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传奇女人的一生，承载了她75年不平凡的风雨历程。往日的岁月记录着她无尽的苦难，不老的青春雕刻着她铮铮铁骨。为了党的事业，她奋笔疾书过；为了抗日胜利，她充当过“文字汉奸”，置生死于不顾，出身忘死打入敌人内部，为党争取可贵的一线情报。为效忠党的事业，她背负骂名，放弃一生的挚爱；为革命成功，她坚守着生命中的孤岛，流尽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滴血。她一生中奉献不尽，委屈不尽，解放后曾两度入狱，最终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了她钟爱的革命事业。一名女诗人、女战士、女英雄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留下了一道深深地伤痕，成为张家口人永远的骄傲。

多难的童年

上世纪3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电影《十字街头》，插曲是由贺绿汀作曲，而词作者就是在上海滩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著名女诗人，共产党员，本文的女主人公——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笔名关露、芳君、梦茵等，祖籍河北宣化县人。关露的父亲胡元陔，号运南，清朝末年中过举人，他虽然算不得满腹经伦的饱学之士，但是腹中有些墨水，不满足目前的功名便从宣化去北京应试。在北京胡元陔认识了小他18岁的俞恪士，成了可忘年交。两人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吟诗作文，无话不谈。当俞恪士得知胡丧妻，一直未续娶，便将其的表姐徐绣风介绍给他为妻。徐绣风原籍江苏省六合县，出生在福州，其父在她3岁时就去世了，长大后进入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旅宁中学（后改名为南京师范学校）读书，她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不但会写作古文、画画，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能工刺绣。时年徐绣风早已二十八九岁，母亲一直想找一个养老送终的女婿，七挑八捡竟然把婚事耽误了。胡元陔和徐绣风一见钟情，答应照顾徐绣风一家。于是徐绣风嫁给了大她18岁的胡元陔，在母亲的陪同下前往山西右玉县和胡元陔完婚。

婚后的生活美满和谐。胡元陔在右玉县当个七品芝麻官，徐绣风在家陪伴母亲，两人相亲相爱。1907年7月25日关露出生。取名胡寿楣。襁褓中的关露，望着周围陌生的一切，哇哇啼哭着。她何曾懂得，此时苦难的祖国正遭受着多么重大的不幸，她在日后又将承受了多少的责任和苦痛？

反对封建帝制的多少巾帼英雄饮恨于刽子手的屠刀之下，日本正一步一步的吞噬着中国的东北三省……也没有谁会想到，这位父母辈中“生女亦可装门楣”视若珍宝的女婴，这位生长于长城脚下的姑娘用她那柔弱的肩膀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漫长的岁月里，为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存亡，人民的事业，她用那壮丽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谱写着河北省宣化县一代女英雄的壮丽诗篇。

在关露出生一年半后，妹妹胡寿华出世，长大后为参加革命，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改名为胡绣枫，也是伴随关露一生中唯一的亲人。10岁时，父亲胡元陔不幸去世，从此家道中落，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母亲徐绣风一人的身上，靠抄写文书和卖刺绣为生，家境的逐渐窘迫使关露青早年的成长遍布艰辛。幸而关露的母亲是一位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由于母亲的开明，关露在青春时期最大限度的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免受了裹小脚、穿耳洞的苦痛。她那独异的禀赋和气质大都受她母亲的影响。由于生活辗转奔波，从某种程度上也丰富了关露的生活阅历，拓宽了她的心灵世界。这样的童年铸就了她乐观、积极向上、爱憎分明的性格，敏锐的洞察力，意志力也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

关露15岁时，她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师——她的母亲病逝。承受着父母双亡的打击，年幼的她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好多。凄凉、悲痛、孤独、失落伴随着母亲的谆谆教诲，关露投身到了革命的事业……

文学界的精灵拿起笔来抗日

最早接受革命思想的关露是在1927年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读书的时侯，关露在课堂上第一次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第一次知道了“反对不合理的制度”“反对私有制”等新名词。那时，关露第一次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浩瀚广袤的天地，一份灿烂、神圣、庄严的伟大事业，就如同一颗星星望见了整个天空，她感到了自己从未有过的渺小。1928年5月3日发生的济南惨案中，日本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行各业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大学生游行，工人罢工，年轻的关露第一次真正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洗礼。祖国、民族、尊严……伴随着汹涌的浪潮卷进了一个大学生的心田，新思想的种子在关露的心中开始生根发芽……

