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满语为imiyangga jase imiyambi形容词,汉意为:聚会的、聚集的;jase汉意为口外、边外、边塞、边陲)旧名张垣,曾用蒙古语“喀拉干”(满语音译为kalagan)。张家口地区自古以来即是河北与蒙古地区的交通要冲,也是西北蒙古与北京的重要通道和货物集散地,军事要地以及陆路商埠。长城在此有一道关口——大镜门。张家口之名用于明宣德年间。清朝在大镜门设税务监督。有关张家口历史源流及商贸经营方面的研究考证,由于在座的都是专家,本人不加赘述。本讲重点向大家介绍清代张家口地方官员与中央往来所用文书奏折,以察哈尔都统的使用状况、记录的内容为例,介绍张家口地区与全国各地交往的情况,来阐明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重要地位及反映该地区的史料价值,为深入研究本地方的历史及民族史提供第一手资料。
一 清代的奏折制度
我国传世至今的清代档案,在历史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档案是统治者在实施各项统治政策过程中的纸质文书,经过专业人员整理归档而形成的档案文件。清代的奏折文书,最为世人瞩目。它目前保存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处,是至今保存较为完好的清朝档案文书之一。之所以为众人瞩目,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奏折真实记录了清统治者实施统治的情况,即档案内容重要;二是清所实行的奏折缴回制度,使保存至今的奏折原件比较完整,能够比较全面地揭示清代皇帝与各地方官员处理地方政务的真实状况。下面简要介绍清代奏折制度。
1、奏折的定义:奏折俗称“折子”、“奏帖”、折奏。是清代官员向皇帝请示、报告的文书之一。始用于康熙十几年(17世纪70年代),为清代所独有。
2奏折的分类:根据档案管理学理论,档案的载体有:泥板档案、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纸质档案、纸草档案、羊皮档案、蜡板档案、棕榈叶档案、桦树皮档案、胶片档案、磁带档案等10余种形式。
奏折文书的载体形式为纸质文书;
现存奏折以记录信息的语言文字分类:满文奏折、汉文奏折;
以档案的归档制度分类:朱批奏折、录副奏折。
凡经过皇帝用朱笔批示的奏折,包括“旁批”、“眉批”、“折尾批”,乃致折中划圈、点、杠等,皆称“朱批奏折”。
“录副奏折”是“朱批奏折”的誊抄件。因其形成时按日为箍,半月成包存档,故又称“月折包”。
这些奏折与明清时期使用的题本、奏本有很多区别。
题本亦是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的文书。起用于明,清朝袭用。题本与奏折的主要区别文件是处理流程渠道不同。奏折直递皇帝,由皇帝亲自开启。而题本呈递上来后,先送达内阁,经内阁拟写批语,名为“票签”,再呈递皇帝。
其次,题本因是官员向皇帝上报的政务,需要盖印。而奏折无需盖印。这点与奏本类似。
奏本:清代奏本虽沿用明制,私事用奏,但清代官员奏事不仅个人及家事用奏本,而且上报公务也经常用奏本。尽管雍正、乾隆皇帝几经划定题奏事宜的界限,但仍不能区分,故于乾隆十三年,下令废除使用奏本。
3奏折的使用规定:
奏折文书是清代皇帝专权、独裁统治的需要。它具有保密性强、传递快捷及时等特点。康熙时期奏折作为皇帝与官员私人间交流信息的文书,至嘉庆初年最后定下官员用奏折奏事的制度。清制,奏折经过朱批之后,有关衙门及具折人,必须根据朱批内容遵照执行。因此,朱批内容凡涉及部院应行遵办者,必须发抄,不涉及部院者可以不发抄。但无论发抄或不发抄,军机处均须将朱批奏折另录一份存档。然后,凡在京衙门的朱批原折,即由奏事处发还各衙门执行并于日后送军机处汇缴;凡各省各城之朱批奏折,则由军机处封交兵部捷报处,或由内奏事处封交具折人遣来之专差,退还具折人遵照执行,然后再缴回宫中。
