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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忠义、李国欣:大变局下的口岸开放——张家口近代自开商埠涉外关系考述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日期:2021/4/10    点击数:536 次
 
二十世纪初,庚子之变与辛亥革命相隔十余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面临二千多年来之大变局。“自开商埠”是清末民初国家主动采取的口岸开放政策,借以摆脱困境、发展实业、振兴商贸,融入世界。张家口作为中国北方的商埠要地,其口岸开放从清末察哈尔都统诚勲呈奏,至民初察哈尔特别区都统田中玉完成准备程序,困难重重历经十年之久。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国势羸弱外交无力的时期,张家口开埠过程屡受涉外关系制约,在近代中国“自开商埠”史上鲜见。
河北省张家口自清中期至民国早期,凭借着优越的区域地理位置已经演变为旅蒙商贸与中俄恰克图外贸的重要集散地,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1918年张家口至库伦公路汽车客货的营运,利好条件对于中国北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面临大变局,励志图新增强民族经济实力,改善内外环境以渐进融入世界,亦为国家上下所共识。本文通过档案、文献史料调查,以清末民初应时政府对于张家口城区开埠的不同政策,简要考述百年前这个北方内陆城市开埠历程中的涉外关系。
 
清廷外交难点与察哈尔都统呈奏被拒
清代中国与世界的商贸往来,乾隆二十年后始有一口通商,鸦片战争带来了屈辱的“约开商埠”五口通商。进入二十世纪,庚子之变与《辛丑条约》,致使中国处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清末推行了一系列新政,“自开商埠”为其一之策。近代史学家朱英指出:“一般说来,外部因素往往是促使近代中国某些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初动因之一,但何时变以及怎样变,却又常常取决于中国内部因素的作用……。由于自开商埠的各方面管理权均属于中国,并且不得设立丧失主权的‘国中之国’之租界,故而具有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自清代起始,作为中国北方重要商埠的张家口,有一段明代长城成为了一面重要的“界墙”,形成了“口内”与“口外”二个地界,亦即“关内”与“关外”之别。而其内、外地位轻重不一,行政辖治权各有其属。郭蕴深依据中俄两国自1860年11月4日至1881年2月24日之间签订的五件条约中,指出俄商“获取在张家口建造铺房行栈的权利,但最终未能设立领事官,也未能像中国其他通商口岸一样成为一个开放的商埠”。此处“张家口”所指为“口外”地界,这是清廷面对俄国强势压力的一种妥协,始终拒绝俄商进入“口内”城区。
 
隔绝“关内”和“关外”的大境门
清后期,清廷坚持“口内”城区不对外开放的政策,但是由于清末外国洋行借本地商号之名涌入张家口城区,形成了“开埠效应”,由此“口内”的开放成为清政府的外交难点。
对于俄商在张家口长城以外独家开设茶栈而得利益,早已引起日本的不满。1904年日本人《论开张家口为商埠》做出表达:“俄已图掩有蒙古、欲握张家口要冲之地,……虽然天下之事不能豫睹其将来,不若当今之事中国自开该地为万国通商之地,以绝强邻窥伺之志。”俄国极不满意日本人图谋打开张家口城区为“万国通商之地”,1905年俄外交部照会中国云:“闻贵国有开张家口库伦为商埠之议。……张家口亦为俄商出入要道,非寻常海口可比。今无端胡开商埠,是有意侵损俄商利益,决难承认等语。”
近代以来,沙皇俄国与日本帝国作为中国的两个“强邻”,同在“窥伺”张家口的地理地位与商贸业利益,两国间的“角力”公开化,令清政府无法摆平陷入困境。即使在清末新政下,光绪33年(1907年) 时任察哈尔都统诚勲呈奏张家口城区“自辟商埠”后仍被拒绝,清廷明示:“臣等查张家口地方向为西北商旅来往之孔道,现在京张铁路将通,……商务必益臻繁盛。该都统所奏自系实在情形,惟开埠通商事关交涉,虽自辟稍可保主权,而内地究不同口岸,当此治外法权尚未收回之时,多一商埠即多一轇轕。”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国势羸弱外交无力,清廷官员对于张家口城区的对外开放采取了较为消极的态度,在涉外关系上尽量避免与列强之间的“轇轕”纠缠,并对外解释:“外务部会议开放库伦及张家口之事,以今后若开放,恐生俄国之疑,因决议俟和局定后再行商办。”在商贸方面也畏手畏脚,“难保各国不思利益均沾,指地贸易要求。……势不能不预拟一切变通办法,以资对付”。因此杨天宏指出:“近代中国的口岸开放偏重政治及外交的考量,开埠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造的重要手段,但也有可能转化成国人尤其是统治者担心的‘开门揖盗’之举。”在此问题的权衡上,清政府陷入了困境。
 
