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意为“洁白”，乃蒙古语音译。该地区在明是宣府、大同边外地，广设卫所管理。清初置宣府镇，隶直隶省，归直隶巡抚管辖。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圣祖徙义州原驻义州的察哈尔部来此游牧，“壩内农田，壩外牧厂”[1]1915，察哈尔地区成为内属蒙古察哈尔旗民与汉人杂居之所。察哈尔乃前望京师，后控大漠，左挹居庸之险，右拥云中之固的所在，是清廷控制西北的孔道，康熙帝征噶尔丹、乾隆帝伐准噶尔都经此出塞。清廷为控扼蒙古和威慑西北，在察哈尔地区部署重兵，辖以高官，渐设都统以治之。

一、都统的设立

蒙古是满洲稳固统治的亲密伙伴，康熙十三年(1674年)就曾调“蒙古兵从张家口入塞南征”[2]卷18,27，协助朝廷平定三藩之乱。但并非所有蒙古王公扎萨克都安心归附满洲，故在清廷八旗兵丁调往西南之际，察哈尔蒙古在东北义州旧地发动叛乱。康熙帝平定察哈尔叛乱后，移其部众的绝大部分游牧于宣化、大同边外。撤销其八旗扎萨克，仿满洲八旗建制，分左右两翼，每翼各四旗，设立总管管辖之。总管由满洲蒙古人担任。此后，察哈尔蒙古成为内属蒙古，“总隶于理藩院典属司。此八旗在蒙古四十九旗外，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3]卷3,97，对属民和土地都丧失了自主支配权。察哈尔蒙古被取消了世袭爵位，成为清廷直辖之下的八旗子弟兵。

察哈尔地邻京师，又多险要关隘之地，是清廷畿辅驻防的重要部分。为进一步稳固对该地区的控制，朝廷在察哈尔蒙古内部掺入了大量的其它蒙古部众。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将两次亲征噶尔丹后来降的厄鲁特丹济拉所率家属79人“编入察哈尔旗，分佐领，其属下人酌可用者被甲，给以钱粮”[4]卷185“康熙36年9月癸未”，976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又将厄鲁特诺尔布、丹津阿拉布坦等属下之人编为11个佐领，纳入察哈尔上三旗各两个，下五旗各一个[4]卷187“康熙37年3月壬辰”，996。此后直至乾隆朝，仍不断有编佐入旗者，故察哈尔八旗内，有新、旧厄鲁特之分，“俱照其族属分编”[5]卷183《兵考》，6440。察哈尔部众仍以游牧为生，还保持着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负责牧放清廷所属的牛羊马驼群。据《口北三厅志》卷四《职官志》记载，管理镶黄正白正黄三旗牛羊群总管和副总管均为满洲正黄旗人。管理镶黄正黄正白三旗马驼群总管也是满洲正黄旗人居多，而且常常是副都统兼职。察哈尔部为朝廷放牧，有“从征随围”之责，政府并不会为此向其发放钱粮[4]卷150“康熙30年2月癸酉”，664。

清朝立国后，沿习前明旧俗，实行重农实边之策。屯田养兵，募民于塞外屯垦。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仅张家口理事同知署即可得“正黄半旗招民垦种地二千四百三十顷三亩零，又东四旗各旗佐领入官地一千六十四顷七十七亩零，共地三千四百九十四顷八十亩零”[6]卷5《村窑户口》，14的成绩，既达到了实边目的，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稍解军粮不足的问题。察哈尔自古即为引弓之民牧养牛马之地。大肆垦殖必然要日益侵占牧厂，冲击察哈尔旧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引起一系列的民族问题和地域纠纷。为解决这一问题，清廷不断改变察哈尔的行政建制和军事驻防体制。顺治初年，察哈尔地区的独石口、张家口、古北口等地仅设防御1人或2人。康熙十四年在察哈尔八旗“每旗设总管一人，副总管一人……在京蒙古都统兼辖之……寻设张家口总管……”[1]卷130《兵志一》，3864。统率人物的级别不断提高，直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察哈尔都统(从一品)管理该地事务。

