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何应钦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名义向冈村宁次下达第16号备忘录,“……据报我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于8月25日晨被不明番号之军队一说系股匪占领,查察绥热3省地区,应由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上将负责接收,在未到达之前,该地区日军,应负责维持该地秩序。希贵官立即查明张家口究被何项部队占领,如果属实,1贵官及当地日军长官应负其责”。也就是说,蒋介石已确知张家口被八路军占领(延安25日广播及报纸均已发布消息),言下之意,不仅对日军有所抱怨,潜台词是让日军重返张家口。
冈村宁次为推卸责任,于9月5日答辩:“……张家口已于8月21日被苏蒙军强行进驻而占领”,“在8月17日我方停战后,苏蒙军依然继续南进,8月18日前后进出于张家口北方地区日军阵地前面,至翌19日对我阵地开始攻击。……该地日军在21日与傅将军代表会见后,按照其要求拒止苏蒙军对长城线内之侵入,然彼方仍作强硬之主张,对此日军若制止之,除行使实力外无它方法。……此苏蒙军之不法行为,向贵方一再联络,请求善处,未得贵方回答。因在张家口方面苏蒙军有不下1师之兵力,日军须集中相当兵力于该地,万一再开战斗,一则其影响所及实为难测,二则已在停战后不得行使武力,因此大局上万不得已,日军为使事态和平解决,终于21日由该地开始撤退”。公函末尾冈村特意强调:“日本军撤退后,苏蒙军即时侵入张家口,随该苏蒙军12部匪军亦有侵入之模样,日军接洽停战而不能不撤退之对象系为苏军及外蒙军”。此项回答所以不厌其烦,实是基于“何应钦总司令一再发出指令说,应把中共军看成土匪,如把武器交给他们,应看作是日军的严重不信行为,其态度极为严峻”(见《大东亚战争全史》)。苏军作出种种南下的姿态(原亦有攻占张家口的命令),以及放出聚歼张家口日军的恫吓,也确给日军造成恐慌和压力。有人评价说,八路军解放张家口是“捡漏”,此种说法是部分正确,机会只对有准备的人存在,段苏权曾客观地评价说:张家3口是苏军能去而没有去,蒋军想去而去不了,日军想等而等不得,伪军想守而守不住的情况下,被我军用武力收复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任何一个人也无法改变的。
45年9月16日,张家口召开有3万余人参加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聂荣臻发表主题演讲,明确指出:“(张家口)8年来敌人虽然侵占了它,可是在它的周围,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在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战斗。这1次我们所以能够收复张家口,并不是敌人投降的结果,而是我们边区子弟兵——八路军、游击队和广大民兵以及张家口各界同胞,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英勇的战斗所得到的。我们在庆祝抗战最后胜利,庆祝张家口解放的今天,对于在战斗中英勇负伤和光荣牺牲的同志们,表示真正的哀悼和敬意”。
苏军两次答允会攻张家口,很快两次喜讯就陷入“罗生门”,苏军的爽约是下级军官信口开河?抑或詹大南翻译有误,错会了苏方意图?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写道:“20日10时30分,再次派出军使向苏军要求停止战斗行动,但苏军强硬要求必须在2045日17点以前占领张家口并解除全体日军之武装,不肯中止进攻”。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则有更详细记载:“苏军于20日上午11时30分才响应我方提出的停战谈判,但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以前,完全解除我方在张家口部队的全部武装。当时,在该地区约有4万日侨,从20日晨开始向京津地区撤退,即使输送顺利,也得在22日夜最后1个梯队才能离开张家口。因此,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决心:我军至少需要2、3天时间,可能的话争取1周时间的余地,如果对方不予接受,为赢得最低限度的时间,坚决在长城外线要地阻止敌军前进。然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未予批准。