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冕之王”子冈，以“记者”行世，她是亲见、亲闻、亲历的“三亲”记录者。

抗战时期的重庆及大后方活跃着很多知名女记者，其中有四位最具名声，被誉为后方新闻界“四大名旦”：第一名就是以犀利有见地的文笔采写了大量政治、社会新闻的彭子冈；第二名是建国后《文汇报》副主编浦熙修，第三名是把毛泽东名著《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出版的杨刚；第四名是著名刊物《新观察》主编戈扬。

本文主要讲述记者彭子冈，及其笔下的张家口。

一、子冈小传

彭子冈（1914—1988年），本名彭雪珍。1914年生于苏州。她天资聪颖国文出色，上小学时，曾获全县作文比赛第一名。为此，校长赠她一把写着“为校争光”的团扇。上中学时，她觉得“珍”字俗气，就起了这硬朗的笔名“子冈”。这时期她的创作愿望很强，投稿最多的是上海的《中学生》杂志。不久她的文笔引起了叶圣陶先生的注意，《中学生》杂志上，开始出现研究、分析其习作的文章。

20岁时，年轻的子冈只身赴北平，考入“中国大学”学习英语。期间，经常向《大公报》副刊投稿，受到了副刊主编沈从文先生的提携。她的文章越来越引起读者的注意……上了两年大学后，应邀到上海《妇女生活》做编辑。此刊的负责人沈兹九先生，正是她中学时代的图画和手工老师。她以《妇女生活》记者的身份，曾赴江西革命根据地采访；到苏州监狱探访过被囚的“堂姐”——即后来被誉为“七君子”之一的女律师史良；在上海，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发表了旗帜鲜明的报道。

1938年，她和丈夫、著名记者徐盈在武汉，经胡绳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整个抗战时期都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留居重庆……

信息链接：徐盈（1912—1996年），193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曾任上海《大公报》记者，重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采写了《朱德将军在前线》《战地总动员》等新闻报道；建国后历任天津《进步日报》编委、主笔，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其主要作品：小说集《战时边疆故事》《苹果山》，专著《抗战中的西北》《烽火石城》，回忆录《北平围城两月记》及新闻作品等。

新闻工作者的天职为何？“履行正当舆论监督”；也可以说：客观公正，对真相负责。

民国时期，《大公报》是“中立”的第三报——既不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不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子冈是《大公报》记者，秘密接受中共办事处的单线领导。此期间，她撰写了大量出色的新闻、通讯；特别是为桂林出版的《大公报》撰写颇有见地的近百篇反映重庆真实情况的《重庆航讯》，被新闻界同仁誉为“重庆百笺”。1945年8月，国共重庆谈判，她写下轰动大后方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重庆四十四日的毛泽东》的著名特写。

解放战争时期，她与丈夫徐盈又转至《大公报》北平办事处。继续以新闻报道为武器，实录故都百姓艰囧的生活。她是较早将文学笔法融进新闻采写中的记者，其洞察真相，直述事实不加评论的描写很受读者欢迎。

子冈曾出版过一自传题材小说——《惆怅》，引起很大反响；主要是在文中她公开怀念了在延安的弟弟——周恩来赞扬她：“把革命的感情与骨肉感情结合到一起了”。

解放后，子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进步日报》《人民日报》和《旅行家》杂志社工作。她深入新疆边远地区采访普通人的生活，写出了诸多篇极富文学气息的作品； 将出访欧亚七、八个国家所撰的随笔，出版了《苏匈短简》。

时事风云变幻，1957年，子冈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北安固县劳动了四年。后因腿疾，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劳动；十年“文革”后，她先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做编辑，《旅行家》杂志任主任编委。

人间重晚晴。上世纪80年代初，她虽卧病在床，仍笔耕不辍……1984年，新华出版社遴选子冈撰写的、时间跨度从1935年至1981年的83篇作品，出版了由叶圣陶题写书名的《子冈作品选》。这些或人物专访，或名胜游览……视角客观，行文流畅引人入胜，使读者深切感受到她在民国、解放战争及建国初期，做为一名“三亲”的新闻记者，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又真实的历史记忆。

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资料室收藏的这册《子冈作品选》，如今在网上只卖得几元，加邮费不过十几元而已，不得不说其史料价值是被大大低估了。

