察哈尔都统巴尔品等会晤,责成巴尔品协助办理。军机处特别强调“按其自愿,不得逼迫。”这说明,察哈尔女人的爱情是存在的,她们对远赴新疆的察哈尔男人是心之向往的。因此,漫漫西征路上,会有一首草原爱情之歌在唱着。

  巴尔品立即从张家口税务监督处支取收买妇女所需银两,与副都统常青、总管七十等员,督促收买、登记的事宜。为完成任务,各旗官员逐旗动员,宣传鼓动,察哈尔女子一起挑选西征的英雄。先后挑选出15岁以上、40岁以下的包衣女孩(指无依无靠的孤女)、寡妇共420名,根据年龄段和身世的不同,妇女的身价也不同。其中包衣女孩147名,每人身价定为银10两,寡妇84名,身价定为银8两。

  在历时半年的路途中,这批伟大而平凡的察哈尔妇女,最终抵达了目的地。伊犁将军明瑞,查点了人数。路途病故42人,已剩378人,其中有31名年老残疾、不能配婚者,将她们分配到察哈尔营中比较富裕的家庭生活。其余的347人,由厄鲁特领队大臣观音保做主,嫁给厄鲁特营和察哈尔营中的厄鲁特单身汉。

  察哈尔妇女忍辱负重,远嫁他乡,与厄鲁特八旗兵建立家庭,生儿育女,减少了厄鲁特兵的后顾之忧,她们的这种可贵精神是可敬可佩的。可以说,她们在驻防军保卫边疆、稳定军心的功劳中是巨大的。

  这两批西迁新疆的官兵总人数,据《伊江汇览》载:移驻伊犁的察哈尔官兵1836户,5548人。加上留在乌鲁木齐的察哈尔及移驻库尔喀喇乌苏的察哈尔总计有6090人,实际人数可能超过此数。加上西迁的378名妇女,总计西迁的察哈尔人有6468人。

  自此以后,也有零星迁移博尔塔拉的察哈尔人。

  十一、察哈尔西迁的意义

  在察哈尔西迁新疆的整个过程中,广大的察哈尔、厄鲁特人民的爱国之情是令人感动的。为响应国家的号召,戍边守土,在官启动员应招时,察哈尔中青年壮士跃跃欲试。启程前,他们慷慨解囊,总计有8282名官兵捐助牲畜,共捐助骆驼1202峰、马4597匹。茶叶、布匹、食盐、口粮不计其数。在察哈尔草原形成了一股全民合力援边的浪潮。他们的爱国爱邦的热情感动了朝廷大臣们。经乾隆朱批,巴尔品等官员动用了地租银777两、动用国库银2445两,总计银3212两,捐助的8282名官兵全部得到了奖赏。

  第二批察哈尔官兵西迁的同时,东北的索伦兵500名、达斡尔兵500名也迁入伊犁。索伦兵在奎屯驻防,达斡尔兵在霍尔果斯一带驻防;原移居热河的西蒙古达什达瓦官兵500户迁回伊犁。1765年又有锡伯族1000名迁入伊犁驻牧。满洲兵是主要力量,移驻6000多名。

  据历史学家魏源考证,乾隆时期新疆驻兵达七、八万之多。

  清政府天山北部的驻防军队,从3年1次的更番戍守到携眷长期驻守,适应了当时新疆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察哈尔等八旗官兵的西迁,是新疆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用今天有眼光看,这就是大清卫边守土的国家大战略。

  察哈尔西迁不仅使自身历史产生了变化,而且对伊犁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历朝各代、各个时期边境地区的安定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察哈尔兵的胜利西迁,使汉、满、蒙古、索伦、锡伯等民族迁居伊犁,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呼应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趋势,有利于新疆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即达到了清政府的预期目的,也完成了清政府对伊犁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重要的国家军事战略威慑。换来了此后近200年时间的西部稳定。

  察哈尔迁入博尔塔拉、塔城等地后与各民族友好相处,增强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新疆民族融合的进步作用,特别是对新疆近代多民族格局的形成有重大意义。

  当时由于出征准噶尔的战役,伊犁地区准噶尔遗众及维吾尔族农民被迫流落异地他乡,当地人烟稀少,地域空旷。特别是博尔塔拉一带,土地荒芜、山河凋敝,约2000察哈尔、厄鲁特兵及其眷属6000多居民的迁入,对于当时来说是不少的人口数目。

  察哈尔军民不仅在戍守边疆上英勇反抗侵略,而且在开发边疆上作出重大贡献。两批西迁的察哈尔官兵,共带来羊4万只,驼2050峰,马544匹。这些牲畜不仅为当地的牧场创办奠定了基础,而且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优良品种。

  特别是察哈尔蒙古马,以适合群放饲养、体格健壮、耐力持久而闻名。

  察哈尔军民除放牧外,还种植农作物。他们同当地的维吾尔族农民一道修整原废弃的水渠,开挖新渠,种植小麦、青稞、谷子等。屯田所获粮食,除自给外,还为当地驻军提供军粮。他们移驻当地后,立即开展屯垦及经营伊犁等地牧场,使伊犁、博尔塔拉、塔尔巴合台的农牧业经济逐渐得以恢复,并吸引了汉、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使当地人口逐渐增加,改变了人口分布格局。农牧业的发展不仅使当地军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且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同时为今日博州城镇乡村的形成奠定了基本格局。从而,促成博尔塔拉等地一批城镇村落的形成。察哈尔蒙古与各民族群众一道披荆斩棘,开发、建设伊犁、博尔塔拉等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

  十二、察哈尔营的历史使命

  察哈尔军民迁入博尔塔拉后,设立了察哈尔营。察哈尔营的组建,标志着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开始了新的历史使命。

  清政府将安置在博尔塔拉的2000名察哈尔官兵设置“察哈尔营”,这个军事组织管辖。男子在16~60岁都要服兵役,(新披甲疆,察哈尔蒙古称胡依格)兵要通过考试录取,余者为闲散(苏拉)兵。

  察哈尔兵作为清朝的八旗兵,平时驻卡巡边、戍边固防,其次“经营伊犁牧厂,开垦农田,自耕自食”。“战时则征战沙场,平息内乱和抵御外敌”。为提高作战能力,官兵不定期进行操练。训练的项目主要是骑术和射箭。而且弓箭、(箭挂袋)、撒袋腰刀等武器都是兵丁自备。

  西迁的察哈尔兵初以200人为一佐领,旧昂吉有6个苏木(佐),新昂吉有6个苏木,共计12个苏木。察哈尔蒙古驻牧博尔搭拉后,“分左右翼,各以六佐领分管,(乾隆)三十二年分八旗,每旗二佐领,一佐领下112名,隶领队大臣辖”。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伊犁将军明瑞鉴于“户口日增,管理不敷”,因此奏请:“索伦、锡伯、察哈尔等四昂吉下亦每昂吉增佐领二,共增八员,统按八旗分派。”自此,察哈尔营兵实行八旗制。察哈尔被分为左右两翼,新昂吉为右翼,其四旗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旧昂吉为左翼,其四旗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旗之下为苏木,每旗有2个苏木,每苏木有120~150人,新旧昂吉各有以下8个苏木:胡白夏日(镶黄)、古力夏日(正黄)、古力察干(正白)、胡白察干(镶白)、古力兰(即古力乌兰,正红)、胡白塔勒(不详)、依合呼合(大兰)、巴嘎胡合(小兰)。察哈尔营旗为总管旗制,因此旗设总管(安本),其职不世袭,由清廷直接任命,受将军、大臣管辖。营设领队大臣一人(乾隆二十九年设),领队大臣驻惠远城(今伊犁霍城县),归伊犁将军节制,此职大都由满族人担任。左右两翼各设总管一人,副总管(伊口格)一人。苏木有章京(佐领)一人负责,孔杜(晓骑校)、博庶克(领催)协助章京;管理苏木。其下设笔帖式等公务员。章京之下,每10户一“转达”,即什长,为最低一级行政单位负责人。乾隆年间,“察哈尔营左右两翼各有总管一名,副总管一名,佐领八名,晓骑校八名,领催三十一二名,左翼有空蓝翎三员,委笔帖式二员,右翼有委蓝翎侍卫三员,委笔帖式一员”。