4奏折的上报途径:清代规定官员上呈奏折,该官员须遣派专人,直送紫禁城东华门外奏事处,乾隆朝以后亦走驿递。奏折至京由专设机构直递御前。皇帝亲自拆封,阅读后用朱笔批示。
5奏折的回缴制度:朱批奏折在康熙时期均交回本人保存。雍正登基后,出于政治需要,谕令“所有皇考朱批谕旨”及“朕亲批密旨”俱著敬谨封固进呈。以后历代相沿成为清代特有的奏折回缴制度。
6奏折办案过程:
清制,凡是奏折内容皇帝认为不宜宣泄者,由皇帝交御前侍卫留在宫中;其余奏折由内奏事退交军机处。军机处接到奏折后,凡有朱批者须即刻发还原具奏者遵办。在交还本人前,由军机处专门负责管理档案的满汉文档房的抄写笔帖式誊抄,折内各处朱笔批示,均要照录,经专人校对无误后,与当日皇帝阅后未经朱笔批示的奏折,一并留存。
如果折内批示:“军机大臣议奏”、“军机大臣会同×××议奏”以及“该部议奏”、“户部议奏”、“该衙门议奏”……等等,则军机处即照皇帝批示将录副奏折交相应机构或官员办理。凡应办之录副奏折由军机处交内阁领回发抄,次日交回军机处,以备归档。凡归档的录副奏折,按人每日一箍,箍上写明具奏者、件数及日期。每半个月归档一次,用黄纸包裹,包皮上书写人名、日期、总件数。目前一史馆所藏满文录副奏折内仍存有原用月折包的日箍、月包皮原件。如原折上朱批为“览”或“知道了”,或准驳其事及训饬、嘉勉之词,即要视该事系部院应办者,即发抄,不涉部院者不发抄。以上流程即是奏折的办案、归档过程,也是奏折档案的自然形成过程。参见《奏折办案流程表》
(加军机处、内阁大库、满、汉文奏折、折匣及题、奏本图片)
二 、反映张家口地区的奏折内容
奏折文书涉及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公务:各级官员职责内的一切公务;二是皇帝对官员的管理;三是官员向皇帝请示个人、家庭等事宜。
1958年以来,我馆根据前苏联档案管理原则,将奏折(朱批、录副)按问题时间原则分为内政、军事、财务、农业、水利、工业、商业、文化、交通、工程、法律、外交、民族、宗教等十八大类。
下面着重介绍张家口地方官员向皇帝上报奏折的主要内容。
我馆所藏奏折中,涉及张家口地方事务的满汉文奏折共有千余件,最早的是雍正四年,宣统三年。目前这部分档案均已进行了整理、著录、数字化扫描,可在我馆区域网上利用。下面简要介绍该项档案的概况:
(一)奏折实体比较:
从我馆现存张家口档案从数量看:满文录副奏折占该地区奏折的三分之一,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满文多。汉文朱批与录副和占三分之二,道光十年以后汉文多,咸、同、光基本没有满文。按照清代规制,满洲八旗官员上报相关八旗事项需用满文,汉族官员则用汉文奏报。从数量比例上反映出清代满文使用日趋衰减的实况。
从馆藏档案文种上看,满文在录副奏折中藏有:
上行文: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录副奏片、无朱批留中的奏折、奏片、呈文及随奏折上报的各种清单、火票。
平行文书咨文、咨呈、信稿。
下行文上谕。
汉文朱批和录副奏折中藏有:
上行文: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录副奏片、奏折、奏片、附片、呈文、清单;
平行文:咨呈、知会。
不难看出,满汉文所藏文种基本没有大的出入,只需提出的是满文档案中所藏火票。火票:清代传递紧急公文的凭证。清制:凡马递公文,皆用兵部凭照,令沿途各驿站接递,谓之“火票”。意思是如着火一样急速。(加火票照片)
这件是监察御史星额布呈文的附件报上来。内容是:饬令张家口路各驿站星速转递监察御史星额布呈给军机处文之火票。
(二)具报者职官:
从具奏者来分析,涉及张家口地区有权使用奏折文书向皇帝报告的职官有:察哈尔都统(满文chahar I )、副都统、察哈尔左翼牧场总管、管理阿尔泰路驿站商都达布逊诺尔牧群总管、管理阿尔泰路驿站三旗牛羊群总管、上驷院牧群总管、太仆寺牧场总管、宣化镇总兵、管理张家口税务监督、管理张家口驿站事务员外郎等官职;
与张家口地区联系的中央官员有: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内阁学士、军机大臣、王、公、侍卫、内务府会计司郎中、理藩院尚书、郎中、员外郎、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监察御史、钦差护军统领等;其他地区官员有:直隶总督、山西巡抚、陕西巡抚、绥远将军、定边左副将军、西安将军、宁夏将军、伊犁将军、黑龙江将军、福州将军、驻库伦喀尔喀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办事都统、辟展办事大臣、哈密办事大臣、库伦办事大臣、独石口副都统、护送哈萨克台吉等侍卫、护送土尔扈特台吉协领、科尔沁亲王等。
从上述责任者上不难看出,张家口地区是一个经济、军事重要的中枢地区。它是西北各地进入北京的必经之地。清政府极为重视对该地区的管理,因此该地区官员向中央报告的事项,皇帝非常重视,所涉及内容也很广泛。
(三)奏折具奏内容:
有关张家口地区的档案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贸易等多方面内容。大致归结有十二类。
1、张家口地区与宫廷皇族的来往:有关这方面的档案有,宫廷祭祀所需乳牛需由张家口外牛羊群挑选并定期更换;宫廷在张家口采办所需绸缎;公主出张家口赴塔米尔途径该处情形;御医出张家口前往蒙古地区给王公治病;各蒙古部落首领给皇帝进贡马匹由张家口所辖牧场收养等。(13件)
2、中央对文武官员的管理:
(1)官制的制订:乾隆二年管理阿尔泰路驿站三旗牛羊群总管觉和托奏请管理张家口台站官员三年轮换制度满文折;
乾隆二十八年热河道员良卿请在古北口设立张家口监督汉文折;
道光二十二年察哈尔都统铁麟请变通发遣张家口废员稽查章程汉文折;
光绪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将张家口地区的厅改为抚民同知;
同年塔尔巴哈台办事大臣锡纶请在张家口设立转运局派员驻扎;
光绪二十九年,察哈尔都统贻榖等奏请将张家口等地厅迁徙到口外;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二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因京张铁路即将开通,张家口为蒙古外藩赴京朝觐之道,商贾云集,人烟稠密,公事繁多,而万全县与张家口相距三十里,故请将万全县衙门迁移到张家口,以便治理。
据万全县知县和寅禀称,该县僻处边隅,民情朴厚,地方公事向来清简,惟据城三十里之张家口地方,为蒙古外藩赴京朝觐孔道,向称边塞,商贾云集,人烟稠密,公事之繁,较之县城,相隔霄壤,且京张铁路现已开办,转瞬告成。将来铁路一通,交涉繁多,势所必至。审时度势,就将县属移置张家口,深恐鞭长莫及,兼顾难周,拟具办法,禀经饬司核议。兹据藩臬两司具详前来。臣查万全县属张家口之边塞要地,商贾辐辏,中外蒙民往来胥出此途。五方杂处,政务纷纭,将来京张铁路告成,交涉更多,较之县城繁简迥别,张家口距县甚远,遥控为难。该县拟将县署移驻张家口,藉资治理,实属因地制宜,必不可缓。惟新建县署,款巨难筹。查该口城内原有协镇旧署,以之改设,较为省便。该署屋宇无多,又多倾(土己),拟就原有基址,分别修茸,添建至该县监狱,拟归并张理厅狱典史,有管狱之责。应将该县典史移驻张家口城内县丞署中,以便就近管理,而专责成。仍照该县县丞向奏,兼管张理厅狱。并将该县张家口县丞移驻该县旧署,以资分防。约估改设县署并在同城张理厅监狱墙内余地建盖狱房,共需工料银六七千两,值此库储支绌,实无闲款可筹,应饬该县自行筹划,如有可以暂挪公款,先行挪价垫办,分别兴修,一面酌定年限,无论正署代理,按任分年摊还现银,不准列交作抵,以归垫款,至张家口旧有城垣,年久失修,坍塌多处,工程浩大,势难同时并举,应俟县署移置后,另再设法就地筹款修缮,以资保障。又该口旧有文庙,规模宏敞,毋庸另建。惟无儒学衙署,若将儒学一并迁移,颇难安置,拟仍留驻县城,就近照料各等学堂,除将未尽事宜,随时奏明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饬部议复施行。谨奏。