同年，关露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后转入中文系。这时新诗的自由笔调取代了那些限字限韵的旧诗体，自由舒畅像是清新的空气轻轻地吹拂着每一位莘莘学子。在中央大学这样孕育新诗人的摇篮中触发了关露一发不可收拾的创造灵感，她开始写诗了。1930年，关露发表了的处女作《余君》，《他的故乡》等。

促使关露踏上革命道路的直接原因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在那个寒风呼啸的晚上，黑暗袭击着每一个角落，凋枯的树枝拖拉着长长的黑瘦身影无精打采的垂吊着，白色烟雾笼罩着每家每户紧闭的大门，关露感到寂静中的夜夹杂着异样的恐怖。随着嘈杂声、喊叫声划破夜的宁静同时，狰狞的日本士兵颤抖着手中的屠刀凶神恶煞的开始屠杀着无辜的生命，焚烧着他们的家园。鲜血的横流，遍野的尸骨，一片片的灰烬，刺激着关露的每一根神经，她在黑暗中奋笔疾书，用笔尖宣泄着奔腾激昂的情绪，诉说着心中的愤慨，流露着罪与恶的不满，散文诗《悲剧之夜》就这样诞生了。血与火的洗礼，使关露在人生路途中开始了新的征程。

同年白色恐怖的阴云一样笼罩在文艺界的上空，很多有志之士惨遭无辜的杀戮。面对着残酷的现实，关露毅然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鲁迅为旗手的“左联”行列。为了接近农民和士兵，了解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奴役下所受的痛苦，关露亲自到工厂当女工，体会感触生活，并广泛的和女工交流思想，在她们中间宣传革命道理，鼓舞她们参加革命斗争。之后，关露写了大量反应工人实际生活的诗歌散文，在这种并不轻松的“孤岛”中，她毫不犹豫的驰骋在诗坛上，积极热情的投身于大众诗歌运动。在这样一个民族危机最深刻的时期，关露曾倡议：“所有的文艺作者们，都应该站在统一战线上，创作挽救民族，反抗民族敌人的国防文学。”她自己也是这样做的，用她的笔把她的作品当成反帝抗日的尖锐武器。

关露把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抗日情绪全部倾注于创作之中。她对社会现象的揭露和批判，深刻锐利，笔端指向婚姻、爱情和家庭问题，集中到妇女权益问题。面对妇女的奴役生活和卑贱的社会地位，关露把它延伸到中华民族的危机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她坚持妇女要站在救亡的战线上，要争取自己的解放。在她的诗中始终洋溢着乐观、向上热烈的情感，读者领略的是澎湃的激情，高昂的信念，看不到一丝自我欣赏的低吟浅唱，也找不到哀怨凄迷的格调。她的笔下是一种磅礴万里的烈焰，是响彻云霄的惊雷。在宣传、动员、组织妇女群众参加民族统一战线，唤醒广大妇女的民族觉醒和自身解放，她的文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关露对祖国，对故乡，对战友的真挚的感情像鲜血渗透在她的作品中。在以后的峥嵘岁月里，关露用她的实际行动见证了这铮铮誓言。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关露以更加高涨的爱国热情，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抗日救亡团体。1939年深秋，关露接到中共中央的密信，她的领导潘汉年指示：“党组织安排你到特务头子李士群的身边去做联络工作，可以从他那里听到和见到许多情况，这些情况都是有用的情报资料。”此时，关露才知道党组织的真正意图，她深知这项任务的特殊性和艰巨性，但既然是党的安排，她还是接受了。

