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察哈尔文化研究风靡全区、影响全国，开拓了草原文化研究和民族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形成了一个草原文化研究的新学科、新亮点，使察哈尔文化研究向理论化、系统化和学科化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亟需进一步挖掘和阐述察哈尔文化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建构察哈尔文化的理念与范畴体系。正如习近平同志在8.19讲话中所指出的：“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

　　察哈尔蒙古族文化作为草原文化总根系的“直根”(也就是说，察哈尔文化是草原文化根脉中的“主干源流”)，其文化的核心理念，不仅是草原文化精神实质的拓展和延伸，更是察哈尔文化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对察哈尔文化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的本质概括，也是察哈尔文化形成、发展以及对外扩大影响的内在动因。我们经过多年的研究挖掘和总结提炼，把察哈尔文化的核心理念概括为“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敬重礼仪、英武爱国”这样五句话。这是察哈尔文化研究深化的又一新的成果。对此，我们应该作深入的研究。

　　察哈尔文化所蕴涵的核心理念是其最基本最普遍的价值观，又是其最深层、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像血液流淌在民族的血脉中，主宰着民族的生存、走向，具有历史的延续性，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主要表现为：

　　一、崇尚自然

　　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人类来说是与生俱来、恒久永存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认识的起点，也是孜孜不倦永无止尽的认识主题。我国北方草原生态环境相对脆弱，传统的猎、牧生产对于自然环境有更大的依赖性。察哈尔蒙古族与其他民族一样将自己依赖生存的大自然当做感恩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珍爱的心情崇尚自然、爱护自然，他们不会因为个人利益或生活方便而破坏自然。

　　从生态角度看，蒙古包是人类用材最少的居住建筑，也是对自然破坏最小的建筑;牧人取暖用的材料，是牛羊粪和枯树枝，禁止砍伐树林;严禁在河水、湖水中洗涤污物;狩猎不能一网打尽，每次围猎必须放生所猎各种动物至少一雌一雄，幼仔要全部放走;喜欢用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动植物等自然物和四季名称来命名自己的孩子;牧人一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死去时依然不愿给大地留下创痛，不论火葬、风葬抑或是土葬，定要还大自然一个清净无痕，例如世界上至今没有找到任何一位蒙古大汗的陵墓，即便是一般平民也崇尚赤条的来、赤条去的丧葬礼俗，足以证明彰显包括察哈尔在内的蒙古族崇尚自然的价值取向和哲学意义。从四季倒场游牧的方方面面到狩猎、生活的种种细节，处处表现出察哈尔人用自觉的道德自律表达对大自然的感激和珍爱之情。

　　从法律角度看，在《大札撒》、《元典章》、《喀尔喀法典》等成文法中，都以立法的形式保护自然生态和生物链，曾作为蒙元汗国中央部落的察哈尔部，数百年来跟随大汗守卫汗廷、捍卫国家、参与朝政，察哈尔人更应是遵守法纪的典范，为其他蒙古部族敬重自然、保护生态树立了榜样。

　　察哈尔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实践，使其形成了依恋、爱护、顺应大自然的情感和思想，从万物有灵的信仰和朴素的自然观，到自觉地以习惯法、成文法和行政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这些都体现了察哈尔人热爱大自然，敬畏大自然、尊重生命的普世意识;与大自然友好相处、和谐共生的亲情意识;对大自然知恩图报、适度索取的节俭意识;对大自然爱护有加、担当责任的生态意识等。我们可以把察哈尔人长期蓄积、尊崇信奉的这一生态理念称为崇尚自然。

　　崇尚自然，就是察哈尔人崇敬自然、顺应自然、珍爱生命、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以及由此衍生的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思想概括，体现了察哈尔人与自然环境互为条件、和谐共存的密切联系。这种以敬畏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为基本精神的察哈尔文化，不仅蕴涵着关注自然万物的生存和发展为鲜明特征的生态伦理思想，而且也体现出尊重自然规律，自觉维护生态平衡的科学理念和价值观。