《子冈作品选》中收录了四篇有关张家口的文章：《张家口漫步》《老邮工》《官厅水库的春天》《官厅少年》。其中《张家口漫步》是她在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后采写的；后三篇均为建国初官厅水库工程即将完工时的采写作品。

二、子冈初到张家口

《张家口漫步》1946年2月9日成稿，13日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包括：进步、一瞥、聂司令、“为人民服务”、作家等五个小节，文笔简润，内涵颇丰。

其时正值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国共合作时期。子冈记：“……这是一个新的传奇，新的诱惑，就像延安在抗战初期一样。当记者搭了执行小组的美国飞机向张垣起飞的时候，真感觉到中国大局进展的迅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吧！”  

当时，社会上各种传闻满天飞，中外记者一批又一批来张垣采访新闻。子冈随执行小组乘机来到张垣——“这个飞机场与别的飞机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走上前来招呼我们的是配有18GA臂章的人而已。他们十分温和的要我们到休息室坐坐，那儿摆着两种书是毛泽东近影集和晋察冀画报”。

信息链接：18GA是英文缩写，它的全称为18  Group  army ，是国共合作时期八路军接受改编的番号。18代表第十八，GA代表集团军，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我们如今在许多相关影视作品中看到的八路军佩戴着“八路”臂章，是与史实不相符的。

记者子冈感受到了整个大局势的进步，也写下了被大局势“裹挟”下张家口的进步——“自从（1945年）八月二十三日十八集团军经过两次战斗牺牲了五六百战士，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克复了这伪蒙疆的心脏的张家口以后，这个以皮毛与口蘑著名的城市成了一个神秘的都市。中共很迅速的把地方变成教育的中心，政治中心却仍在延安。延安的许多文化工作者徒步行军了二千五百里路程，走破了棉鞋，蹭破了棉裤，没有孩子的女同志也不例外，只有母亲与孩子坐在骡轿里（父亲就得当骡夫)，就这样，有上百的文化干部抵达了张垣。加上晋察冀边区原有的文化教育干部，张家口的书卷气息浓厚起来了”。

子冈继续写到:“我想起一只歌曲的大意:‘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一样可以自由来去……’慢慢地，中国人民也将要获得这种自由了，都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针对当时社会上传闻：进入张家口的共产党部队和各种人员之多，超过了张家口本地人的情况，文中给了确切的回答，并介绍了晋察冀边区政府自接管张家口后所开展的工作——“晋察冀边区包括三省的一部分以及几乎热河、察哈尔的全部，这边区也许是所有中共边区中最大的一个。该边区的军区司令部及行政委员会自八月二十三日以后全设在这里。外面有传闻说中共移进的部队与机关工作人员多于当地的老百姓，据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主任告诉记者说：当地人口现有十五万人，八、九月时还少一些，现在已渐渐回来了。中共部队机关人员去了两万多人，一共人口是十七万多人。公安局里有八十多交通警察，八十多户籍警察。”

“市府组织与普通市府相似，只是建设局代替工务局，公安局代替警察局，外加灭烟局，勒令烟民戒烟。社会局正在举办生产性质的救济，以及职业介绍所。”

……

轰动当时的张家口民主普选，在文中亦有提及:“毛泽东先生在重庆说过：‘保甲长是统治人民的，这种制度要不得。’”

是的，就是在这种人人都渴望得到自由民主的愿景下，张家口迎来了共产党的队伍。当记者子冈问及宋劭文主任：“以后民主联合的政府建立，这人民的基层组织如何办呢？宋主任说：‘名称没有什么关系，主要的是民主制度的有无，人民有了自由，一切都好办。聂荣臻司令对这一问题也认为世界和中国的民主不可分。’”

“……政治委员会也是三三制，由普选产生的边区参议会选出，三三制介绍的很久了，就是国民党、共产党、无党派各占三分之一。”

信息链接：宋劭文（1910—1994年)山西太原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北平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山西牺盟会宣传部部长、五台县县长、山西省第一专署专员、晋察冀军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财经办事处秘书长兼农业部部长。