坚守生命中的“孤岛”再度入虎穴

76号是北洋军阀建造的一座花园式楼房，高大厚实的围墙，树木掩映的楼群，全副武装的岗哨，对外是中学，实则是特务机关。里面设有审讯室和地牢，很多的爱国之士在这里英勇就义，怒骂声，叫喊声日夜从这里传出。关露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成功打入这个魔窟，用她的智慧在这个毛骨悚然的地方盘旋了2年之久，彻底掌握了李士群的底细和思想状态，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关露向延安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1941年底，关露出色的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当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充分肯定了关露两年来的工作成就，她送出的情报对于有针对性开展与日伪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关露撤出76号。 

丁玲曾经这样描述过关露：为了获取日为情报，她装扮成交际花，混在李士群那帮伪汉奸里面，抛头露面……除了于她单线联系的潘汉年，别的同志不了解内情，都骂她是“汉奸”、“不要脸”，她背着骂名，一直忍辱负重的为党工作，给我们党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关露离开76号以后，希望组织上能让她到根据地直接参加抗战工作，但是地下党负责人表示这个愿望虽然是好的，但组织上还将派你去担负更加艰巨的任务。果然几天之后，关露就接到通知：组织上决定派她到一家由日本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报道部合办的中文刊物去工作。刊名叫《女声》，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党组织给关露的任务是担任《女声》的编辑，通过佐藤的左派朋友，设法找到日本共产党员的地下党员，进而搞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

《女声》每期刊头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谬论文章。日方除了对当时时事评论控制外，考虑到其宣传效果，要求只要不发表抗日的、宣传共产党和苏联的文章，其他的都可以发。关露担任小说，剧评和杂谈的编务。此时的关露，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更会暴露自己身份，有生命的危险。她小心翼翼的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既不让公开为虎作伥的汉奸言论出现，又不能触犯日本官方的禁忌而暴露自己，她尽可能的宣传较隐晦的而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她在发表文章时既不吹捧日军帝国主义，一再谈到两国人们之间的友谊，说得滴水不漏，让人抓不住把柄。《女声》当时以丰富的栏目和较客观的视点，吸引了一些进步青年积极投稿。那时候，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一些地下党员，用各种笔名向《女声》投稿，关露与这些作者素不相识，更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单凭她多年的工作经验，独具慧眼，在大量的来稿中，选用的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的稿件。关露发起的两次征文活动，获奖的第一二名居然都是中共女党员。关露搞好内务的同时，再把收集到的情报资料秘密送给地下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战士那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关露以各种笔名在《女声》所发表的相当数量的文章和诗歌，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日寇统治的黑暗中一楼人性的光芒，给了沦陷区人民以美好的希望，以胜利的信心。

1943年，关露受党组织安排代表《女声》前去参加日本举行的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这使得她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其“汉奸”之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烙下了深深地烙印，再也洗刷不掉了。关露深知此行将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当她看到自己的照片、名字和“汉奸”的字眼公然刊登在报上，不禁凄然泪下，此刻的痛苦就像一根缆绳，苦苦纠结着她的心，一个衷心热爱党的共产党员，却在众人的面前呈现的是一个汉奸的形象，可想而知那种难以言状的痛苦是多么无情的在刺痛着关露的心。

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生活，使得关露整体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她在文中这样描述：“天黑了，狂风又怒吼起来。我的头又像小山，身体又像风筝一样。但我不怕，这是我的生活，也像我欣赏蓝色的海水和金色的海波一样的生活。”虽然此时的关露面对重大的压力“狂风”“怒吼”“头”涨得像“小山”，但是她不怕，因为她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有着顽强的超人意志。

关露一直想到延安根据地，但是为了工作她一直在周旋着，1945年4月，一直关心和保护关露的佐藤俊子因患脑溢血去世了，她显得更加孤独和寂寞。关露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是备受瞩目的女作家，她的遭遇是毁誉交错、悲喜相叠，道不尽的风光说不尽的落魄，数不完的故事，支撑她的就是一种信念，是一种为实现理想而付出的坚韧。