　　二、践行开放

　　草原天高地阔，察哈尔部随历任大汗季节性的大规模、规律性的大游牧生产，这必然促成察哈尔部与蒙古各部注重互助、看重交往的开放思想;由于游牧经济的单一性，迫切需要与外界经济保持各种形式的互补交换关系，需要高度开放的经济交往，不论主动还是被动，不论互市贸易还是武力夺取，必须融入到当时更大规模的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体系当中。察哈尔蒙古族历来以心胸开阔，少有文化排拒心理而著称。对外来的文化只要他们觉得好，就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之。察哈尔蒙古族先后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很能说明他们善于汲取异域文化的优秀元素，用以发展自身的文化。可以说，察哈尔文化是历史上察哈尔部吸收周边各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创造的，是草原上多民族长期交融的结果。同时，曾在历史上兴盛的察哈尔部是蒙古各民族的精华所聚，是按照成吉思汗的旨意，从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和自由人的子弟中挑选出聪明伶俐、品貌端正、武艺高强的人组成的大汗护卫军，聚集了蒙古诸部的优秀人才及优秀文化。因此，察哈尔文化的结构具有多元性，兼容并蓄、包容开放。

　　从历史进程看，察哈尔蒙古族从不自我封闭、固步不前，而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从经济、军事、文化交流、与蒙古诸部及中原内地沟通等方面，铸就了察哈尔蒙古族开放的心态、豪放的性格和进取的精神，以开放豁达的心态待人待事，尊重、善待不同的文化、宗教。

　　从当代发展看，农耕文明进入了察哈尔草原，商业文明进入了察哈尔草原，当代的工业文明也进入了察哈尔草原，将来还会有更新的事物不断进入察哈尔草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察哈尔人始终以其包孕万物、有容乃大的胸怀，接纳他们，哺育他们，使强者更强，优者更优，劣者变优，腐朽者脱胎换骨，获得新生。

　　察哈尔蒙古族之所以能够非常方便地接受异质文化，并将异质文化的优秀部分融入到自身文化当中，与他们热情爽朗、胸怀宽广的民族性格是分不开的。察哈尔蒙古族上述的思想意识可以称之为践行开放。

　　践行开放，就是察哈尔人顺应时代潮流、接受新事物、不断开拓进取的思想概括，体现了察哈尔人的博大胸怀、包容态度、豪放性格和勇于突破自我的精神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宽容大度是践行开放理念的基本内核，开拓进取是践行开放理念的外在表现。这就是说，察哈尔人在践行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不仅努力接受外来文化，丰富发展自身文化，而且积极扩大自身文化的影响，以此促进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传播，与其他文化一起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完全可以说，践行开放理念是察哈尔文化的观念性范畴之中最具活力、最具张力的理念。

　　三、恪守信义

　　“信义”是立身之本。察哈尔蒙古族最看重的是名誉，“名誉是人的第二条生命”、“荣誉重于金子，名声赛过珍宝”。而“信义”是获得和维护荣誉、声望的基本前提。虽然生命与“信义”同等宝贵，但是，当面临荣誉和生命、利与义的抉择时，高尚的察哈尔人以恪守信义来维护荣誉。

　　察哈尔蒙古族大量相关的谚语证实了察哈尔人恪守信义的高贵品质。如：“诚实的失败，比卑鄙的胜利好”、“情愿贫穷而正直，不愿富贵而虚假”。在任何环境下，都要践行自己的诺言，“吃到肚里的要消化，说出口的要兑现”，“即使暴雨如注也不要误时间，即使大雪满天也不要失信用”。为了恪守信义可以放弃物质利益，“宁可失良驹，切勿失诺言”、“宁失牛，勿失信”;为了恪守信义，可以用宝贵的生命换取，“高尚的死亡，胜于肮脏地苟活”，所以“情愿光荣地死去，不愿屈辱地活着”、“宁可刚直不阿地死去，也不卑躬屈膝地要活”;为了恪守信义，不为强势折腰，“宁可折骨，不可弯腰”。