  察哈尔营肩负着守卫祖国西陲宝地的神圣使命。历经清代伊犁将军、民国镇边使、镇守使以及屯垦使各个年代。察哈尔军民卫戍边防的活动,功勋显赫,在伊犁各营中是一支公认的劲旅,为历代统治者所倚重。

  西迁的两批察哈尔蒙古兵,经过两年的时间完成历史使命,并且长期定居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和塔城等地。为了使他们安居乐业,清朝必须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及发展生产的条件。正如伊犁将军明瑞所称:“惟安置此项移驻之察哈尔人等至关重要,若创办妥当,方得以安顿,渐次立业,长久获益”。

  察哈尔官兵安置在博尔塔拉。博尔塔拉地处新疆西部边睡,历来是亚欧腹部通道的重要地段,是兵家必争之地。“再,雅尔驻兵,需由伊犁相助,侯塔尔巴哈台驻兵就绪后,博尔塔拉即处伊犁、塔尔巴哈台之间,该处有冬夏两季好牧场,且土地肥沃,于游牧兵丁孽生牲畜,殊有裨益,相应将察哈尔二昂吉兵丁家眷,即行驻住博罗塔。”

  察哈尔营不仅驻守博尔塔拉,自1766年始,又同满洲、锡伯、索伦、额鲁特等营驻守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及喀什噶尔两个重镇。驻守塔尔巴哈台时,伊犁将军要求察哈尔营派佐领1员、骁骑校1员、兵200名前往,驻守喀什噶尔时则派兵100名。其官兵一年轮换一次。

  清朝政府为了防御外国势力的入侵,维护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在边境地带采取了各种边防措施,其中对西迁察哈尔蒙古采取的重要措施是驻守卡伦和换台。至此,驻守卡伦和换台成为西迁察哈尔蒙古的主要任务。

  西迁察哈尔蒙古最重要的任务是守戍博尔塔拉一线21个卡伦。“卡伦”为蒙古“Haruul”,(满语“karan”)的音译。何秋涛称:“更番候望之所曰台,国语谓之喀伦,亦作卡伦,又有称卡路、喀龙者,皆翻译对音之转也。”“卡伦”即“哨兵”、“岗哨”、“哨所”之意。类似于古代的“堠”(烽堠、烽火台),即指瞭望和侦察敌情的建筑物,或探测敌情的士兵。

  清代卡伦有边境卡伦和内地卡伦之分。边境卡伦主要是为巡查边界,防御境外各种势力越界骚扰而设,在清代,为了加强地方安全,“新疆南北各城皆设卡伦,而伊犁和博尔塔勒最多。伊犁境内,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西南至东南则有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其禁在于私越,故设卡置官,派兵巡守。”

  博尔塔拉为“南北两路会合之区,山川水草形势皆胜。察哈尔游牧于此,田地亦多,西临俄境,形势亦为扼要”,实为卡伦防务之要。各卡伦安设,有常设、移设、添撤之分,历年不移而设有定地者,是谓常设之卡伦”;“住卡官兵有时在此处安设,有时移向彼处,或春秋两季递移,或春冬两季递移,或春夏秋三季递移者,是谓移设之卡伦”;“其地虽有卡伦,而有时安设,过时则撤者,是谓添撤之卡伦。”

  察哈尔营驻守在新疆西北部,准噶尔盆地西端,扼亚欧腹部通道中段要冲的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一带,其驻守的卡伦有乌兰布喇、扎克鄂博、哈布塔海、乌柯克、沁达兰、索达坂、冲库克、库库托木、达尔达木图、绰伦古尔、音德尔图、阿尔齐图哈玛尔、雅玛图、木鲁、沙喇布鲁克、硕博图察奇木图呢盖、喀喇乌珠尔、察罕乌苏、鄂拓克赛里安达拉、干珠罕布拉克安达拉等21座。

  察哈尔营所担负的21个卡伦,常设卡伦9处,添撤卡伦12处,无移设卡伦。卡伦人员编制及设置地点等详情见下表:

  以上卡伦沿博尔塔拉河至艾比湖到阿拉套山一带,这些卡伦防止各游牧部落越境游牧职能外,还承担着通迅转运的任务。在这些卡伦中,乌兰布喇卡伦、绰伦古尔卡伦、达尔达木图卡伦、扎克鄂博卡伦、哈布塔海卡化、音德尔图卡伦及沁达兰卡伦,处于从伊犁经塔尔巴哈台,前往北京的重要交通线上,除具有防止各游牧部落越境游牧职能外,还承担着通迅转运的任务。

  清代伊犁地区设有军台14座,通常每个军台内额设委笔帖式(军事秘书)1名、兵14名,车2辆,还有马、牛等运输工具。

  察哈尔营所驻守的5座军台,都在伊犁通往库尔喀喇乌苏境(即东路)及博尔塔拉的交通要道上,即:塔勒奇阿满台,此台位于赛里木湖南岸之松树头,俗称头台;博勒齐尔台,俗称二台,位于赛里木湖以南、松树头以北;鄂尔哲图博木台,俗名三台,位于今赛里木湖以东三台;呼苏图布鲁克台,俗名四台,位于今博乐市四台;托霍木图台,俗称五台,位于今精河县五台。这些台站都设在交通要处,看守军台的营兵不仅负责传递各处文武官员的奏折文报,还要应付过往差员、运送官员物品。其中,沁达兰卡伦与塔尔巴哈台的阿鲁沁达兰卡伦遥相对应,互通情报。

  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于沁达兰附近虎狼塞路,文报迟缓,故清廷将原设地点向西挪移数十里,这对沁达兰与阿鲁沁达兰两卡伦之间相互传递造成不便。因此,从嘉庆十年(1805年)以后,一般都由哈布塔海与阿鲁沁达兰之间直接递送 除驻卡外,察哈尔营还定期与其它三营一起,巡查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的游牧地区,向他们征收税马,“若哈萨克等推托不交,即钦遵前降之旨,一马罚一马,取马二匹,徐徐返回”。以上所说的卡伦,基本上被保存下来并一直到民国时期仍继续发挥作用。

  察哈尔营还有驻守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和喀什噶尔的任务。

  塔尔巴哈台地处伊犁东北,遂于乾隆三十年(1765),将驻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的所有察哈尔、厄鲁特兵迁到塔尔巴哈台永久驻牧,乾隆三十一年(1766),经伊犁将军明瑞等奏准,除留驻黑龙江索伦兵200名外,撤回其余70名京城健锐营和黑龙江索伦兵,由伊犁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五营内派拨120名兵换防。这一年始,该营派兵150名,由佐领一员、挠骑校一员带领赴塔尔巴哈台驻守,每年换防一次,直到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于经费不足,清廷裁撤伊犁所属的察哈尔厄鲁特两营派往塔尔巴哈台之兵。而派往喀什噶尔换防之察哈尔、索伦兵丁,亦于乾隆三十八年停派,仅派满洲、锡伯兵去换防。