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计划局局长、国家建委、国家计委、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等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张家口漫步》中，子冈设了“聂司令”一小节。在聂司令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子冈记：“聂荣臻，看上去有五十岁了，花白头发，马靴，绿呢子军服，仿佛张家口的八路军们服装均非土著，都从敌人那儿缴获了些东西，他的方圆脸与罗瑞卿的长脸，好像待客的两样水果：圆的苹果、长的鸭梨……”这样打趣的文笔，透着其文采的特色，让读者忍俊不禁。

在子冈无所顾忌的笔下，四川江津县人聂荣臻爽快干练的军人形象跃然纸上，当提到（北）平汉（口）、正（定）太（原）、（大）同蒲（州）三条铁路的修复，有记者问“谁破坏的？”

“‘我们’，聂司令很坦白地说:‘是因为那是敌人的补给线。’”

“在他手下有三十万正规军。对于中共执行缩编为二十个师时他如何缩编的问题，他回答：‘一定奉令缩编，我们的弟兄都是农家子弟，回去种田是不成问题的。政府自然应负责任，我们也一定尽量予以协助。’”

小节的最后，针对当时张家口是否有苏军参战的传言，聂司令是这样回答的：“他（聂司令）说苏联在对日战争中，是有权缴获战利品的，张家口则并无苏军参战，他不否认曾有一位苏联军官到张北去调查三个苏军被中国土匪杀害的事儿，但无所获。在后方收复区听恼了‘接收’，在边区却绝不用这两个字，代之的是‘缴获’，从敌伪那儿缴获，用战斗缴获，这两个动词之间的差别足发人深省”。

在张垣，子冈真实感受到了毛泽东题写的“为人民服务”落在了实处。她由交际处一张姓女子(南方人）带领着去“看”妇女联合会和《晋察冀日报》社人的途中，有这样的对答：“你们为本地的妇女们办了什么教育工作了？我问。”

“‘不，我们也同时向她们学习，从她们那儿去取得教育。’她马上纠正我，使我脸红了一下。她告诉我她们如何从经验中得到教训。只有在医药卫生或是增加经济生产的工作中，才能团结一些妇女，空口宣传是无用的。有一个时候，很多女同志受产婆训练，分配到乡村中去，为农妇接生，当初女同志们为管这项‘革命’工作觉得恶心；但是后来才承认那种想法是错误的。”

为了与张家口当地妇女群众打成一片，这些妇女工作者不穿旗袍或军装，都是短棉袄棉裤，带口外的皮帽子。“因为行军，因为工作疲劳，因为冬天要在冰水里淌过河去，许多女同志得了月经病……”

“在张家口的乡村中，农会、工会、妇联会等等都组织起来了。区妇联以下有街妇联，识字读书以外，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争取民主权利，妇联会门口挂的一副对联，可以说明她们的工作目标：“持家大道勤生产，建国宏谋爱人民。”

子冈还记下了这样几副春联：“群策群力求民主，减租减息享太平。”“人民救星共产党，民主干成八路军。”最常见的一个标语是：“建设民主繁荣的新张家口”。

也是在子冈的笔下，我们仿佛直击了数十年前热闹场景：“张市自除夕起机关学校离店放假一星期，工资薪水照给，初三那天庆祝和平胜利大会，五万市民（占全人口三分之一）闹翻了天，四十四队秧歌霸王鞭跑旱船拥来挤去，到初四初五，记者也还看到不少。人民的笑脸上，女人、孩子的新棉袄上，我看到他们生活的丰裕。一位张姓负责人对我说:不能只从物价看人民生活水准，要从购买力来看才对，是人民购买力已经提高了”。

 让我们来读一读“三亲”记者子冈是如何记述当时众多文化名人从延安来晋察冀首府张家口的这段历史：子冈在开卷不久即写下：“有上百的文化干部抵达了张垣。加上晋察冀边区原有的文化教育干部，张家口的书卷气息浓厚起来了……”

她还专设了“作家”一节：“这儿所谓作家，是广义的文化人之谓，包括文艺、社会科学作者、教育家、学者、新闻从业员，音乐、戏剧、美术的工作者。五日我参加过华北联合大学的教授们的聚餐；法政学院院长何干之当厨；七日我参加了《晋察冀日报》和新华社的聚餐；几乎张市全部文化工作者全见到了。让我背一下他们的名字:丁玲、草明、成仿吾、于力（原名董璠）、郑景康、邓拓、胡开明、张如心、吴晓邦、陈明、逯斐、钟敬之……总有七八十人之多。”