苦     恋

关露一生中，曾有过两次苦涩的爱情。

1931年，25岁的关露，善良、单纯、富有强烈的爱心遇见了三十多岁刚到而立之年，博才多学，带着几丝忧伤的沈志远。共同的理想信仰、情趣、使他们很快的坠入了爱河。

1932年，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沈志远同居。过起了短暂的恩爱夫妻生活，不久关露怀孕，他们都很想要这个孩子，可是考虑再三，为了革命工作，关露还是决定打掉孩子，沈志远虽然心里难过，但是他理解关露，同意了关露的决定。后来由于俩人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聚少离多，俩人难得有机会在一起共进晚餐，感情便开始渐渐淡漠。最终俩人分手，关露还没有尝到爱情的甜美果实，初恋的爱情在事业的考验下就夭折了。 

自从关露与沈志远分手后，她的心曾经封闭过，工作的诸多压力让她的情感冰封了起来，像是冬日里的一堵冰冷的窗久久不愿打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关露结识了更多的地下党同志和进步人士，其中包括王炳南。在和王炳南的书信交往中，她的情感才如同冬眠后的生物渐渐苏醒，如春回大地，阳光明媚。感情的闸门一经打开，就像冲决了堤岸的潮水滚滚奔腾！感情是两颗心中一根看不见的无形的结实而神秘的纽带，时刻传递着爱情的密码。岁月留人意，片言亦有情，紧张繁忙的工作丝毫没有影响关露和王炳南的鱼雁传情，他们日益频繁的书信，字里行间洋溢着感情的音符，跳跃着少男少女炽烈的爱情宣言。关露那些滚烫的字句一次次震动着王炳南的心。两颗心紧紧的贴在一起，一起期待着美好的将来……

王炳南是个党性极强的同志，当他把和关露的恋情告诉他的老领导周恩来时，这位如兄长般的老领导微微的皱了一下眉，脸上略过一丝不易觉察的伤感。沉浸在喜悦中的王炳南根本没有注意到周恩来的表情，仍然滔滔不绝的讲着他心目中的女神和那即将到手的幸福。周恩来当然希望王炳南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但是根据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却难成全他们。当时党组织知道虽然关露在为党工作，可是社会上人们并不清楚，人人想得而诛之，国民党更是造谣说解放区收罗汉奸，指控关露是“文化汉奸”。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再说王炳南是搞外交工作的，时时要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从党的全局考虑，还是决定王炳南和关露终止了恋爱关系。

王炳南不知道怎么接受这个现实，只觉得心里像无数只无形的铁爪在紧抓着他的五脏六腑，他犹如掉进了万丈深渊，脸上失去了血色，似乎频临到了绝望的境地……

王炳南渐渐的平静了下来，他用坚强的意志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爱她，却不能和她在一起；他爱她，却要写绝交信；他爱她，却要分离……他的心流泪了。是啊，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他没有时间没有理由为儿女私情长吁短叹，他决心牺牲自己的爱情。可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他必须这样做。王炳南把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写信告诉了关露。

关露自从进入76号，她的“汉奸”名声就众所周之了。以前的同志见到她露出了鄙夷的神情，诗歌会的活动也不通知她了，她被同志们抛弃了。她从日本回来后，国内对她的敌视更加严重，认识关露的人都骂她是汉奸。她强忍悲愤，牢记组织“你可不要辩护”的嘱托，有泪只能往肚里流。大街小巷关露低下高贵的头颅像是乞丐一样苟且生存着，此时，她收到了恋人王炳南的绝交信，使得她雪上加霜，她的心在被搅碎机慢慢的搅拌着，撕扯着，仿佛要把她撕成碎片，脆弱的神经受到了极大地刺激，关露大病了一场。

经受了一场极度的痛苦考验之后，这位坚强的女性，为党的事业和王炳南今后的前途考虑，为了千千万万有情人终成眷属，依然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作为一个革命者，关露早已有了牺牲的准备。倘若她的身份暴露，一定会从容就义，慷慨捐躯，为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个完美的形象。然而沉重的打击不是交出生命，而是要抛弃人格和名誉，被不知情的公众骂为奸佞逆臣。这一点关露虽有过同样的心理准备，为了革命事业，她一再忍辱负重，可是如今她受到了自己同志的怀疑，恋人也离她而去。她只剩下孤身一人，在黑暗中无奈的挣扎着，继续奋斗着……