  喀什噶尔为天山南部重镇,又系中西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乾隆二十五年(1760),在喀什噶尔设参大臣l员,总理天山南部各城事务,并由西安等地派兵驻守。乾隆三十六年(1771)起,改由伊犁满洲、索伦、锡伯、察哈尔四营内派拨官兵换防,其中由伊犁“两城满洲兵内派出五百名、锡伯、索伦、察哈尔兵内派出一百名。”不久,停派察哈尔、索伦兵赴喀什噶尔换防,仅派满洲、锡伯兵换防。

  察哈尔营与锡伯、索伦、厄鲁特三营,一道承担了戍守伊犁周边卡伦及南北换防的职责,使得西北地区终乾嘉之世,“边困永固、斥垠无警”。

  清政府为了加强边境地区的安全,维护边境游牧民族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对边境地区定期进行巡查。清代乾隆年间,伊犁地区的北面临巴尔喀什湖(又译做巴勒喀什池),湖的北面为哈萨克中玉兹部游牧地。这一带由于地广人稀难以设防,暂作为“闲旷之地”。对此,伊犁将军将这一带“每年派兵巡查一次”。察哈尔官兵也随同前往。巡查时,官兵在边界上会哨,交换表报,互换信牌,驱逐越界游牧者。

  伊犁地区的军事防御呈南、北、西遥相呼应局面,“有满洲蒙古八旗,兵有绿营屯兵,有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环卫森严,所以靖边圉,而资控驭,最为整肃。”由于军心的巩固,作战能力的增强,伊犁防务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民族驻军齐心协力,使伊犁局势日臻完善。特别是博尔塔拉地处西北边陲,北与沙俄接壤,扼控亚欧腹部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察哈尔兵驻防后大大地缓解了新疆西北边境的紧张局势,他们自西迁新疆之日起,平时除了防守边卡、巡查边界外,在战时则冲锋陷阵,对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作出了贡献。

  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在俄国伏尔加河下游游牧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汗率17万部众万里东归,次年6月到达新疆伊犁时,部众仅剩一半。自此以后,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全部统一于清朝政府管辖之下。

  清廷将该部部众主要安置在新疆西北,设东、西、南、北四路八旗,其中西路一旗近3000人被安置在博尔塔拉一带(另在外蒙古科布尔多地区安置两旗)。从此,察哈尔和土尔扈特两部的蒙古族官兵,同心协力,共同戍守祖国西疆

  1840年鸦片战争后,巡查完全是巡边。随着沙俄的入侵,察哈尔官兵的主要任务是勘察界碑,修整鄂博和缉捕越界俄人,以抵制沙俄为主。为此,官兵们具有较强的边防意识。察哈尔等营的驻防任务更重了。

  察哈尔营官兵除了上述戍边活动外,还承担着护送军马、照看土尔扈特及和硕特游牧地等义务。

  19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清政府的日益腐败,新疆的战火不断,喀什噶尔大小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在中亚浩罕国统治者的支持下,先后4次进入南疆边境内作乱,对新疆的稳定造成极大威胁,而在北疆,察哈尔营的驻防作用更加凸显。

  1938年2月,察哈尔营奉命改为温泉设治局后,军事编制撤销。虽如此,他们仍然守边驻防。

  察哈尔营军民自1764(乾隆二十九年)移驻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直至1938年察哈尔营军事编制撤销后,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他们长年驻守西北边疆,昼夜巡卡守边,抵御外侮,保家卫国。为保卫祖国西北边疆,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十三、大清疆域之变迁

  清初,西域地区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通称天山北路,为卫拉特蒙古之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部游牧地;天山以南地区通称天山南路,为回部(维吾尔)所居,故又称回疆。

  13世纪初蒙古族人随成吉思汗西征来到天山以北。明代蒙古族分为东部鞑靼和漠北瓦刺两大部分。元代的斡亦刺惕及明代的瓦刺,到清代统称为西蒙古、厄鲁特或卫拉特,驻牧于新疆北部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18世纪中叶,清出兵伊犁平定准噶尔上层贵族叛乱,并把当地的厄鲁特人按满洲八旗制度编为厄鲁特营,以后就称“卫拉特”。1771年,原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10万余人,在渥巴锡率领下东归祖国,现居住在巴音郭楞、和布克赛尔、精河等州县的是他们的主要后裔。1764年和1813年,清朝从张家口以北地区迁来部分察哈尔蒙古族,他们的后裔现在主要居住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博乐、温泉县。

  16世纪末,卫拉特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以东的科布多南北及额尔齐斯河到准噶尔盆地一带。此后,卫拉特逐步扩展至伊犁河谷、塔尔巴哈台等地。其中,和硕特部先游牧于乌鲁木齐一带,后东移青海等地;准噶尔部,又称绰罗斯部,游牧于伊犁河谷及塔尔巴哈台一带;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一带;土尔扈特部,先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后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中下游一带。

  准噶尔部在巴图尔洪台吉时,称雄于卫拉特诸部。到噶尔丹时,统治中心由塔尔巴哈台迁至伊犁河谷。同时,连年征战四周的哈萨克、布鲁特、诺盖等部。康熙十九年(1680年)又一举攻灭叶尔羌汗国,占领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控制了天山南路地区,准噶尔部的统治区域进一步扩大。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东界,南在柴达木盆地西缘与青海厄鲁特(和硕特部)相邻,往北至哈密以东与甘肃安西州相连,再往北至阿尔泰山东麓,沿齐齐克泊、阿拉克泊(今德勒湖)、吉尔吉斯湖以东一线,至唐努乌拉山往东,包括库苏古尔泊和伊聂谢河(叶尼塞河)上游的整个唐努乌梁海地区,与喀尔喀蒙古、俄罗斯接壤。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准噶尔部东界南段无变化,北段则西退至阿尔泰山及哈屯河(今卡通河)一线。准噶尔部西界原在巴勒喀什池(巴尔喀什湖)以南至西部天山一带。雍正元年(1723年),准噶尔部军队攻占哈萨克汗驻地塔什干及土尔克斯坦城,控制了哈萨克大玉兹、中玉兹部落大部分游牧区域。至乾隆初年,准噶尔部军队西征哈萨克小玉兹部落,进抵乌拉尔河一带,控制了整个中亚草原地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后,承袭了准噶尔部的统治区域。乾隆二十四年(1759)又平定回疆大小和卓叛乱,稳定了对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统治,在西域行使主权。

  《西域图志》对当时西域的行政范围作了说明:“其地在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直喀尔喀(今蒙古),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番藏(今青海、西藏),轮广二万余里”,即指包括今新疆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标准年代,详细绘出西域行政区域范围:北起铿格尔图喇(今哈萨克斯坦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向西南顺楚克里克河、爱古斯河(阿亚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再向西南越过吹河(楚河)、塔拉斯河至今哈萨克斯坦拜卡达姆以西;尔后向东南沿哈喇布拉岭、库穆什山、额得墨克岭(今塔拉斯山)至纳林河;再巡通向南越阿赖岭,沿葱岭西麓至喷赤河湾伊什喀森(今塔吉克斯坦伊什卡希姆)以东处,与哈萨克右部、左部(即大玉兹、中玉兹)和霍罕、布哈尔、爱乌罕(今阿富汗)接壤。