近代,张家口被列强视为必争之地
 
民国北京政府期间张家口二次“自开商埠”操作
1914年第一次开埠调研勘察
辛亥革命后,民国北京政府较前清有所进步,对张家口等地实施“主动开放”的国家举措。1914年1月8日发布大总统令,此令要求“……即由国务院会商主管各部迅将开埠事宜妥为筹办,此项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有别,并应悉心规画妥定章程,呈候核夺颁行”。随之北京政府国务院与相关职能部门组织了有效的工作,以外交部通商司为牵头单位组织会商,派出人员分东西两路展开调查。1914年1月20日至5月30日期间,国务院及相关各部来往函件约30件。
民国北京政府组织调研中,聆询外国顾问建议、咨询涉外法律成为要点,对于自开商埠十分谨慎且又缺乏外交经验,仍然尽力避免与各国势力发生矛盾。有四件文书如下。
一是外交部通商司佥事魏渤“开放北边七区意见书”。意见书首先强调领事裁判权的对策,否则“凡外人所划之地,即领事裁判权所及外人财产所在领事裁判权随之,甚至外货所至之区均为领事裁判权……。此七处于中国本部,故属边地,于民国版图腹地也,故领事裁判权从此扩充内地”。由于开埠城市(镇) 须为洋商划定具体地界及相关栈房建筑,魏勋还提出了在开埠前的三点具体规定。
二是莫理循顾问意见书。莫理循就张家口等地开埠提出了令政府难堪的解释:“开放商埠虽俄国口言反对,实为民国之佳音,缘此系证明开放商埠可阻俄国侵掠计划……倘俄国政府实有反对之语,则可告以开放商埠为振兴商业起见,毫无政治关系。现正从事在该各处设立洋关,所收税项拨作赔款之用。俄国系占赔款数目最多之国,中国政府深信俄国政府对于开放商埠之举必能满意等语……。理循接到日使馆函,有贺喜中国昌盛之语,此系日人赞同。”从莫理循意见书中可以看到,俄日两个帝国在华利益的“角力”延续至民国。
三是外国人狄顾问意见书。狄顾问呈送外交总长的意见书,就“自开商埠”涉及建设栈房等地上物权等问题,较为详尽的介绍了日本民法中相关外国人购置不动产权益及其相关法律问题,为张家口等地开埠提供参考。
四是张家口调查报告书。向外交总长提交报告的重点是张家口、归化二地,并指出:张家口自有铁路修通,已具商埠气息,有此基础开埠不难。调查报告给出1903年张家口洋行共有三十余家,并例举17家洋行采买物资数量。
1914年开年之初北京政府的“大总统令”,是由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该计划由上而下推行,而由于民初北京政府与地方行政管理的不稳定状态,以及各级财政难以支持开埠费用等问题,奉令调查后再无其他准备程序。
 