二、都统的职能

察哈尔地方冲要，清廷设立大员管理实属必然。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八月，清高宗任命巴尔品为察哈尔都统，驻扎张家口，谕示其统辖范围甚广：“总管察哈尔左右两翼副都统、八旗总管，管辖满洲、蒙古官兵及张家口理事同知……至钱谷词讼，民间情事，俱属地方管理，不得干预。其宣化、大同二镇，附近张家口地方，亦听尔节制。”[7]卷669“乾隆27年8月丙辰”，478其实至乾隆朝，国家承平日久，军职相较于地方督抚来说事务要少得多，故旗人中较为干练的常常被任命为督抚。但察哈尔都统相较于其它地方驻防将军来讲，职权较大，地位较高。故清高宗时曾有“察哈尔事繁，积福稍觉年迈……积福著补授绥远城将军”[7]卷1214“乾隆49年9月乙丑”，284的事情发生，这显然是乾隆皇帝认为察哈尔都统的职任要重于绥远城将军。察哈尔都统及其下辖的各城守尉均为满缺，把管理游牧、训练八旗兵丁和镇抚地方作为其主要任务。

(一)管理游牧，兼理马政

天聪年间，孔果尔额哲率察哈尔部来降，满洲即将其部编为八旗，驻义州。康熙十四年，圣祖平定布尔尼兄弟叛乱，迁察哈尔部众驻牧宣化、大同边外。“又以来降之喀尔喀、厄鲁特编为佐领隶焉。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都统，驻张家口”[1]2479，主抓察哈尔游牧八旗事务。其辖地“东界克什克腾，西界归化城土默特，南界直隶独石、张家二口及山西大同、朔平，北界苏尼特及四子部落，袤延千里”[1]2479，为国家繁养了大量的马匹。察哈尔部豢养的马匹的使用方向主要有三：

1.御马

清代王室马匹使用量很大，“谒祖陵，需马二万三千余匹，东西陵需马四千三百余匹”[1]4171。皇帝巡幸和行围，扈从官弁人等，均配置官马骑乘。庞大的马匹使用量使得清政府对马政十分重视。清立国之初即沿袭明代旧制，设立御马监，康熙年间改为上驷院，主管御马的养殖与使用工作。察哈尔牧厂是御马的主要来源之一，帝王拜谒祖陵“悉取察哈尔牧厂马应之”[1]4171。察哈尔游牧族群养殖着大量的国家马匹，国家专蒙派遣副都统或侍卫负责其马匹养殖放牧工作。

2.驿马

古代社会尚无邮政系统，消息的传递常靠驿站进行。清代驿马数目高达43 300多匹。边外的驿站制度定于康熙九年，凡“理藩院饬赴蒙古诸部宣谕公务，得乘边外驿马”[1]4176。康熙三十五年征噶尔丹，边外贫瘠，军粮难于自给。故于边外设5处驿站，专管军粮运输。此后自张家口外广设蒙古驿，视州县的冲繁程度，配驿马数匹至数十匹不等。

3.战马

“咸丰四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剿捻，檄取察哈尔战马六百匹。”[1]4174但此时的察哈尔马政废弛，战马不堪乘用，僧格林沁怒而上奏。朝廷严令察哈尔都统庆昀整顿马政。

为保证国家马匹的使用，清廷规定了非常严格的马政，禁止私人豢养大量马匹，对官员养马也有诸多限制。察哈尔牧群收放时，朝廷会派遣大臣督察。官马如果踣毙，牧民需上呈死马的眼耳尾，经查验属自然死亡，仍需按价折交。但嘉庆十一年仍旧查出察哈尔官兵私自卖马的弊案[1]4178。

(二)整饬武备，统率八旗

清廷立国之初就建立了严格的八旗制度。八旗兵丁由满洲将军、都统管辖。棋布全国各地，“自畿辅达各省，东则奉、吉、黑，西回、藏，北包内外蒙古，分列将军、都统及大臣镇抚之”[1]3384。察哈尔驻防兵属于清廷畿辅驻防体系，系满洲蒙古八旗官缺，有“副都统二人，城守尉二人，协领救人，防守尉十六人，佐领二十五人。防御七十人。骁骑校七十三人”[8]卷544“兵部.官制.畿辅驻防”。这些官兵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后均归察哈尔都统管辖。

1.管理官兵

清代察哈尔都统军队驻地为三：其一驻张家口外，乃镶黄、正黄、正红、镶红四旗；其二驻杀虎口外，镶蓝一旗；其三驻独石口外，正白、镶白、正蓝三旗[9]卷一《疆域编》，3。