  东北自铿格尔图喇沿额尔齐斯河主航道,穿过斋桑泊,至乌伦古湖与额尔齐斯河交接处,再穿乌伦古湖顺乌伦古河至胡图斯山一带,向东南沿拜山一哈布山(北塔山)、阿济山以内,至淖毛湖、多都摩该外围,与乌苏里雅苏台将军辖属的科布多参赞大臣辖地及扎萨克图汗部相邻。南面,西起伊什喀森以东的喷赤河、帕米尔河,经波咱拱拜、明铁盖达坂、星峡达坂,沿喀喇昆仑山脉至卡拉胡鲁木达坂(今喀喇昆仑山口)、昆器利满达坂以南、灵吉塘(今萨依吉勒孕湖)南,再沿昆仑山、可可西里山西段,东到秘司坎(今西藏那曲地区泌司坎)为止,与博洛尔、乾竺特、西藏接壤。东面,南起勒谢尔乌兰达布逊山向北,经库布以东,沿阿勒腾塔克(阿尔金山)向东,再北上经博罗图阿满、星星峡以东一线,直到天山山脉东端与青海厄鲁特、甘肃省安西州及内蒙古额济纳土尔启特旗为邻。这一区域,是对自西汉以来中国西北疆域发展演变的历史结果的继承,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自古以来是丝绸之路的枢纽,东西方文明在此交会,多元民族在此迁徙融合。新疆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命名之地,进入大清版图前,此地分属于多个游牧部落,如哈萨克(Khazakhs)、准噶尔(Dzungars)、浩罕(Kokand)等。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后,阿尔泰山以北的唐努乌梁海三部先后归附,大清国将阿雅古斯河(Ayaguz River)以东、巴尔喀什湖(Lake Balkash)东南、特穆尔图淖尔(Temurtu-nor,即伊斯色克湖)及那林河(Narin River)流域等区域,纳入领土。

  道光以降,大清国势衰颓,无力确保新疆领域;俄国乘机节节东进。

  但是,这时新疆的区域范围与此前西域的区域范围已有很大的不同。咸丰十年(1860)“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更通过勘界等手段,将侵占的土地要求清廷承认。同治年间,清廷与俄国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称「塔城界约」)及三个勘界子约议定书(中俄科布多界约》、《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中俄伊犁条约》及所附的5个边界子约(中俄伊犁界约》、《中俄喀什噶尔界约》、《中俄科塔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经由这些条约,大清西北领域从沙宾达巴哈(Shabing Dabakha,达巴哈即“山口”之意)至帕米尔高原逐渐向东退缩,据统计同光年间西北失落的疆域多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

  中国西北边疆,由沙必乃达巴汉西北鄂毕河上游地区、经巴尔喀什湖沿岸至西部天山南缘、葱岭西麓一线,向东向南退后了约882~963公里,内缩至由沙必乃达巴汉向南沿唐努山西段向西南,经穆斯岛山、东塔尔巴哈台山、喀拉达坂、阿拉套山,向南至汗腾格里山,再顺西南天山至葱岭北缘一线。原居西域四方汇总之地的伊犁已处边陲,新疆政治中心遂东迁迪化(乌鲁木齐)。此时,新疆省域:北以额尔齐斯河、布伦托海(今乌伦古湖)、北塔山与乌里雅苏台将军所属的阿尔泰办事大臣辖区为邻;东、南与甘肃省、青海、西藏相连;西北沿穆斯岛山、塔尔巴哈台山、喀拉达坂、阿拉套山、霍尔果斯河、汗腾格里峰、西南天山、乌孜别里山口一线,与俄国接壤;西南以瓦罕岭、喀喇昆仑山与阿富汗、英属印度相接。

  此后,俄国又与英国私分中国帕米尔地区,并进一步侵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至清末,新疆西北与俄国边界基本稳定下来,全省幅员150余万平方公里。

  清光绪十年(1884),清朝在消灭阿古柏侵略势力后,正式设立新疆省,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自此,新疆作为一个固定地名沿用至今。

  民国时期 ,新疆政区又有所变化。民国8年(1919年),阿尔泰地方(由原阿尔泰办事大臣辖区改置)由中央直辖划归新疆省管辖,改置阿山道。此外,民国4年(1915年)俄国通过《中俄沿霍尔果斯河划界议定书》及偷换移动界牌,侵占中国霍尔果斯河以东3平方公里土地。

  民国初年,外蒙古“独立”后,将原科布多与阿尔泰分界线向西推进了50~150公里,使新蒙边界在西段北部达到阿尔泰山脉中脊分水岭,在都新乌拉以南推向布尔根河以西的阿尔泰山支脉分水岭;民国32年(1943年)后,外蒙古又进一步在青河东部及北塔山以北地区将边界向西、向南推进,共占据原阿尔泰属约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民国35年(1946年)1月蒙古正式独立(中国政府承认)时,“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实际承认了上述新蒙分界为国界。至此,新疆行政区域固定下来,再无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与新疆周边国家签订《中蒙边界条约》(1962年12月26 日签订)、《关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1963年3月2日签订)、《中阿边界条约》(1963年n月2 日签订)、《中哈国界协定》及其《补充协定》(1994年4月26 日签订)、《中俄国界西段协定》(1994年9月3日签订)、《中吉国界协定》及其《补充协定》(1996年7月4日签订)、《中塔关于中塔国界的协定》(1999年8月13 日签订)和《中俄哈关于三国国界交界点的协定》(1999年5月5日签订)、《中吉哈关于三国国界交界点的协定》(1999年8月25 日签订),以法律方式正式确定了新疆与邻国间的边界。1996年11月29 日,通过与印度签订《中印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协定》,稳定了中印两国边境地区的分界状态。

  同时,新疆与西藏、青海、甘肃省(区)的省 (区)界也最终明确划定。至2005年,新疆行政区域总面积166.04万平方公里。处于北纬34°15’~49°10’45”,东经73°21’40”~96°25”之间,跨纬度近15度、越经度23度以上,全区东西最长约190 公里,南北最宽约150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

  十四、察哈尔张家口的历史演变

  在以往的蒙古察哈尔研究中,多是以现代中国版图上现存在的“察哈尔”地区,作为大清时代的察哈尔军兵西征出发之地为基础进行的。我认为,这在学术上,缺乏一种正视历史的大胸怀。即不科学、严谨,也不完整。限于视野或其他因素,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某一历史时期曾作为蒙古中心的,却早已经被汉化了的察哈尔——张家口。这对察哈尔张家口的历史是不公平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能够存留在世上的典籍与图像并不是能那么轻易得到的。

  而拼接察哈尔张家口的历史碎片,在岁月的流痕中打捞影像与史实中的真实,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一部蒙古察哈尔边地史,一部介于蒙汉(满)之间的张家口近代史,是前辈军人与旅蒙旅俄商人用生命和鲜血、用理想与激情书写的。

  也说是说,探求250年前的察哈尔是什么样儿的?需要从作为察哈尔蒙古中心地带的张家口,切入到新疆伊犁博尔塔拉察哈尔蒙古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进行大跨度、大纵深和大手笔的东西部的对接。