1912年孙中山在张家口考察
1918年察哈尔都统田中玉重启开埠
民国北京政府期间,各路军阀轮番进驻张家口任职察哈尔特别区都统,田中玉任职时间最长。田都统就张家口优越的区位优势及其商贸业之繁盛,以1914年“大总统令”为基础,自1917年11月致国务院说帖“请接续进行开埠事宜”,至1918年8月得到外交部内务部同意重新启动。直至1918年底共有十件与政府相关部门往来函件,自下而上推动完成了重启自开商埠的各项筹备事宜并报备政府部门。
 
田中玉
1918年10月6日,田中玉就《筹备张家口自辟商埠事》呈大总统函件中,陈述了1914年张家口开埠未果的原因,并强调开埠事不可再拖延:“前大总统令一律自辟商场,……其余如张家口多伦诺尔洮南葫芦岛各处大都限于财力,一时尚未及举行;若竟悬事待款,长此因循不惟克外人责言,抑或有妨国家商政。”另外此函件还提到了日本公使照会:前以满蒙间中日通商关系日见密切,曾经中国政府于民国三年将张家口等处开放,作为自辟商埠,应请从速实行。以此件日本照会及1914年莫理循建议书中日本人的态度,明显看到日本人对于张家口自开商埠严重关切,责怪1914年以来张家口开埠事未果,并以“满蒙间中日通商关系”而论,暴露了其蓄谋的“满蒙”之策。
 
领事机构与洋行
1918年底张家口开埠完成了所有准备程序,政府当与各国在京使团磋商。经房建昌考证:1920年4月美国首先确定在张家口设立领事馆,这是张家口城(口内) 历史上开设的第一个外国领事馆;日本外务省1922年3月14日下令在张家口设领事馆;苏联1924年11月7日在在张家口设领事馆。
清末民初张家口未开埠之前,多国洋行涌入显现“开埠效应”,就此现象日本人于1904年《论开张家口为商埠》中写道:“张家口由中国通于蒙古及俄属西伯利亚之重镇而为通商之要区,近年该地之通商发达效着,……闻天津之洋商冒中国商人之名开分行于该地,以从事收买者指不胜数。而面对未开埠之前的洋行进入,清廷官员十分敏感,直隶督抚予以严查:窃查各国洋商,若赴内地开设行栈,以及华洋商互相假冒、影射牌号,均为约章所应禁者。……拟清饬下京张、正太等处铁路经过各州县,洋商只准入内地寄寓客栈,办本行货物出洋,不得在内地开设行栈,……如该地方官失察,即行撤参,以示惩警。”未开商埠前洋行商人在张家口做生意受到约束,只可以与当地商家合作,用“变通”的方式做生意,不可以随意公开挂牌设立洋行。
 
结语
清末民初,自开商埠自中国南北东西发展迅速,已达50余处。张家口处于干旱寒冷的北方边地,其口岸开放的历史成因,主要基于地理位置优越与商贸兴盛:自清康熙中期至乾隆二十年,俄国官方商队北京贸易将张家口立为必经之地;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后张家口成为主导恰克图贸易的集散地;1860年后中俄茶叶贸易之争,俄商争得张家口“口外”设置茶栈利益;1904年俄日战争后,日本加紧与俄国在张家口的利益之争;清末民初三四十家洋行涌入张家口的“开埠效应”等等;与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的一些城镇有着明显的不同。而在开埠的历程中,外部势力的干扰以及政府的对策,成为近代张家口自开商埠攸关国家涉外关系的一个难点、节点。当中国处于二千多年以来的大变局之时,弱国无外交,弹丸之地的张家口城区对外开放承受着外部势力的掣肘,走过了艰难历程。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之变局,新冠疫情、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考验着各国,而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成绩,奠定了稳健前行的基础,并致力于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的中国与一百多年前相比,其国力完全不可比较,且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坚持走与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道路。
本文就近代张家口自开商埠历程,作该地口岸开放涉外关系简短考述,以达知史明鉴之意。
 
作者简介:常忠义,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北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李国欣, 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文章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20年冬季号
图文编辑:陈弘毅
责任编辑:郎亚娇 徐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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