“先看张垣的学府吧：有包括文艺、法政、教育三院的华北联大，成仿吾是校长兼法政学院院长，艾青是文艺学院院长，于力是教育学院院长，林子明是教务长，于、林二位皆是燕大老教授，我问他们想不想回去执教，他们笑说:‘怎么会想呢，这儿倒真能替人民服务。’ ”

“联大有三百多平津新去的学生，张垣的较少，程度较差。三院学生中除文艺学院需学外国语的费时间外，其余都于半年毕业后分发下乡，做群众工作。入学考试与一般大学不同，不考理工功课，只要有相当常识，对政治认识清楚，有听讲记笔记的能力，便可以录取。在校一切食住费用学校负担，吃小米饭。”

丁玲、萧军、萧三、成仿吾、杨朔、艾青，在当时所有来张的文化名人中，算是更有影响力的人物吧，子冈专为她（他）们或多或少各写下一段：“丁玲在写一个剧本，与陈明、逯斐合作。年光在她脸上似乎不曾划上什么印子，与《良友》出版社《母亲》那集子上的画像十分酷似，圆脸大眼睛，斜分的头发。就是比向像上胖一点。这‘剧本是写工人翻身的，是宣化一个铁工厂的真实故事，我们到那里去看过，写好以后还要去宣化征求工人们的意见，念台词给他们听，让他们修改。’”

“萧军说想来北平写作办出版，延安印刷不够用，尽先印老百姓与部队用的通俗读物，高级的文学作品比较难印。”

“我早对《延安一月》的作者说过：我在延安住着有三不怕。不怕冻馁，不怕轰炸，不怕绑票。”在武汉他曾被绑过一次，他不承认在边区没有个性自由，他说这几年的经历接触够他写十年而不致材料枯竭。”

……

子冈最后总结：“如果以人口与文化人来做比较，恐怕张垣是文化气息最浓厚的城市了，他们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向上看的作风，他们的眼睛全是朝老百姓瞧的”。

《张家口漫步》可谓“面面俱到”——还有《晋察冀日报》的影子：“《晋察冀日报》缴获了《蒙疆日报》很好的一份遗产，白报纸一大张，逢节日印红色，卷筒机印，有时加插图，据说印三万份，最近提高售价到十元一张。存纸闻够用半年多。此外，部队有报纸《子弟兵》，工人有《工人报》。日报还有点儿农村作风，午后六时起稿，许多新闻赶不上登。大半稿件皆依赖各军区的新华社，多人民活动”。

三、子冈笔下的官厅水库

官厅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水库位于张家口花果之乡怀来境内，它的兴建消除了永定河流域千年水患。

史料显示：官厅湖距今约6千万年，从现今在浅层地质及淤积层中发现的贝壳煤层等物，这里曾经是气候温和，周围环树、一望无际美丽富饶的天然湖……由于官厅山峡的形成，此处演变成地震、山洪多发的水患之地，泛滥的水域曾有“小黄河”“无定河”等名称——“永定河”是康熙三十七年（1699年）康熙帝亲赐之名；其后，历朝历代亦曾多有治理，但是古人治河不能集庞大人力，多专注下游，以“防害”为主，水害终得不到控制；周围及下游居民深受其害……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决定在永定河上游修建官厅水库。当年年底，官厅水库工程处成立，着手建库准备工作。1950年10月，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1951年1月，官厅水库正式兴建——在1953年的讯期中起到了拦洪作用。这是自古以来第一次免除下游水患的愿望成了现实。

官厅水库控制流域面积达43400平方公里，总库容41.6亿立方米。水库建成后的几十年中，发挥拦洪调蓄作用，消减高峰流量，在保障首都、天津永定河下游广大地区的安全，发挥了显著成效。

195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邓颖超、陈云、董必武、聂荣臻、杨尚昆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官厅水库工程……

当年“五一”劳动节之时，官厅水库全面竣工。毛泽东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官厅水库建成后，彻底根治了永定河下游村庄的危害。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了保障，但官厅水库库区县怀来县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因为库区内正是怀来县盆底中心，是全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旱涝保收的米粮川花果园；这里盛产水稻、芦苇、水果、烟叶、薯类等粮食和经济作物，最终都被水库淹没……