驻防京畿的满洲兵丁本无总管大臣，由协领等官管辖。因此，教训兵丁、稽查官员之事颇为松散，缺乏有效的约束力。自乾隆初年，朝廷将独石口、千家店、张家口、古北口、昌平州、郑家庄6处定为一路，每年秋季派遣在京护军统领或副都统一员前往稽查是否有妄行生事之人。乾隆五年设独石口副都统1人，张家口古北口两处驻防皆归其管辖。“(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张家口官兵事务归察哈尔都统管辖。郑家庄裁防御骁骑校各六人。二十九年(1964年)，移右卫官兵驻张家口，设满洲协领一人，佐领八人，蒙古协领一人，佐领二人，满洲防御六人，蒙古防御二人，骁骑校二人，步军尉二人。裁张家口原设总管一人，改设协领一人，裁张家口原设防御二人，骁骑校八人。其缺改补右卫官员……独石口、千家店、昌平州三处官兵，改属驻扎张家口之察哈尔都统兼辖……三十四年(1769年)，裁张家口步军尉二人。三十五年，张家口裁满洲佐领二人，蒙古佐领一人，其佐领事务，归协领兼管。”[8]卷544“兵部.官制.畿辅驻防”

2.考选下属

清代军政考选5年一次，每到军政之年，军政大员要遵例自陈，且需对下级官员予以考察，并填写考语，内容主要是4项：⑴操守：廉、平、贪；⑵才能：长、平、短；⑶骑射：优、平、劣；⑷年岁：壮、中、老。有无军前受伤或者军功等要注明，送兵部造册，作为官员履历。其中表现卓异者咨部引见，年老有疾者革职。察哈尔驻防满洲官位，乃八旗世职，一旦缺出照例补选。如张家口驻防总管是镶黄旗满洲缺[6]卷4《职官》，26，应由兵部按例补选。但实际上新选之总管未能谙熟旗务，于事无补。故此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谕“嗣后察哈尔总管缺出，著都统等于该处副总管世职内，拣员保送。该部(兵部)带领引见补授，如不得其人，再行奏请另补”[7]卷822“乾隆33年11月乙丑”，1160。其实，察哈尔都统辖下真正手握实权的并非总管，而是协领。他们驻防各处，具体管理满洲官兵，责任重大。如果贸然选用世职人员补授，不能胜任职务者甚多。故自嘉庆十年(1805年)开始八旗协领补授全部先将等试用，“轻车都尉减等先补佐领。俟试看一二年后，如果办事好，能胜协领之任，遇有协领缺出，仍准该管大臣酌量升用。骑都尉以佐领用，云骑尉以防御补用，恩骑尉以骁骑校补用，至甫经当差之年幼世职不能办事之员，不准拣选保送”[8]卷558“兵部.官制.补授八旗武职通例”。

3.训练兵丁

清政府实行满汉分治政策，八旗兵丁居住地俗称“满人城”。城内学堂、庙宇、市肆和仓库等的文化和生活场所单独兴建，配备军事设施，实行军事化管理。察哈尔都统“掌镇守险要，绥和旗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1]3383。都统官署位于满人城内，就近管辖。同时各地分驻佐领或防御掌户籍，以时颁其教戒。察哈尔兵丁“从征随围，凡有差使，一同效力”[4]卷150“康熙30年2月癸酉”，664，是国家军队的中坚力量之一。乾隆帝训诫巴尔品要持躬公正，律己严明，“董率属弁，训练兵丁，练习行围，以精技艺。整理器械，以壮军容。所统弁丁有不遵训令者，听尔参处”[7]卷669“乾隆二十七年八月丙辰”，478最能反映察哈尔都统身负训练兵丁之重任。