  对于一座英雄的草原城垣张家口,对于察哈尔军兵悲壮的血色记忆的了解和把握,除了通读现有的文献资料外,更多的应该是在我们目光和足力所及的情况下,不断地进行东西部察哈尔的对接研究。它能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洞开一个研究察哈尔张家口和博尔塔拉察哈尔血肉相关的历史新天地。

  从蒙元察哈尔到清代察哈尔,中间夹着一个实实在在的汉化了的明朝察哈尔。

  不要忘记:察哈尔部可以说曾是蒙古中心地带。众所周知的元大都在直隶北京,元中都(张北兴和)和元上都(正蓝旗)都在察哈尔境内。张家口的蒙古名,在100年前的各种历史文献资料中,都在使用“kalgan”这个词。Kalgan,现在还在国际航空以及俄罗斯及东欧地区使用着。

  万里长城将察哈尔省分为察南及察北。察北沙漠即浑善达克沙漠延伸至蒙古。

  远在天山的博尔塔拉察哈尔蒙古,或许早已不知道故乡察哈尔张家口,在他们西征新疆后的250年间,都发生过什么重大历史事件?这需要我们东西部察哈尔的不断深入的对接研究。

  在塞外山城张家口市的巍巍长城脚下,滔滔清水河畔,有一处雄伟壮丽的古建筑群,它就是闻名遐迩的察哈尔都统署旧址。

  察哈尔都统署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为了加强对内蒙古察哈尔八旗及四牧群的管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一月,清廷始设察哈尔都统统辖察哈尔十二旗群,总领旗兵,而不理政事。翌年建察哈尔都统署。

  察哈尔都统由皇帝特简(选拔),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臣,是清廷在全国仅设的三处都统之一。

  察哈尔都统署整个建筑既体现了封建官僚衙门的威严,又具有精湛的建筑艺术。察哈尔都统署坐北朝南,南北长133米,东西宽50米,占地面积6650平方米,现存四进院落,布局完好。其主要建筑风格是中轴贯通,左右对称,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大门、二门、正厅中门、后厅中门四个层次构成一条垂直的中轴线,给人以侯门深似海的感觉。在这条中轴线两边的建筑布局严格对称。第一重大门为横排三间,悬山屋顶上覆青灰脊瓦,屋脊两端有兽吻装饰,四根红漆大柱一字排开,大红漆门庄重肃穆。大门两侧原有四根五六丈高的木制旗杆,并有一对威武如生的石狮子。大门外正前方原来还有一座高大的影壁,壁上有彩绘“ ”,意在提醒官吏不可贪贿,保持清廉。察哈尔都统署的二门为卷棚悬山顶,建筑风格很有特色。正厅位于都统署的中心,为都统升堂之处,是都统署中最高最大的建筑,面宽五间,六根红漆大柱托起屋顶,宏大庄严。后厅为都统处理公牍与读书之处,院内古柏参天,花圃吐芳,别是一番深幽清雅的境地。厅后为寝室,有正房5间,厢房3间,颇为幽静。完全符合我国古代官衙“前朝后寝”的布局。察哈尔都统署是京西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古官衙建筑群,至今已有250余年的历史。它对于研究清代官衙建筑和京西地域文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93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曾深刻影响张家口乃至全国的察哈尔都统署,作为军事、政治活动中心,清代先后有61任都统入主这块地方,为巩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作出了贡献。民国又有8位都统、13任省政府主席在此任职。宋哲元、佟麟阁、张自忠等抗日将领都在这里任省主席职。1941年,伪蒙疆自治政府头子德穆楚克栋鲁普又将这里作为其王府,所以,这期间察哈尔都统署又被称为“德王府”。1945年9月,是中国共产党首建最大的抗日联合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暂为察哈尔省人民政府驻地,曾有四年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所在地,乌兰夫同志以中共中央蒙绥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之职在这里办公。察哈尔都统署250年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荣辱息息相关,这里是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的好地方。

  十五、察哈尔张家口被彻底汉化

  察哈尔形成于明朝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后,并以大汗护卫军见著于史册,其部驻牧于辽宁义州一带。在清圣祖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由东北移牧于此。清朝察哈尔八旗分别为察哈尔正红旗、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和镶红旗、镶蓝旗、镶黄旗、镶白旗。其辖境为,现整个张家口和坝上地区、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地区。

  这一地区从大的地理范围来讲,又恰好位于长城地带,北纬42度线左右。这条线从全球范围看,又是一条农牧业交错带,向北以畜牧业为主,向南则以农业主为,也是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长期杂居错处的地区。金元时期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由于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给察哈尔地区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增加了财富积累,也正因为如此,破坏了该地区的天然牧场,使生态失去平衡,部分草场逐渐开始沙化。

  元朝时期,察哈尔地区畜牧业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经济部门,察哈尔地区特别是阴山以北土地辽阔,水草丰美,有着天然的优良牧场。

  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建立明朝后,蒙古族在退回到漠北草原后继续保持着政权,史称“北元”。而明朝则存在万里长城内外。这两个政权持续了约250年。在250多年中,察哈尔大部分地区均没有纳入双方的版图,加上“北元”政权与明朝的战争时断时续,没有完全停止,成为一个无人管理的拉据战地带,人口开始南迁北移。因此,这一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许多地方的城市、村镇在这一时期废弃,土地荒芜。

  清初,由于蒙古族是这一地区的主体民族,其经济仍是以畜牧业为主,主要的牲畜有驼、马、牛、羊等。清初蒙古地区的畜牧业生产水平是处于原始的游牧状态,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但随着牧民在生产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经验后,生产技术和饲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有些地区开始打井、搭棚、筑圈和冬贮牧草。同时,清政府在蒙古地区设置官办牧场,饲养大量牲畜,用来供应皇室和军队,这也客观上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畜牧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有了一定的改进。

  清朝初年,察哈尔地区虽以畜牧业为主,但农业生产在这一地区局部适应于农业生产的地方有所保留。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清政府屡次对准噶尔用兵,急需就近屯垦以解决军粮供应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内地汉人出口外垦殖的限制。

  从史料记载,清政府从雍正二年(公元1724)在乌盟境内的察哈尔部,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在四子王部的领土两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放垦,其后在宣统年间又有大规模的放垦。这一时期,随着汉人大量迁入和土地大面积的开垦,农业有了空前的发展,耕作技术有所改进,粮食产量增多,其品种主要有莜麦、糜子、麻黍、豆类等。其农产品除供应蒙古地区外,还可向其他地区调运粮食。康熙年间,北京所食米粮“自口外来者甚多”(《清圣祖实录》)。农业生产的发展使这一地区的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模式逐渐向半农半牧发展。到清朝末年,察哈尔地区的农业经济已超越畜牧经济,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为防御蒙古入侵,明代修筑了长城,为守御长城建造了戍堡,戍堡是长城、烽燧、关口、城堡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北方由农耕文化向畜牧文化过渡的地带,有一条天然分界线—大坝。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坝两边不同政权的政治制度、经济类型、社会结构、民族构成以及生活方式、语言、宗教、习俗风尚等,都有很大的差别。游牧民族需要“坝下”的丝绸、茶叶、食盐、粮食等生活用品,农耕民族需要“坝上”的战马、耕畜、皮毛、肉奶等生产、生活用品。因此,这一地区成为不同政权争夺的交点,而张家口地理位置就处于这一“交点”的突出部位—扼制辽、金、元时期从草原通往中原古道的山口要塞。因此,从元、明政权更替到“隆庆和议”达成,长达二百多年的明、蒙交战中,饱经了战火的摧残与蹂躏。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明军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途经张家口、越过野狐岭退回了“塞北”。元朝在中原的王朝虽被推翻,但元顺帝仍然把握着完整的政治机构和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占有今长城以北的广阔领土。退回塞北草原的蒙古贵族“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初,握有一支久经沙场能征贯战的军队,从军事上可以压制北元。从明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至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在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八次北征沙漠对北元的作战,有些战争就发生在张家口周边地区。如:明洪武三年五月初,由明将李文忠率部出居庸关以后,经张家口,过野狐岭,连败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耳只八剌于白海骆驼山。继明太祖北征之后,明成祖竟然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至永乐二十二年,在十四年里,御驾亲征五次,动辙就是五十万大军。而且五次亲征竟然全入张境,其中三次进入了目前的城区范围。五十万兵马过境,如遮天蔽日的蝗群扑天盖地而来,所经之地生灵涂炭、草木皆灭。