从此以后，关露关闭了自己的情感闸门，在以后的三十八年中，她再也没有恋爱，一生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家……

两度入狱，亲情包围劫后余生

革命胜利后的1955年正值春寒料峭乍暖初寒的季节，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风暴无情的席卷着伤痕累累的中国，刚刚复苏的大地又一次被整风的寒流冻结了。关露因为早期参加过左翼的政治文化运动，便对她施行了隔离审查。终日审来审去，确实够不上什么“胡风分子”，也就悄悄地过去了，而关露构思创作中的几部作品在这时也不得不中断了。

一波刚平一泼又起。1955年6月14日，关露在办公室被捕，押往北京功德林监狱。直到后来，关露才知道自己是因为“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牵连。在狱中，关露想不明白自己当年的领导怎么成了反革命，一双写著作的手不知写了多少的交代材料。由于精神上的折磨关露在狱中精神分裂症再次复发，她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渴了没水喝就喝痰盂里的水，鞋子袜子也不穿，两眼失去了原有的明亮，呆呆的望着墙壁故坐着。由于长时间处在潮湿的地方，以至于她患了浑身的关节炎，甚至发展到喉咙，病的时候连个墨水瓶也拿不起，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出院后关露又被送进了牢房。

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潘汉年是“长期安藏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5年（文革中改为无期），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在湖南省茶陵县劳改农场含冤病逝。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其平反昭雪。

受潘汉年案牵连，1957年3月，关露才出狱。然而对自己在狱中的2年具体情况，同志问她时，她却一直保持沉默，同志们都知道她并不是不想提起过去的伤心事，而是怕党的威信因此受到损害。关露的心尽管受尽了委屈，但仍然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像白玉一样纯洁无暇，此时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党的利益，她甚至连抱怨的情绪都没有。她说：一个共产党员是没有委屈的，如果有那就该把委屈化为仇恨，对敌人和敌人思想的仇恨……

此后，关露被迫提前退休，理由是没有创作出什么作品，在狱中的关露用什么来创作啊！她只得在香山买了套房子，将写书作为自己的热烈追求和精神的寄托，她不顾身体多病，仍坚持不拔地坚持创作。其实，她哪里是在搞创作，分明是在进行一场艰难悲壮的回归跋涉！作为一个停笔多年，又曾蒙受“汉奸”恶名的作家，她一直希望通过作品来得到社会的接纳和认可，可是一次次的努力都失败了，痛苦像无情的蚁虫吞噬着她的内心，她曾多么渴望回到文艺界！

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很多革命老同志纷纷倒下台去。在这种严酷的形式下，关露不顾自身的安危，仍然挺身而出，实事求是的为自己的同志说话，这难能可贵的精神不仅没有得到了认可，却因此也惹恼了一帮子左派。那时候不断有红卫兵强行冲进关露的住处，对她拳夹脚踢，逼迫她交代反革命罪行。还翻箱倒柜，查抄所谓的“证据”。她时而被揪斗，时而弯腰陪斗，身心和精神受到非人的折磨。可是关露始终以坚强的毅力，刚直磊落的胸怀，拒绝强加给她的任何罪名，始终如实的回答问题。

1967年7月1日，60岁高龄的关露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商务印书馆的宿舍里第二次被捕，被投进了秦城监狱。逮捕证上写得是她自己也搞不清楚什么机构的“中央三办”，理由仍然是“潘杨反革命集团案”。这次关露在狱中吃尽了苦头，遭受到非人的折磨。遭受毒打是家产便饭，管理员有时用理发的推子打，有时用钥匙串打，有时在囚室打，有时在提审室打。夜深时，秋风送来一阵阵落花的香气，可是关露萦思绕想彻夜难眠，她的心在哭泣，在淌血，那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默默的叫屈，那是一个“女犯”在无声的鸣冤。关露百思不得其解……但始终坚持一个信念：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坚决不能动摇的，那就是决不能做损害党的利益之事。关露虽深陷囹囵，但对党、对祖国和人们始终如孩子一样有种恋情，她用自己钟情的爱国希望安慰着受伤的心灵。当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时，关露在狱中知道后仍然兴奋不已，浑浊的眼睛里留下了两道晶莹的泪花。