(三)调节纠纷，稳定地方

自康熙十四年(1675年)起，口外为察哈尔八旗游牧之所，维持着蒙古族的生活方式。但朝廷认为察哈尔八旗分驻之所，旷土闲田广布，是个很好的垦种之所。自雍正年间开始，朝廷募民垦种察哈尔，“壩内以为农田，画井分区，村落碁布……耕氓皆冬归春往，毋得移家占籍”[6]卷5《风俗物产》，25。虽垦种汉民均冬归春往，但察哈尔地区村窑日多，成为地方赋役的重要来源之一。分驻乌里雅苏台千总管下，自朝阳村起西至镇虎台口外山西丰川卫界，共125村窑。“系正黄旗游牧境内，旗户一十九，民户二千三百五十四铺户二百六十三，通共户二千六百三十六。”[6]卷5《风俗物产》，20-21分驻太平庄把总管下子乌喇哈达其，东至龙门沟独石口界北至吗呢壩多伦诺尔界共一百六十一村窑。”“系镶黄旗游牧境内，旗户五百零七，民户二千八百二十四，铺户一百零五，通共户三千四百三十六。”[6]卷5《风俗物产》，21-22满汉民族之间、农耕与游牧生产方式之间矛盾增多，但“察哈尔镶红旗右翼四旗副总管及捕盗官，不晓清文蒙古语者甚多，有名无实”[7]卷670“乾隆27年9月己巳”，491，难于处理纠纷，故朝廷采用境内分防的办法，于张家口设理事同知，作为佐贰官专门处理上述事务，归察哈尔都统节制。张家口理事同知不是独立的地方建制，而是一个办事衙门而已。理事同知虽然归都统节制，但其是地方行政编制而非都统属员，以满洲例选，只有满洲人或蒙古人方能入选。

清代八旗子弟世代披甲食粮，若不能当兵则成为“闲丁”，是社会上特殊的寄生阶层。故此八旗子弟千方百计加入兵丁行列。政府对世管职务管理甚严，(嘉庆)十二年(1807年)议“世管佐领缺出，其出缺之人，并无子嗣，将过继之子承袭者，该旗查明过继之子，是否原立官嫡派子孙。如系原立官嫡派子孙，准起拟正，如系远房支派，虽经过继为嗣，不准承袭。该旗将原立官支派内袭职有分之人，拣选承袭”[8]卷558，“兵部.官制.补授八旗武职通例”。这些闲丁就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地方督抚难于制衡，故此国家特别拣选满洲人来管理。

同时，塞外生存艰难，民生不裕，年逃亡者众。圣祖时，“满洲家人一年之内逃者千余，缉获者不及百人”[10]“康熙20年10月28日”，770。故八旗内部均设捕盗官专管缉逃之事。都统设立后，此事由都统负责。

三、都统的影响

驻防察哈尔都统在清乃武职高官，从一品，概定满缺，镇抚察地。

(一)震慑要塞

察哈尔既是清廷控扼西北的孔道，蒙汉民族的缓冲地带，也是蒙古八旗兵丁的来源地，朝廷马匹的养殖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廷将其巩固统治根本的八旗子弟兵被派驻此地不足为奇。察哈尔驻防军队管理人员级别最高者是乾隆二十六年设置的驻扎于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属从一品武职高官，均为满洲旗人。下设分城管理的副都统两人，居于左右翼游牧边界，配合都统工作。“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察哈尔左右翼副都统内裁汰一人，留副都统一人，驻张家口，协同都统办事。”[8]卷545“兵部.官制.游牧察哈尔驻防”八旗设总管和副总管各一人，分掌驻扎地的营房事务。其余还要有“参领、副参领各八人。佐领、骁骑校各百二十人。护军校百十有五人。亲军、捕盗六品官各四人”[1]3388等。这支军队由满洲蒙古兵丁组成，不理地方日常治安工作。如巴尔品被任命为察哈尔都统时，乾隆帝非常明确的要求他“钱谷词讼，民间情事，俱属地方管理，不得干预”[7]卷669“乾隆27年8月丙辰”，478。都统的主要职任就是训练兵丁、整理器械等以保持八旗军队的战斗力，备国家不时之需。清廷在察哈尔部署重兵，可以达到震慑西北，巩护东北，监控蒙古等诸多目的。