  长城把蒙、汉阻隔,“互市”将南北融合,是长城给张家口造成了发展机遇。

  明正德以来,边政已经败坏至极。方逢时慨叹道:“正德以来,边备废弛。嘉靖之末,柄臣贪冒,将士离心,文武解体,北人跳梁,边境骚然,生灵暴骨。加以诸逆内叛外勾,攻城破邑,覆军杀将,无岁无之”。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五月,翁万达任宣、大、山西总督期间采取的修筑宣、大、山西地区长城,整顿军政,改良军器,同时对俺答部落示以羁縻等方略,得到朝中张居正等人支持。到隆庆年间,不仅宣、大长城全部修复,沿边烽台、戍堡包砖加固,同时整顿军政、改良武器,极大的提高了长城整体军事防御能力。加之对俺答部的羁縻等策略,迫使俺答不得不放弃武力胁迫、掠夺的策略,积极向明廷谋求和平互市,这就给张家口的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张家口的互市应该从“庚戌之变”谈起。北元蒙古自达延汗以后社会内部相对稳定,社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各部首领都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使蒙古首领们同邻近地区进行和平互市的欲望日益迫切,宣、大地区是俺答部最理想的互市对象。

  而明朝政府对"土木之战"中遭到惨败仍然心有余悸,对蒙古一直采取极为保守的政策,经济方面实行严格的封锁。这样,一方要求开放市场,互市贸易;另一方则防守长城,闭关封锁,拒绝贸易往来。这就导致了双方的矛盾不断升级,始以兵戎相见。

  蒙古多次派人到明廷谋求互市,明朝不但拒绝了蒙古的互市要求,而且杀害了全部蒙古使臣,并以朝廷的名义宣布重金悬购俺答等人的首级。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俺答攻到宣府城下,派兵将一封类似最后通牒的信射入明朝兵营。信中威胁说,若明朝仍然顽固拒绝互市,蒙古就将挥师南下,兵临北京抢掠。明廷仍视此为"诡言"拒不理睬。此时己调入朝廷的翁万达建议接受蒙古的要求,对蒙古实行羁縻政策。但明廷拒不采纳他的建议 。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夏六月,俺答兵数万骑入大同境,派精兵设伏于沟壑之中,而以老弱百骑往来为饵。总兵张达轻敌,中伏被杀。副帅林椿营救张达,亦死”。“虏既得二将首,遂引兵去,意叵测”。接张达任总兵者为仇鸾。八月,俺答引兵入寇独石边外,壁金字河,“鸾遣其党时义,贿俺答以金,曰:请释憾于敝镇,而东偿之。虏乃东之”。“俺答骑兵遂由密云转掠怀柔、顺义,八月十七日至通州,分兵肆掠。”该年是庚戌年,因此史称《庚戌之变》。俺答兵临京城的目的依然是要求互市,《庚戌之变》次年五月,“宣府设马市于新开口堡,虏酋把都儿、辛爱、伯要卜朗台吉、委兀儿慎台吉凡五部入市,共易马2000余匹”。嘉靖三十年(1551年)七月初,俺答派脱脱出使明朝提出“富虏能以马易缯,贫者唯有牛羊而已。我胡中,富者常什二三,它皆贫。请易菽粟”,而朝中官员却迂腐地认为:“虏故不粒食,此不过欲得我粟,以食我捕逃,我复资粟,彼益不内思矣”。

  嘉靖皇帝拒绝了脱脱的请求。既然和平互市无法满足一般牧民生活物资需求,俺答部落又复归以战争方式掠取物资。蒙古部落“欲以牛羊易谷豆者候命不得,遂分散为盗无虚日。十一月间大入边三次,抢掳人畜甚众”。边吏责问俺答,俺答谩应曰:“诸贫虏无从得食,禁不能止,如中国法虽严,民间岂尽无寇窃耶?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盗也”。朝议于是将俺答的背信入犯归咎于马市之不足恃,遂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下诏罢各边马市,明令“复言开马市者斩”。明朝闭绝互市之门后,明蒙双方关系复又回到战争状态。

  新开口闭关后,边塞又经过了二十年的战火硝烟,终于迎来了又一次和平互市机遇。就在俺答连年征战、自然灾害、明边封锁极度困难时,明廷大刀阔斧的展开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边防新政。隆庆四年(1570年)秋九月十三日发生的“把汉那吉事件”,创选了双方和谈良机。由于时任巡抚的方逢时、总督王崇古的努力操作;唯“(高)拱与(张)居正力主之”。明穆宗完全信任内阁的决定,“其制虏机宜,令崇古等悉如原奏尽心处置,务求至当”。王崇古、方逢时以军事防备为坚强后盾,派遣熟悉对方情况和语言的鲍崇德为谈判使者。隆庆五年 (1571年)五月,终于完成了开数十年太平局面的“隆庆和议”。

  隆庆和议确定封俺答为顺义王,分别授予俺答属下以都督、指挥等官职,并约期开设明蒙间的互市。到万历年间互市场所发展到十一处:“在大同者三,曰得胜口、曰新平、曰守口;在宣府者一,曰张家口;在山西者一,曰水泉营;在延绥者一,曰红山寺堡;在宁夏者三,曰清水营、曰中卫、曰平虏卫;在甘肃者二,曰洪水扁都口、曰高沟寨”。

  “隆庆和议”决定开互市“在宣府者一,曰张家口”,为什么不在上次开市的新开口?上次开市失败后,给明廷留下深刻印像:马市开辟之时,“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武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甚至“市易未终,遂行抢掠”(46)。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把市址选在了交通要道;场地开阔;易于用兵的地方。选择在张家口今日之大境门外,对互市双方都有利:宣府北邻的蒙古地,即今日锡林郭勒大草原是蒙民相对集中、水草丰盛、牧业兴旺的地区。