移民搬迁，在官厅水库兴建诸项工程中最为艰苦——难度大，任务重，时间紧；广大移民故土难舍，顾虑重重……

据《怀来文史资料》第一辑，刘守成、于燕君整理的“官厅水库的兴建与怀来县移民搬迁”中记载：官厅水库的兴建是一项水害变水利的工程，是彻底根治永定河下游水害的工程。上游的怀来县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怀来县淹没一座县城，81个村庄，11271户，4920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000人，淹没耕地15万亩。果园14744亩。

当时察哈尔省和察南专署指示：除本县安置外，其余安排在察北地区和雁北地区，尽可能安排本县和邻县。经上下多次协商确定安置原则：一集体建村；二后靠建村；三分散迁移村庄安置；四本县安置不了的，可迁外县。全县分三期迁移，大约涉及65000人。首批迁移的是官厅村。

此期间，抽调干部成立了移民机构。经怀来、延庆两县移民代表协商，坝上张北县、沽源县、尚义县，坝下龙关、宣化、涿鹿，怀安，万全等县都有接收官厅水库移民的任务。

勤劳善良的怀来人民，听共产党的话，服从政府安排；为下游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保障首都北京的安全和首都人民饮水，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大局，离乡背景，克服困难重建家园…

官厅水库的主体工程由拦河坝、进水塔、溢洪道、输水洞组成，修建工程是一面施工，一面设计——从1951年10月始建，1952年春天工程开始有了端倪……到了1953年的春天，工程进入紧张阶段：因为要在8月前修好拦河坝，起到拦洪作用。民工最多时达四万三千多人。修建工人包括本地人、张家口专区民工、察北民工，转业军人，还有来自荆江分洪工地的混凝土工人……工人们每天三班日夜轮流赶工，全国各地的人力、器材、机械也积极支援；6月底拦河坝筑到了35公尺高，保证了伏讯抗洪。9月下旬，拦河坝筑到了45公尺高，宣告胜利完工。期间，苏联也曾派水利专家来官厅水库指导工程。

1954年的春天，是官厅水库修建的第三个年头，在工程即将完工之前，子冈来到官厅水库的工地采访，其后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老邮工》《官厅水库的春天》《官厅少年》。

子冈笔下的老邮工就是在这样背景下，是日常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小人物，每日辛勤地工作着……《老邮工》发表于1954年4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位在怀来土木车站邮局踏实工作，55岁的胡姓老邮工。他打心眼里想的是要好好工作，一改解放前的惰性干活；因在新中国受到了领导的尊重，转变为在十分艰苦的工作环境中任劳任怨……

当时土木车站距离官厅水库有30里，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大汽车、小汽车和骡马大车把参加建设的人员和建设水库的器材送到工地——笨重的推土机、大吊车、满身铁刺的羊角碾……而老邮工主要是负责每天不错点地邮寄官厅水库工人们的信件邮包——领导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最终老邮工被评选为“张家口专区模范”。

 1954年5月12日《文汇报》上，子冈发表了《官厅水库的春天》。其题名寓意深远——象征着新中国满是希望的“春天”来到了……

文中记：“1954年的春天，是官厅水库全部工程即将结束的时期，在这个胜利的春天，官厅水库工地上每个单位都在做总结，都在做，找出一些可贵的经验教训来供全国各地从事水利建设时参考。”

“在官厅水库建设的两年中，各地各族的工人，学生干部不断到这里来参观学习。凡是到北京来的，外边几乎有一半儿人到过官厅水库， 他们要看看中国人民的力量，看看聪明而勤劳的中国人民在如何与洪水斗争，改造自然。每逢节日，这儿成了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相结合的具体表现的场所。外宾们不只看工程，访模范，也赞美这里所有不被风雨冰雪所阻挡的工人们，个个是英雄。1954年的春天招待参观不仅成为官厅水库工程局的周末工作而几乎成了每天的工作了。”

官厅的水库工程修建最紧张阶段，工人最多时达四万三千多人，即将完工之时也有两千多人……“庞大的工程劳动非常辛苦。虽然已经启用了一部分机械起重机，推土机，羊角碾，拖拉机，抽水机……”