驻蒙军迫不得已在20日午夜,使日侨或徒步,或搭汽车和火车向京津地区撤退,21日,军队主力才撤到京津地区”。据赖富、肖泽泉、吴广义、柴书林等察蒙支队领导人回忆,“接收张北县城后,立即报告了中央和平北分区首长段政委、詹司令员,同时也接到中央指令,大意是:告诉苏军,张北的坝顶不是长城,南口才是长城。并要我军向苏军提供敌情和地形资料,促其火速南下。作为明朝京畿屏障的北京西北宣府镇长城,因处于蒙古族南下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筑有内外两道长城。外长城自居庸关,西北行经张家口、大同至山西偏关,与内长城连接。内长城自居庸关,西南经过河北紫荆关和倒马关,山西平型关、雁门关和宁武关,北折至偏关,与外长城相连。苏军中将回答是:我们的行动要等莫斯科的命令。从我军围城直至20日左右,中央和军分区屡次来电都在催问苏军行动,大约18、19日,詹司令亲自赶到张北县城,询问6苏军动作和谈判南下张家口的事项。苏军坚持坝顶就是长城,不肯下张家口。20日晨,苏蒙联军派人请我们到县城南门城楼上,说中将要你们去看打仗。……联军在狼窝沟与日军激战终日,占领了狼窝沟坝头一线”。
明初为防御北部鞑靼、瓦刺部族侵扰,从永乐初至成化末80多年间,除将秦、北魏、北齐旧长城复加修缮利用外,又新筑若干段,使之首尾相接,形成雄伟的外长城(俗称二道边),也成为察北草原与坝下分界线。
苏军的出尔反尔和突然在张北停滞,几十年以后谜底方揭晓,其并非出于苏军的规划,而是受到了美蒋联合强力阻挠。文革结束后,段苏权意外获得1份国民党最高规格的绝密材料(每册都有编号),是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世界战争研究会记录》,该研究会召开会议,均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并下指导棋。8月18日下午4时,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召开的第42次世界战争研究会上,蒋介石声称:“现苏军除向东3省推进外,並深入热、察两省,其1部且已进至张北,于此乃发生一严重问题,盖吾人所谓之满洲,7乃指东3省而言,但溥仪统治下之伪满,竟包括热察两省于内,……现盟方已规定满洲归苏军缴械,实应以东3省为范围,不应侵占热察两省。吾人应持此严正之理由,速向苏联大使馆交涉,请其通知进至张北之苏军,速向东转进,以免与我正向热察两省前进之部队,发生冲突”。蒋的发言,显系偷換概念,因日阀侵占热河和将其并入满洲国疆界,东北4省即成为普遍的概念。43年11月23日晚7时半,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柯克别墅为蒋介石举行私人晚宴,这是双方最私密、谈话时间最长的会面。蒋向8罗斯福谈了10个问题,包括日本未来的国体、如何对待英国等等。
蒋认为,东北4省与台湾澎湖都应归还中国,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当晚的话题成为开罗公报的核心条款。东北4省之概念,并非源自满洲国,28年热河建省(下辖1道15县3设治局),东北易帜后,热河由东北军实际掌控,遂将长城以外(或称关外)统称东北4省。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将其划入伪满洲国所管辖的省份,这1事实已由蒋介石提出,并写入开罗宣言公之于众,如今又说满洲国不包括热河省,东4省应为东3省,这个弯绕得有点大,仅靠国民政府交涉,恐难达致目的。中共在延安的首脑,听到苏蒙联军越过草地荒滩,急速向察北、热北挺进的广播,蒋介石在重庆也同样接收到,蒋认为,如苏军突破张家口日军防线,“可取道热察,直趋平津,东北地位,实际已成次要”(蒋介石在《世界战争研究会第44次会议》的发言)。蒋介石自知国弱言轻,也深知斯大林的固执与傲慢,思来想去,只有美国人说话顶用,何况苏军越界热察,并不符合美国9的利益,于是美军在亚洲的代表人物、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成了蒋的护命真神。曾随徐永昌以盟军中华民国代表身份,前往东京湾参加日本投降典礼的军令部李树正处长(甘肃白银人,后升任国防部第3厅副厅长,挂中将衔),在世界战争研究会第45次会议上报告:“8月17日上午6时50分,由白市驿机场,乘4发动机之运输机起飞,……下午3时半抵马尼拉。……18日下午5时,麦克阿瑟将军接见部长于办公室内,首致欢迎,并谓渠1931年,即认为最先起而抵抗侵略者,必为蒋委员长。