　　曾有人真实地记录了察哈尔蒙古族的信义观：“最敬者笃实不欺，最喜者胆力出众，其最重者然诺，其最惮者盟誓。伪则不誓，一誓，死不渝也”([明]萧大亨著：《北虏风俗》习尚条)。他认为在当时的蒙古社会，诚信之人最受社会敬重，所以察哈尔人最慎重的事情是承诺和盟誓，因为为了兑现诺言，他们会至死不渝。成吉思汗在赞誉察哈尔部的前身怯薛军时，不单纯是对他们勇猛善战能力的肯定，更多是对他们品行的高度评价。成吉思汗的勇士们就是以诚信、忠贞、义气和骁勇善战扬名于13世纪的蒙古草原。察哈尔蒙古族的信义观，不仅是为英雄的勇敢和力量所折服，更主要是对英雄们一诺千金的诚信和胸怀坦荡、仗义执言、见义勇为精神的敬仰。他们塑造的无数英雄形象，事实上就是信义的化身。察哈尔蒙古族上述的优秀品格可以称之为恪守信义。

　　恪守信义，就是察哈尔人以诚待天、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义为本、大道诚信的思想概括，体现了草原天地高远，民风淳朴，把崇信重义当做人生最重要的心灵约定。我们认为信义思想不仅是察哈尔蒙古族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石，而且是彰显察哈尔文化优秀品格的核心理念之一。恪守信义，为察哈尔部及蒙古社会的和谐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恪守信义，使察哈尔部及蒙古社会诚信守义、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恪守信义，也为察哈尔部及蒙古各部赢得了其他民族的尊重和赞誉。

　　四、敬重礼仪

　　自古以来，蒙古民族非常重视礼仪，因为敬重礼仪的本质就是敬重秩序。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创立的护卫军“怯薛”和元朝时期的宿卫，形成于北元历任蒙古大汗驻帐的察哈尔万户，长期处于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经受了数百年来蒙元宫廷礼仪文化的薰陶和宫廷礼仪的习染与规范。察哈尔部的前身护卫军怯薛驻扎在成吉思汗的斡尔朵周围，除了日夜警戒汗帐内外，还管理汗廷的兵器、车马、庐帐、文书、饮食、府库等事务，其实质是身兼“护卫”的政府高级官员。从北元时期，察哈尔部作为大汗驻帐的中央万户，既是北元宫廷礼仪文化的创造者，也是蒙元宫廷礼仪的践行者。因此，蒙元宫廷文化直接的目睹者是他们，最后的守望者也是他们。可以说，察哈尔文化比较完整地传承了蒙元时期的宫廷文化和蒙古黄金家族文化的特色。蒙元宫廷文化的遗风直到今天，在察哈尔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处处得到体现。

　　察哈尔人不但在迎接贵宾、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敬神祭祖上更加尊崇典籍礼仪制度，而且十分注重走路、上车、进门、入座、喝茶、吃饭、喝酒等日常行为的礼仪规范。比如在节庆宴会方面：有重武备、重衣饰、重宴飨的习俗，重在突出豪华的大汗气派，容宴饮、歌舞、竞技、娱乐于一体，显示蒙元宫廷文化的典雅高贵、欢乐活泼的风格。

　　在接人待物方面：给长辈或客人敬酒时，首先将衣着首饰穿戴整齐，用右手无名指把酒杯托起，以亲切典雅的姿态将酒杯递给对方，还要向对方连行三次鞠躬的劝酒之礼，其待客的热情和蔼而庄重礼遇显示着宫廷礼仪的民间传承。在服饰方面：察哈尔男性服装以苍天的蓝色为基调，女性服装以大地绿色为基础，又采纳了蒙元宫廷款式和简结无华、朴素简练的特征，反映了作为宫廷侍卫的职业要求。在婚丧嫁娶方面：察哈尔人与众不同的是，结发的嫂子从前来娶亲的新郎佩带的箭筒里抽取一只箭，用箭头将姑娘式发型分结成媳妇发式后，才予以佩带首饰;察哈尔蒙古族的葬礼在出殡死者前，要念数日“玛尼”，然后将死者装入坐式棺材埋葬。这些都被察哈尔文化继承和弘扬，展现了其端庄的仪表风度、得体的言谈举止、高雅的修养品味等深层次的宫廷礼仪的精神内涵。综上所述，察哈尔蒙古族不论对宫廷礼仪的遵循，还是对民间礼仪的敬重皆归之为敬重礼仪。