在一片盛大的喜悦中也有不和的谐，但是是真实的声音——“这些习惯于自由散漫生活的农民，一下子要在工棚里过工工人的集体生活 是比较困难的：要吃上百人一个伙食团的饭，要按一定时间上班下班，甚至哪队的人在工地上走哪一条路，都有规定，以免乱了阵。他们有的惦记家里的几亩地，有的惦记老婆、孩子，有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棉被应该匀给没带棉被的人伙着盖——于是有人在挑土打夯的时候不起劲儿，甚至有极少数人开了小差……”

“民工中的党团员和专业军人发挥了作用，在各种政治动员下，民工们的劳动纪律逐渐建立起来啦，他们们热烈的参加着劳动竞赛，注意了工程的质量。当时水库民工的小伙子学文化有了文化有了出息。找对象的姑娘们坐着大车跟着介绍人到工地上来，简直是一车车的来……”

官厅水库像一所学校培养了许多建设工人，仅工作能手、技术工人就培养了近千人——“因此，在领导这项工程的人们都说:这是旧社会所办不到的，所难以想象的事儿。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人看到了都难以掩饰他们心中的感动。他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有多么高啊，说得到办得到。”

“到了春天，官厅水库的作息时间改早了半点钟，早上6:00唤醒了人们做早操，人们憧憬着“将来，水库将是一片美丽宽阔的湖面，湖里可以发展水产，周围种上各种果树，这个湖泊附近要成为风景区、疗养院。水利发电以后，带给人们的幸福是没有法儿说完的……”

《官厅少年》原载1954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特写了一位16岁，已在工地上当了一年多通讯员（打水、打扫卫生）的当地官厅村少年严春富。

子冈不仅听局长的报告，工程师的讲解，还想听听当地少年说的话：“‘……那上面，就曾经是旧官厅村，就曾经是我们的家。’他的一双年轻的眼睛忽然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澄澈，在散射出光辉，本来微红的两颊也更红通通的了。他仿佛相信，凭他的手一指，我就会看见往日在这山坡上错落地存在过的穷乡村，其中两三间小土房又曾经是他们一家人的安身处。是的，在他这愉快的一指之下，我也仿佛被领进了童话的世界，记起女巫的魔杖指什么出现什么的故事来了。闫春富也许没有听过这样的童话故事，他却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更有吸引力的现实了。”

这位少年人小志气高，当子冈从少年严春富的话中，听出他并不满足于每日的“捶煤、添火、提水、打扫礼堂”，而是想要多学习技术，掌握各项本领；便打趣他：“你这小家伙，有点不安心工作吧？做个通讯员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啊！”

“‘你别冤枉人啊！’他急了：‘我高兴为到官厅来的客人服务，虽然我没有为拦河坝添过一铲料，没有为输水道溢洪道浇灌过一点混凝土，可是我心里就赛个主人似的。我生长在这个地方，人小，经历的事儿可不少。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哪块小山坡上放过羊，我在哪块儿小山路上赶过毛驴。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在哪片儿山地上收拾过敌人。这山里的枣、杏、梨、苹果、沙果、葡萄、柿子可不少，又都是又香又甜的好种，多少官厅村的老乡都是为了舍不得家家的几十棵果树，所以迁移的时候才那么难受。好了，后来政府折价买了树，现在这些树是公家的了。过些时候你还来不来？这些树会排着队儿似的开的，总是杏花打头，一片片赛着开。’工程师们说：‘以后要把水库周围种上树，水里养上鱼，人在湖上滑起船来游的那个美！人累了、病了，全可以上官厅来住住。我们官厅可出了名了，如今休养的房子还盖的不多，参观的人可来的不少，中国人来不算，外国人也来得挺多，都来瞧咱们中国人咋样搞水利基本建设，咋样在建设社会主义啦！’”

在子冈采写的这三篇有关兴建张家口怀来县官厅水库的作品中，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又展望了永定河流域工农业发展的前景……在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资料室收藏的，1955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编印的《官厅水库图片集》中，总能看到子冈文中提到的场景，两两想照，感受就更为切实了。

——本文刊登于《上古文化》2022·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