  张家口距这—地区距离最近,且下坝后入山区,沿途水草丰盛,便于马、牛、羊群的管理和运送。因此,很受蒙古人的欢迎;下坝后至大境门是近百里的深山峡谷,随处可见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险要之地,易于方守,不利用兵,特殊的地理环境迫使蒙古人规规矩矩的赶着牲口入市,对明廷边界相对安全。同时,明廷进一步加强了长城的建设和防务,调原两广总督谭纶和福建总兵戚继光先后到北方,加强了长城防御体系的稳定性。因此,自“隆庆议和”后,蒙古基本未大举南下攻明,互市稳定发展,张家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宣府张家口互市由于地方官员的重视及精心的安排,得到贸易双方的信任、使他们都有安全感。所以,参加贸易的双方很快突破边疆范围,向内地纵深发展。蒙古方面不只有俺答统率下的漠南蒙古右翼诸部,己发展到蒙古高原上的各个部落。有的甚至远从漠北、漠西赶来贸易。俺答诸部每年都以数万匹马以及更多的牛、羊、驴等牲畜和大量的皮毛、鬃尾等畜产品与内地货物进行交易。塞北的大量畜产品通过互市渠道,进入长城以内,直到江南地区,改变了江南人民的日常服饰穿着,提高了内地生活水平。内地参加边贸的人员也遍布大江南北。除官方马市外,民市中交换的商品种类特别丰富,其中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占主要地位,也有一部分满足蒙古贵族所需之奢侈消费品。汉人的段绸、布绢、棉花、针线索、改机、梳篦、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盒等都进入了市场。

  在明、蒙互市中,张家口互市处于领军地位,是明、蒙马市贸易中一个突出的亮点。 是长城把明蒙双边贸易聚集到张家口,在明蒙双方上层人士重视与关注下的张家口互市,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内外各地商人自发地云集到边疆,掀起了边疆经济高涨局面。张家口,由军事重镇发展成了商业城市。

  张家口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被明朝看重,更是清政府联系蒙古草原的锁钥。

  明末,蒙古部察哈尔的林丹汗虽然从形式上统一了内蒙古,但是科尔沁和喀尔喀族人无法忍受林丹汗的贪婪和残暴,先后叛逃投靠了女真。女真充分利用了蒙古部族矛盾,在入关前首先征服了蒙古部落。作为草原民族的满、蒙人民依然需要中原的生产、生活物资。当时在山海关一线,后金与明朝的关系己经很紧张,由此不可能满足后金要求,目光必然盯在了由“互市”己声名远扬的张家口。

  满清为了征服蒙古各部落,采取了武力征剿与怀柔攻策相结合的策略。在这段历史中,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总结前明教训,为了团结和利用蒙古民族,上演了多幕满蒙联姻的喜剧。

  满清开国后两任汗王,不仅把公主嫁给蒙古人,而且上至皇帝、贝勒、大臣,下到金兵,都把蒙古族姑娘迎进了洞房。皇太极本人也娶了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的布木布泰(孝庄)、其姐(宸妃)、其姑母(哲哲)三位蒙古女子为妻。此外,其后任父皇摄政王的多尔衮也以身作则,迎娶蒙古女为妻。“进击多罗特部,杀台吉古鲁,俘万一千二百人还,给国人无妻者金,使娶。”

  聪明、睿智、颇有谋略的蒙古人孝庄皇后,在清初辅左朝政的四十多年中,使清廷从皇家到八旗和蒙古人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张家口以其天时地利,起到了清廷联系、依靠、监视、团结蒙古民族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因此,顺治元年在长城上破墙开豁建起了大境门,完成了内外—统。

  张家口以北的蒙古草原,既是清政府的屯兵之地,又是后勤供应基地。清政府对驻守在张家口西北部的四子部落(驻今四子王旗)重视有加。早在后金征服蒙古各部时,四子部落伊尔扎木协助后金军收降了林丹汗的儿子孔果尔额哲及其部众,并且向皇太极献上了一颗无价的宝物——元朝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伊尔扎木在战争中立下大功,又得到皇太极的赏赐。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伊尔扎木率四子部落蒙军随睿亲王多尔衮和克勤郡王岳托的清军进攻山东济南的明军,参于了破济南等战役。顺治元年,四子部落的蒙军随清军入山海关,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作战。

  顺治六年,四子部落出兵随睿亲王多尔衮南下征讨残余明军。四子部落不仅为后金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而且是清政府安定中西部蒙古;镇摄宁夏、青海、新疆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为了加强张家口对四子部落的管理和控制,特意修了“自张家口至四子部落(今内蒙四子王旗)为一路(驿道),计五百余里,各驿站均设水泉佳胜处。”蒙古地的驿站称“台站”,自今尚存。

  张家口是中部蒙古进京的重要贡道,不仅担负辖区内贡品的运输,漠北喀尔喀等部落的贡车也走这条路 。为了解决军马及肉食供应,开设了太朴寺等牧场。特别是“独统”的设制,使其不仅管理了坝下诸县,而且还管辖了阿巴嘎右翼、阿巴哈内尔古翼、苏尼特、四子部落、喀尔喀右翼、茂明安六部、七旗,即现在的张家口市、锡盟、乌盟、包头市的达茂联合旗。

  察哈尔部由1206年至1480年担当成吉思汗亲军护卫任务274年,从公元1480年达延汗统一蒙古至1635年林丹汗抗清败亡,察哈尔部成为中央万户155年,从1635年察哈尔部被改编为总管兵役制八旗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14年间,以上三个阶段共计743年中(加上解放以来61年,察哈尔部至今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察哈尔部始终处于蒙古民族历史的中心。

  原来察哈尔八旗的很多蒙古族从清末民初开始,在失去牧场无法游牧的情况下,大批迁到了现在的四子王旗、西苏、东苏、阿巴嘎、东西乌珠穆沁旗生活,他们至今还认同自己就是察哈尔人。那么留在原籍的早已汉化的一部分察哈尔蒙古人,如张家口、坝上四县、前旗、丰镇、兴和、卓资、凉城的不会说蒙语的少量的蒙古族农民,都还是认同自己是察哈尔人。新疆博尔塔拉的察哈尔蒙古族,至今仍然保持察哈尔蒙古族的文化传统。

  我知道,无风无沙的日子毕竟短暂。从库伦、恰克图、苏尼特、贝加尔湖畔都能找到怆然而涕下的感觉。我只能远远地望着驼队穿越草原穿越大漠慨然远去的背影。而今,在张家口很难见到一匹像样的驼了。

  曾经被峡谷雄风弹奏过塞上曲或胡茄十八拍的北中国,在被首蓿花簇拥着的塞上皮都的历史映衬下,今天的一切来者,都显得黯淡无光,都将继续保持着无法超越的平庸。历史无法驾驭,瞬间的辉煌无法挽留。历史就这么过去了。

  或许,我应该继续沉溺在对鼎盛历史的回顾之中。或许,我应该提示人们确信:当代决不会是时间长河中的空白。英雄不只是命运的变种。辉煌寻找不来。我们的一切创造和努力,不管置于什么空间,都会成为前人的承接,都会被后人注目,都会在现实中如实地完成自己的价值。

  十六、稳定新疆的根本措施

  我承认,我在张家口生活了30多年之后,又离开它20多年之后,才将它回味。我的生命在察哈尔张家口这片充满灵性的土地上无止无休地张扬。但生命意识中折射出来的性格上的软弱,已经构成了心境上的屏障。我无法在赞美它的同时,客观准确地把握住它,彻彻底底认识它。

  我们今天能了解察哈尔多少呢?我对本来属于大漠的张家口,至今仍然充满了复杂神秘的情感,我所提供给远方客人的竟是一幅被假象掩饰的图画。我们总是在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季节走进大漠,然后游览观赏品头论足合影留念。想想前辈察哈尔,历史性地选择了另一种意境:在遮天蔽日的白毛风中,淡忘雁阵横贯的寥廓青空。在无遮无拦的暴风雨中西进北新疆,领略大漠的悲壮沉雄。这些历史的真实,离我们太过遥远了。

  察哈尔军人们的雪地行军。出走在冰天雪地的塞外坝上,被寒风的利爪,分割着浩渺的空间,把一切都凝固为艰难历程。那一夜光阴,抵得过后来岁月的总和。我们的察哈尔军人先祖们,就从这里起步,在辽远天边苦熬寂寞,在无水无粮的日子里求生。想起这些,我似乎就透不过气来。我们缺少什么呢?