(2)官员管理:清朝对于驻防官员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从选官、任官、出差、接任、卸任、移交印务、请假、销假、病免、休致、病故到对官员的考绩(京察、大计、军政、甄别)、奖惩以及对官员的稽察、议叙、抚恤、纠参处分等都有明确规定并进行严格执行。有关这方面奏折占有很大数量,下面剖析察哈尔都统档案内容时细加解读,在此不多加赘述。
(3)衙署日常公务管理:清统治者对驻防将领采取控制措施。包括张家口所属地区官员的俸禄、台站银两报销、衙署收发公文、日常办公费用、衙役管理等方面。
3军队管理:
(1)八旗兵制:八旗制度是清入关前建立的兵民合一的组织。反映察哈尔八旗设置的档案有:雍正十年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奏请将张家口新平口外散居的蒙古人收编为两个牛录赏给额驸策凌满文折;
乾隆六年,直隶宣化镇总兵李质粹请恢复张家口绿营。这两件档案真实记录了张家口地区八旗、绿营在清前期的建制情况。
(2)兵丁管理:清代对于八旗兵丁的管理也很严格。对兵丁的招募、裁汰、兵饷、兵丁的奖赏、抚恤、处分等在馆藏档案中均有记载。
(3)军事训练:清代军队平时有春秋两季的训练演习,察哈尔八旗军在张家口所属地区的驻防、换防、调兵等军事行动馆藏档案中均有记载。
(4)军需管理:清代军队的物资管理也很严格。张家口军需物资的采办、报效银两、安排兵丁住房、组建马队置办皮衣等内容的馆藏档案均有记载。
(5)军马的管理与饲养:满族是一个骑射民族,对马匹的运用尤其广泛。清前期,世界仍处在冷兵器时代,马驼在日常生活与战争时期都占有重要地位。主要用途有三,一是御马,二是驿马,三是战马。因此,清统治者对马匹的喂养与管理十分重视。在张家口、东北大小凌河、新疆等地设有各种不同性质的马场。张家口牧场有宫廷内务府上驷院管辖的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有太仆寺管辖的牧场,有庆丰司管辖的三旗牛羊牧场等。对于这些牧场清统治者设有专员总管进行管理,分散给兵丁喂养牧放,每年春季集中出青牧放,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清末战争频繁,各地需要军马量增大,纷纷请赴张家口购买马匹以补充军队马匹的不足。有关张家口牧场马匹管理及各地赴张家口购买马匹方面的档案我馆有藏。
(6)军事工程:军事工程是指张家口的八旗驻防官兵住房的建造与修缮的文件。主要有乾隆初年筹办张家口驻防官兵的住房事宜;请求拨银修缮住房;官兵住房年久失修请求拨银修缮;以及官兵住房被水冲刷请求修缮;请求修缮察哈尔都统官署及驻防公所等等。
4政务管理:清代官员所管政务是指该管地区的民政。目前所藏档案有乾隆四十一年察哈尔都统常清等奏报丈量张家口外履亲王牧场以便建立村庄事;张家口地区遭受水旱灾害后,地方官员进行赈济的情况;张家口地区受灾后政府进行赈济、查禁鸦片、违法案件、巡捕治安以及审判偷盗、抢劫、霸占土地官员违法等案件;流放人员的管理等方面的文件。
5民族事务:张家口地区涉及的民族主要是蒙古族与清朝政府间的往来文件,有蒙古台吉赴热河觐见途径张家口的文件;清朝政府赏给蒙古台吉阿睦尔萨纳皮袄的文件;护送蒙古台吉灵柩回公主园寝途径张家口上报日期的文件;喀喇沁鄂尔多斯蒙古返回游牧地情形的文件;审办蒙古人案件的文件;有关蒙古准噶尔使臣及达瓦齐部人等解送至张家口地区情形文件;