继10之部长(指中华民国代表团团长、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即将苏军进军张北情形,告知麦帅,请其速电制止。当获答复云已去电制止,但因电讯须由莫斯科转海参崴,恐到达较慢,并表示绝尽力办理此事,部长随即返寓”(以上内容见《世界战争研究会纪录》,45年9月8日)。麦克阿瑟6天前刚被杜鲁门任命为驻日盟军总司令,以此可知,蒋介石并不关心到日本实施军事占领、惩治战犯和战争赔偿事宜,他的全副精力都集注于苏军在张北动向和在热河的防共灭共,且在8月18日前即已通过麦克阿瑟对苏方提出过严重交涉。中国本来是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时间最长,人员和财产损失最烈的国家,联系到甲午战争以来,一系列的割地赔款,正需新账老账一起算,麦帅本以为中国代表团赴日索赔,必狮子大张口予取予求,不料只提交涉苏军不得进入热河一事,麦帅自然大包大揽慨然允诺。9月2日,在密苏里号战舰上完成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手续,正式签署的投降书附表中,帝国陆海军按当时所处地域被划分为11个投降单元,分别11向同盟国指挥官缴械输诚。新几内亚东部(包括所罗门群岛)日军第18军,向澳军罗伯逊少将投降,曾拥有14万之众的陆海军部队,至此仅余13000人,以致战后被讥以“光部队”之称。关东军司令官所辖部队规定由苏军受降,在“所辖地区”特别标明:“满洲(包括关东州,热河省除外)”,关东州系指旅大,有斯大林一直垂涎的不冻港。而蒋介石受降地域则标明:“中国(包括热河省)、台湾、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支”。包括、不包括之限定性刻意表述,把《开罗12宣言》上的东4省变成东3省,正是蒋介石的“杰作”,足显蒋通过徐永昌对麦帅施加的影响,为名正言顺地“接收”热河开启了大门。
徐氏是抗战时期军委会4巨头之一,陆军1级上将。尽管苏军并无进攻平、津的计划,但也没有止步长城的部署,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8月15日确曾下达命令: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在张家口方向上发展进攻,于8月17日日终前占领张北、张家口,以部分兵力于8月18日日终前占领丰宁、热河地域。战役目标是切断关东军与华北日军之间的陆上联系(见【苏】弗诺特钦科《远东的胜利》)。据《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记载,“第17集团军(司令达尼洛夫中将)和骑兵机械化兵集群(司令普利耶夫上将)5天中在沙漠行进300多公里,8月14日攻占多伦市,8月18日-19日进抵张家口、热河(承德)接近地,隔断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的联系。……苏蒙军在热河地区与中共领导的军队会师,至8月22日,敌基本兵力停止了有组织的抵抗”。由于日军在野狐岭一线依13托工事进行顽强拒止,拖延了苏军预定的计划,美蒋的强烈干预,使苏军最终停留在张北坝顶一线,中央军委关于配合苏军南下作战的意图就此搁浅。对个中关窍与枢机,不仅我军不能明暸,日军更是摸不清头脑,由于苏军在张家口扔了几颗炸弹(主要是撒传单)及洋河以南空降少量侦察兵,5天来在狼窝沟的凶猛攻势,与日军谈判中所申明的立场,平北主力部队遥相呼应的浪涌式进攻,都使根本博坚信苏蒙联军必顺势南进,断不会在坝顶裹足不前。
14平北部队与苏军接洽的一言一行,都是在最高统帅部直接领导下进行,每一份电报都直达天庭。从平北报告中不难知晓,苏军无意在长城以南采取军事行动,借助苏军之势南下的预案可以休矣!中央军委迅即电令晋察冀边区“除执行原任务外,在察省及雁北部队应设法夺取宣化、怀来,控制南口,并彻底毁灭南口至北平段,以及通州至古北口铁道,……丰镇、集宁至阳高铁道应彻底破坏”。
张北会师尽管富有戏剧性,但它发出了一个明晰的信号:苏联红军的军事行动虽然限定在长城以北,但他们愿意与八路军接触并将政权移交给中共,也不反对双方在条件允许范围内进行军事合作。鉴于平北部队一系列报告和张北、德化、商都等地顺利移交,使中共中央对派兵抢占东北、控制热察两省的信心大增。8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要求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和计划。8月22日,根据平北源源不断的消息,特别是“愿还政权付我”、“重我党员”、“同苏方去康保”、“配合攻击张家口”等信15息,似乎嗅出点味道,毛泽东以中央名义,指示晋察冀分局:红军占领热河、察哈尔,红军在占领区政策尚不完全明了,但我为争取热察两省起见,分局应指示各区党委抽调大批干部由1部武装掩护,到红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在红军占领的城市中亦应派干部去建立政权,组织群众,出版报纸。如果红军能允许我之武装部队进城,亦应派武装进驻。如果红军在政策上有所顾虑,须用很好的态度与他们商讨,并在红军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工作。