　　敬重礼仪，实质上就是察哈尔人通过仪表行为、礼貌规范特别是对蒙元宫廷礼仪文化的传承，敬重维护人与人，与自然间科学和谐的秩序，体现了察哈尔人举手投足、待人接物时注重谦恭礼让的礼仪风范。因此，察哈尔蒙古族礼仪繁多，层次明确，举止高雅为世代著称，成为察哈尔文化的精魂，也是察哈尔文化彰显特色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英武爱国

　　英武爱国，倡导英雄主义精神，是察哈尔蒙古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之一。“没有衣领就不成其为袍子，没有察哈尔就不起兵出征”这一蒙古族民间格言道出了察哈尔部与蒙元王朝及北元存亡的密切关系。成吉思汗对自己建立的护卫军“怯薛”的勇敢、忠诚精神推崇备至。护卫军也曾以其勇猛善战和护卫安全赢得了成吉思汗的赞颂和喜爱。它始终保持对历任大汗和国家的忠诚，无论跟随历任大汗转战南北还是汗位虚悬时期，都始终誓师捍卫大汗的正统地位，成为17世纪史书所赞誉的如大汗身边的宝剑和钢盔般可信的战士——“利剑之锋刃，盔甲之侧面”。这是对集结在大汗身边的察哈尔勇士的形容。

　　由于察哈尔部的特殊性，察哈尔部人自古以来就养成了尚武忠诚、傲骨铮铮的气质，不畏强暴、勇猛强悍的巴阿特尔(英雄)精神。很多史籍描写察哈尔部“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在成吉思汗时披坚执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还是在铁木真汗时将追随自己多年、忠心耿耿的“四杰”世袭担任四支“怯薛”军的长官，直至元亡;无论在达延汗的中兴大业中建立的赫赫战功，还是布尔尼举旗反清失败中的不泯精神;无论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血战镇海的保卫战中投池殉国的两江总督裕谦，还是1000多名八旗察哈尔人血战六昼夜的镇江保卫战中战斗到最后一人;无论是天津大沽口、京津保卫战、反对西方传教士侵略内蒙古、抗击德国侵略军进犯归绥等斗争中，还是在辽沈战役的黑山保卫战、平定西藏叛乱，以及在早期共产党人纪松龄、孟克吉勒格尔、蒙古族女英雄巴彦玛、乌喜鹤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在敌人的严酷拷打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为祖国的解放和民族的复兴抛头颅、酒热血，留下了气壮山河的业绩和不朽的英名。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对察哈尔蒙古族为祖国和民族勇于献身的高尚民族气节给予高度评价。

　　英雄不是力量出众的莽汉，也不是独善其身、恃才傲物的众叛亲离者。英雄必须是顾及群体利益、与群体休戚与共的人，是不畏强暴、知难而进者，直至为理想献出生命者。所以巴阿特尔(英雄)在察哈尔蒙古族中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我们不难看出，察哈尔文化是孕育英武爱国、宁死不屈、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英武爱国、英雄主义精神是察哈尔文化更突出的又一重要标志。

　　英武爱国，就是察哈尔人对国家对民族赤胆忠心、英勇善战的思想概括，体现了察哈尔人忠贞不二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勇敢顽强的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世世代代陶冶着察哈尔蒙古族，深深积淀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特质，进一步升华为察哈尔蒙古族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和勇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总之，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敬重礼仪、英武爱国的核心理念，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共为有机整体。我们对察哈尔文化的研究，绝不能割裂与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之间的传承关系。其中，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是察哈尔文化对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一脉传承，成为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同时，察哈尔波澜壮阔的历史演进，孕育出了韵味独特、别具一格的敬重礼仪、英武爱国的核心理念，体现出察哈尔文化的内核、精华与草原文化的共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作者系察右后旗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