监狱里没有书报，更有纸笔，像关露这样年老的政治犯，住的是隔离的单人牢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整日面对着墙壁呆若木鸡的故坐着。关露发愁不知如何打发那漫长的岁月时，一天关露在院子里放风时看到一根长了绣的大钉子，她一时喜出望外，便不不露声色的假装鞋子里有沙子，弯腰脱鞋，趁看守不注意时，将钉子迅速的塞进布鞋里，然后神情自然的穿鞋继续前行。回到牢房，关露望着这枚大钉子，心里可高兴了，“我国古代有铁杵磨成针的故事，现在我要把钉子磨成针！每天一千次，一定能成功。”关露心里暗暗发誓。

就这样关露把钉子放在水泥地上，每天一千次的消磨时间。半年，生锈的钉子被磨成了一块发亮的长铁皮，然后关露把眼睛盒上的弹簧拆下来，磨尖后，在长铁皮中间划道道，每天也是一千次，这种工艺比踩着钉子在水泥地上磨困难的多。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关露把长铁皮划成了两条，接着又开始了另一项更为艰巨的工作，那就是把铁钉的一头打一个眼，这样一枚针才算完成。因为铁针太细小，手指捏不住，关节肿大的关露一不小心就把手指戳出血来，可是她毫不退缩，她从钉子磨成铁皮的过程中得到了希望，寄托了快乐。她一边磨一边想，钉子磨成针的那天就是她出狱的那天。可是待她把针眼挑好的3年时间过去了，还是没有释放她的迹象。

年迈的关露感到失望，灰心，伤心，泄气……她把千辛万苦制成的针随手仍在一边，倒在床上，蒙头大哭了一场，睡了好几天的懒觉。突然，关露看见还没有做好的另一半，正静静的躺在那里看着她呢。她又像触电一样坐起来，暗暗责备自己：“这一条还没有磨成就想出去啊。”

狱中规定，犯人不准有针和线，怕犯人自杀，但衣服破了怎么办？关露现在有了针，自己动脑筋，想办法从毛巾上拆下线，将它捻成线，想起以前到工厂去搞宣传，跟工人学的手艺，没想到这会派上用处了。想到这，关露还会心的笑了一笑，尽管那笑里包藏着太多的苦涩。关露用了6年多的时间做好了两枚针，一枚自己用，一枚送给了狱友。那饱含着血和泪的两枚针和旧石器比起来或许还要大的多，但精巧程度不亚于市场上买的。观看针的后来人，无不感叹关露如此的毅力和超人的智慧。在这个浩荡的年代，时间对于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是多么的珍贵和难耐，两根针凝结着关露十年劫难的血和泪，痛和伤。

关露在长城脚下的这座监狱里经历了8个春秋，直到1975年5月25日，才在后来被称作“右倾翻风案”的吹拂下释放。这八年中，一个作家不知可以为后人留下多少著作，但是那双手趴在水泥地上重复的写交代材料，多少如歌的诗，动人的小说只能在脑海里一遍遍的勾画。“戎马从来喜战场，驰驱不为世流芳。文章幸祸成冤狱，犹恋风流纸墨香。”一首小诗寄托了关露多么真诚的愿望，她多么的盼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提起笔来，把她多年积蓄的能量释放。在这深秋寒夜，在这严酷时刻，她受尽磨难，满心伤痕，却仍然没有一句怨言。她多想用自己的死，换的江山春色好，可是她牺牲的不是性命而是更为珍贵的人格、尊严、名誉、甚至一切，关露不能向党明志，不能表露心声。她没有恨，没有怨，更没有哀伤，这是一颗何等高尚何等透明的共产党员的心哪！

没有亲人关怀，没有朋友的问候，没有同志的安慰，黑暗病痛侵蚀着关露的每一个细胞。直到她出狱进了复兴医院，她才与至亲的妹妹见面，劫难后的关露，没有眼泪，没有哭泣，也没有过多的言语，久久的凝视着唯一的亲人，她的心像涓涓细流一样在默默地诉说着，一双已显苍老浑浊的眼睛终于像遇见了冬日里的暖阳有了一丝的光亮，两颗心紧紧的靠在了一起，两位老布尔什维克又一次接受了生死的考验。