23日,16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断言:外交归外交,党的关系归党的关系,这是两码事,只要不使苏联在外交上感到为难,斯大林就会支持共产党。26日,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派5个团的部队和干部团去东北。鉴于对苏军摸底的战略情报,毛分析说,“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3国过问,3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以此可知,8月20日之前,对苏军南下的动向是模糊的,17至迟在8月26日,中共中央已确知苏军不过长城的信息,从而调整早先的部署,重新拟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全国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45年8月9日,苏联百万大军出师东北,一直肩负挺进东北、孤悬深远后方的平北部队,遂不出意料地成为最早与苏军会师的中国军队。
收复张家口这座省会城市,对平北部队是个严峻考验。美国人编撰的《剑桥中国史》,曾有如下评述:“8月23日,政府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军,在政府军到达之前,日军在必要时就地防御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日军还接到命令,要他们收复新近丢失或被迫交给共产党军队的地区,他们遵循这一命令展开了行动。……共产党在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和绥远丢失了大约20座城镇。
在他们所得到的城镇中有张家口,当时这座有15万~2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为察哈尔省的省会。张家口于45年8月的最后1个星期从日本人手中收复,这是1个长城南北货物与车辆往来的重要贸易和交通中心。18由于它的规模,还由于它距北平并不太远的战略位置,张家口成了共产党人城市管理的1个样板和他们的第2首府,直至1年多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为止”。从8月下旬到9月底,蒋军与日伪合流抢夺胜利果实,不断与共产党军队发生冲突,仅见诸报端的就有100多次(见重庆《新华日报》),大批汉奸、日特、伪军、土匪,转瞬间变成“收复失地”的“功臣”。美国人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人对张家口怀有朝圣般的特殊情感。京绥铁路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早在1920年秋,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派遣,何孟雄、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王仲一等人先后来到张家口,进行调查访问,组织工人运动试点。次年6月22日,张家口1000多名铁路机务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可称中共“一大”召开前夕具有范例意义的工运实践。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曾3次亲赴张家口地区,指导工人运动,建立党团组织。1922年秋,以张家口车务、机务、机修工人为主体,举行了有13000多人参加的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由于党的正19确领导和灵活策略,罢工取得完全胜利,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兴起,起到示范鼓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