(二)保障游牧

察哈尔驻防官兵清初由京城八旗都统兼辖。乾隆二十六年设察哈尔都统之设，本为管理游牧八旗事务，辖张家口驻防官兵实乃兼职[8]卷545“兵部.官制.游牧察哈尔驻防”。察哈尔部专为王室放牧，其放牧的土地牧场，均属清廷所有，受国家权力的极大限制[11]189-190。驼马厂和牛羊群牧厂均设有四品总管主理放牧事宜。“(嘉庆)十三年(1808年)议准，商都达布诺尔达里冈爱之马驼厂太仆寺两翼牧厂总管翼长缺出，将本牧厂应升官员，并察哈尔应升官员，一体拣选拟定正陪，带领引见补放。如由本牧厂官员补放，作为实授，停其试用，如由察哈尔官员补放者，仍带原衔顶戴，先令署理总管翼长事务，试用三年后，再行奏请实授……”[8]卷558“兵部.官制.补授八旗武职通例”马驼严禁私售或借与人骑，“出厂时，毛齿皆有册，回日覆验，如疲瘠十不及三，免议，否则兵鞭责，官罚俸有差”[1]4178。官马出青，每百匹准倒10匹，逾额勒其买补。“凡营马或走脱窃失，责令赔补，谓之赔椿，年递减十之一，至十年悉免之。应敌伤损者免赔。骑至三年踣毙者亦免。其余一年或二三年踣毙，赔额视其省而异，以十金为最多。同治二年，定古北口盘获私马逾三十匹者送京，不及三十匹赏与兵丁，著为令。”[1]4178-4179

(三)管控地方

察哈尔内属蒙古，其统策融合了蒙旗扎萨克与内地驻防将军制度特色，又有所不同。蒙旗扎萨克与属民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财政、民政、司法、军事等大权独揽。察哈尔都统却与财权分离，符合魏源说的“各省提镇、驻防将军，掌兵柄而不擅财赋，与文臣互相牵制”[3]卷2，80-81的状态。

察哈尔驻防官兵由各地八旗调来，关系仍隶原旗，科举或归葬等事亦需归原地，并非本地世袭而来，与都统无人身依附关系。清廷对八旗官兵计口受田，旗人一旦披甲即可食粮。但其土地归国家所有，官兵对国家有人身依附而已。察哈尔八旗官兵久居驻防地，披甲子孙在张家口养育数世之久，其调遣、拨补和奖惩等由都统掌握。此即乾隆帝所谓“所统弁丁有不遵训令者，听尔参处”[7]卷669“乾隆27年8月丙辰”，478。由此可见，察哈尔都统在驻防八旗官兵中的统帅地位是受到国家正式承认和保护的。

察哈尔游牧八旗与蒙旗扎萨克不同，是国家牧民，与都统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他们以游牧为生，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其佐领等职并非完全世袭，国家会多所干涉。(嘉庆)十二年议准，“世管佐领缺出，其出缺之人，并无子嗣，将过继之子承袭者，该旗查明过继之子，是否原立官嫡派子孙。如系原立官嫡派子孙，准起拟正，如系远房支派，虽经过继为嗣，不准承袭。该旗将原立官支派内袭职有分之人，拣选承袭”[8]卷558“兵部.官制.补授八旗武职通例”。这种干涉主要依靠察哈尔都统来完成。

总之，清代察哈尔都统身兼数职，地位冲要，员缺由“前锋护军各统领、满洲蒙古副都统、满洲蒙古任汉军副都统、满洲蒙古任外省提督职名，开列题补”[8]卷558“兵部.官制.补授驻防都统”，是从一品的高官，地位尊崇。其主职是署理察哈尔游牧旗人与八旗兵丁，不属于州县官员之列，亦不用回避直隶省五百里以内之州县缺[12]卷5“本省人作本省官”，120，同时身兼民政，节制张家口理事同知，执行蒙汉民族隔离政策，是清政府畿辅驻防和近边地区管理的重要部分。清代后期因俄国侵略步伐加紧，政府被迫放弃禁垦政策，移民实边，鼓励开发北部边疆，在垦区仿照内地行政建制，陆续设立州县。察哈尔都统日渐插手民政，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二十七日，察哈尔都统诚勋上奏“筹边当以近边为入手，近边尤当以近畿为入手”[13]第33辑，76-79，明确主张察哈尔建省。虽然立省之议因某些原因而废弛，但察哈尔都统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至民国时代，察哈尔设立特别区，由都统负责治理，察哈尔都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大员。

[1] (清)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 郭维城，王告士.宣化县新志·大事记[A].影印中国方志丛书[C].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3] (清)魏源.圣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 (清)清圣祖实录(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清)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6] 金志节.口北三厅志[A].黄可润，增修.影印中国方志丛书[C].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

[7] (清)清高宗实录(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 (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光绪25年(1899年)重修本.

[9] 宋哲元.察哈尔通志[M].民国二十四年刻本(1935年).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1] 〔日〕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2] (清)福格.听雨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M].北京：中华书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