一直以来关露姐妹俩的感情都很好，在生活上一直相互帮助和支持。无论是衣服，裤子，生活用品等等只要一有富裕就会马上寄给另一方。在关露的信里，字里行间充满着浓浓的亲情。由于关露在两次爱情夭折的打击下，永远没有结婚。可是孤寂的关露内心深处多么渴望有个家，在给妹妹的信中时时能体会到她的寂寞。

出狱后的关露，仍然夹着政治问题的尾巴。时年她已是一个70岁的老人。但让她念念不忘的有两件大事：澄清自己的历史政治问题和继续进行文艺创作。

丁玲曾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党有大功的人，却因受潘汉年冤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吃尽了苦头。年迈的关露支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是潘汉年和她身上的脏水还没有洗净，她要活着等到那一天。我们社会主义应当像这间屋子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

关露在第一次被捕时就在狱中开始构思《党的女儿刘丽珊》，断断续续写了10年，前后又修改过几次，手稿在她被捕时抄走，当1975年被释放时，只还给关露上半部，下半部被丢失了。因此，这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始终未能和读者见面。

很多老朋友在看望关露时，她们不是怀旧，也不诉苦，始终决口不提过去的事情，关露没有怨恨也没有不满的表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党组织能还她一个公平的政治问题结论。关露两度入狱前后十年，每次都夹着尾巴，对于党组织交给她的秘密任务，她要的只是能还她清白。

在潘汉年平凡昭雪一年之后，中央公安部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关露同志在抗战期间，在潘汉年等同志的领导下做情报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情报工作的需要，是党组织派去的。对于关露同志受到的错误的逮捕审查，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决定。

然而这份决定来的太晚了， 1982年12月5日，，一个受尽政治冤屈和感情折磨的传奇女子，带着一丝的欣慰、遗憾和永远的伤痛，关露在文化部宿舍的一间小屋的床上，伴随着的她的只有一个塑料娃娃，走完了她75年不平凡的风雨兼程，永远的离开了她钟爱的革命事业和写作生涯。她实践了自己生前说过的话：“在偷偷地活了之后又偷偷地死去”。

1982年12月16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关露骨灰安放仪式。12月18日，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悼念关露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周巍峙、夏衍、王炳南、杨沫、王亚平、丁玲、姜椿芳、周扬、张伯良等人。

著名的老画家许幸之在悼念会上说：“关露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敬佩的女诗人，她忠于党的事业，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坚强勇敢地好战士。为了党的利益，她不怕艰难险阻，敢于深入虎穴，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自己的名誉地位，爱情家庭，虽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像她那苦难坎坷、曲折的一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张伯良说：“我认识关老师是在1979年春……她给人的印象是乐观、开朗、但内心深处痛苦，有时候感到非常孤独，常说起“秦城”，在那里也一样的痛苦绝望过，窗上玻璃打碎了，想用来割手腕，曾划了几下血管也没有断。后来想一辈子都过来了，活下去还可以为党工作。……关露住在香山，是自己的房子，但没有水，要到马路上去打，也没有取暖设备，每年冬天要盘炉子生火，条件很是艰苦。她的生活非常简单，有时候早饭是棒子面糊糊和馒头。但是她尽量不给组织添麻烦，每个月去部里领工资、交党费、取药。领导说派个车来，她说，‘不要，我还能走，汽油紧张。’所以她到部里，都要倒几次车。在生活非常困难情况下，创作热情依然非常高涨，将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修改后改成《不屈的人们》第一部，说要写到现在。关露同志是在痛苦、孤独、绝望中离开人世的。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作家和前辈，她的许多优秀品质将留给下一代。”

一个非凡女子的光荣和梦想，直到她生命结束，方才恢复玷污了她一生的名誉和成就，冤屈的泪水化作一缕不散的清香驱散了埋在人民心头的氤氲。

关露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字，她不朽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操永远鲜活地树立在中华儿女，特别是张垣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