  在野狼哀嚎的恐怖中独自赶路,在西征的路上默默前行,需要多少豪气和血性?察哈尔军人们拖家带口,跋涉在地旷人稀的蒙古高原,就这么瞠目结人舌地令人叹服。他们一去不复还的英雄扎气慨,是需要后人记住的。

  在大漠孤烟中行走,使我获得了一种涩涩的陶醉。我依旧是大漠的一部分。那神秘而圣洁的金黄色的大漠,在我的视线里永存。我的血脉,依旧童话般地属于蒙古部落。

  走出大漠之后,我一次次眷恋着大漠故土,一次次寻找着答案。我和张家口一起,已经永远告别了需要走进大漠的年代,需要内陆河的年代。也不必为生计,用脚下黄土中熬煮出来的盐晶,去兑换南方绿洲浸泡出来的茶花丝绸。也不必为屯集毛皮、鹿茸、杉松、水晶而跋涉千里,流落异乡。往日一群一群闯进亚细亚高原的汉子们,把歌声一寸一寸刺进大漠的女子们,如今在哪里呢?

  张垣大漠贫瘠如洗,故土文化刻入骨髓。我必须不停地走,走下去。

  现在,我终于明白,大漠张垣是不可解的。生命和意志是不能体验的。背离大漠而去,只在遥远地地方回路,升腾如雾、弥漫如气的原始的大漠情结,在我心海深处萌动着,引导我踏踏实实地行走着。

  我们可以看透张家口的五腑六脏,但却无法捉摸大漠的心境。大漠名垂千古的鼎盛,破落伤感欢乐、忧郁沉闷、典雅苍凉、博大精深……都可以看出来,却无法把它说清楚。似乎这种独特的东西,不能确指,但又无时不在。让你感觉着空气中的味道。

  经过沉默和骚动,青春会因它的壮美而恐惧而清聪。离开大漠愈久,愈会被它的明澄氛围诱惑。

  察哈尔西征新疆的战略思路,是大清王朝完成国家统一,确保西部稳定安全的大手笔。

  首先,中国西部是一个伟大的空间。向西,不仅是我们的战略取向,而且是我们的希望。

  250年前,大清康乾祖孙三代不惜用近100年的时间平定噶尔丹,为的就是国家西部的稳定。察哈尔军兵肩负着平定天下的重任。他们是国家的武装力量,是大清正规军的角色。他们携家带口,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义无返顾地西进新疆,就是把根扎在西部,屯田守边、寓兵于民。这是大清的向西部派兵的大战略。

  由于西部有这样一支忠诚能征善战之劲旅,察哈尔营、锡伯营、满营的存在,这些武装力量会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力挽狂澜,改变敌我力量的格局。100多年前,清朝政府无时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打击天国这样的形势。到了1874年,新崛起的日本借“牡丹社”事件为由发兵台湾。而在此前的1871年,沙俄借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占领了军事要地伊犁。

  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左宗棠塞防的逻辑比之李鸿章海防派的逻辑更清晰严整打动了最高决策者慈禧。

  左宗棠征西期间,每年军费超过1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廷当时1/6到1/7的财政收入。收复新疆后,每年需从内地协饷几十万两方才得以维持当地军政系统的正常运转。

  新疆之于中国,远不止地缘上巨大的安全缓冲,其无可替代的能源地位,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拥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新疆是一块极其重要的战略跳板:新疆西部陆路与中亚地区接壤,南部出巴基斯坦海路可直达印度洋和霍尔木兹海峡。

  如果能最大限度发挥新疆的地缘优势,将中东和中亚—里海地区的石油天然气通过新疆输送到中国内陆地区及其港口,则可避开传统海运路线上马六甲海峡这个易被人控制的咽喉。中国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扼守新亚欧大陆桥的咽喉地带,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和中东各国最为便捷的陆上通道之一,也是利用周边国家资源和市场最为便捷的省区之一。如此突出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都少见。2013年9月初,习总书记出访哈萨克期坦,已经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战略向西,就是国家利益。 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为了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考虑,能源外交早已上升成为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外交考虑。

  新疆为什么重要?西部为什么重要?左宗棠曾言:“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

  新疆的地理位置广袤辽阔。天山、阿尔泰山和阿尔金山猛烈隆起。塔里木、准噶尔款款躺下。这就是著名的“三山夹两盆”。这里远离海洋,是亚洲腹地。虽然英国曾在历史上试图染指渗透中亚地区,但在传统上,中亚却一直是俄国的腹地。

  就地缘政治战略而言,中亚位于亚洲通往欧洲的陆路枢纽上,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现在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都经过这里。新疆是“克什米尔—维吾尔—藏族‘独立走廊’”核心地段,同时面临着内部和外部民族分离势力的冲击。

  而“突厥走廊”在这里与俄罗斯和中国交汇,也使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利益博弈中,不但博弈的链条变长,而且要平衡考虑的问题也更为复杂和深远。

  新疆的民族问题。中亚与新疆十个民族跨界而居。中亚国家与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居民都信仰伊斯兰教,以突厥民族为主,民风民俗相近,生活习惯相似,民族认同感强,双方沟通容易。其优势是,它为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其另一作用是,一旦国内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就会直接波及影响到境外,搞不好,国内的民族问题很容易就变成周边国家居民对中国的感情问题。

  大清在250年前向新疆派兵与民,直接改变和调整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并使多民族文化迅速融合。历史上,中亚诸突厥民族有着复杂难解的历史渊源,往往难分你我,而后来苏联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划界,则为中亚诸国的民族争端和领土争端埋下了导火索,任何一个国家国内的民族问题都容易变成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国家的矛盾。

  事实上,蒙古在历史上对新疆(中亚五国)来说,是具有精神震撼意义的。虽然突厥民族在伊斯兰世界中素来以温和著称,少有极端宗教倾向,尤其是部分中亚国家穆斯林已高度世俗化,生活方式与非穆斯林无显着区别。但民族问题和政治稳定性问题,却是中亚国家的隐忧。

  中国的问题在边疆,边疆的问题在新疆。新疆不稳定,则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利益保障无从谈起,新疆不应被视为边疆,而是中亚腹地。以大智慧解决民族矛盾,放宽视角,缓和民族矛盾乃至打击分裂主义倾向,才是为千秋万代子孙着眼的历史高度。

  新疆的教育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单靠金钱的力量,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甚至亦不能保有境内的平安稳定。

  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拥有经济和文化及意识形态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几年之内,中国将会出现重大的变局。新疆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我们不可能有退路。我们只有勇敢面对。

  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民族,应该看到历史的力量。

  察哈尔西征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在250年前,就完美地解决了国家的稳定、领土完整、打击恐怖、消灭分裂、人民安康、民族和谐、边疆经济发展等一系列,令我们今天头疼的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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