6财政管理:张家口地区的财政税收是清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张家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清于光绪年间开始在此设立商埠,并征收税银。有关该地区收税的文件在我馆藏档案中有请确查盐务情形及订拟管理盐务章程的文件;有报征收地丁钱粮数量的文件;有张家口税务监督奏报的张家口税收银两数目的文件;咸丰十年以后因外国军队入侵,清军战斗力下降,急需补充人员及装备,因此,察哈尔都统奏请筹办厘金,抽取马税等文件。
7农牧业水利:反映农业生产方面的有张家口地区遭受旱灾、虫灾,垦荒起课、庄稼丰收等方面内容;水利方面有张家口等地方修水洞工程的史料;还有张家口外克什克腾旗山场树木情况的档案。
8建筑:在馆藏档案中还有关于张家口地区修建城堡、大境门外护城石坝等工程及修建张家口地区官兵官署、营房、台站等处住房,丈量工段用银数目、民绅捐银状况,工程竣工请奖赏官绅的档案。
9驿站管理:清代的交通运输主要通过驿站、军台进行。清制,对于驿站管理也有严格规定。驿站官员的选派、马匹的管理与饲养,饲养马匹所用草豆的报销等,台站兵丁的管理及清末设立转运局等均有记载。
10贸易管理:张家口是清朝陆路贸易口岸的起点,是清内陆商人前往恰克图与俄罗斯商人贸易的重要地方。有关贸易的档案分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两方面,国内商业有请发放张家口等处商民执照史料;张家口商贩进行茶叶贸易情形;万全县商铺捐款以增招募警察马队营;奸商漏税查审守门兵丁;审理张家口等处商民牲畜被蒙古人偷盗案;申告民人禁止在张家口地区贩卤禁例等。
对外贸易:有乾隆时期赴恰克图贸易的回商途径张家口;清政府在张家口购买物品前往恰克图与俄罗斯商人贸易;以禁止商人在张家口外与外商买卖马皮;乾隆五十年后恰克图闭关后查禁前往贸易的史料。
11气象史料:雨雪问题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因此,清政府十分重视各地方的雨雪粮价的情况。也是康熙时期最初使用奏折文书的目的。
12其他方面:俄罗斯使臣前往北京朝觐途径张家口的记载;库伦拿获喇嘛押解至张家口的史料;张家口等处童生考试及商民胡长浚等捐助学堂以及张家口地区采煤情形的档案。
三、察哈尔都统奏折案例
察哈尔是蒙语cahar音译,汉意为“洁白”。该地区明朝时为宣府、大同边外地,广设卫所管理。清初设置宣府镇,隶直隶省,归直隶巡抚管辖。康熙十四年四月,布尔尼叛乱被镇压后,清圣祖康熙帝迁徙原驻义州的察哈尔部来此游牧,使之坝内是农田,坝外是牧厂。此后察哈尔地区便成为内属蒙古察哈尔旗民与汉人杂居之所。察哈尔是清廷控制西北地区的要道,清军出征由此出塞。为控扼蒙古和威慑西北,清廷在此部署重兵,辖以高官,于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设都统以治之。
讲此问题之前,首先需搞清察哈尔部设旗及驻防问题。
首先,关于察哈尔部设旗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研究学院的蒙古族专家达力扎布先生利用大量档案史料,做了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先后发表了《清代察哈尔设旗问题考略》、《清代八旗察哈尔考》、《清代察哈尔扎萨克旗考》。这些文章对察哈尔部从明末至有清一代的状况,进行了详实论证。
明确指出,天聪八年(1634),察哈尔部林丹汗死后,该部众溃散,其所属官员,大部分率众归附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将额哲部建立一个察哈尔扎萨克旗;同时,把分散归附的察哈尔人编入八旗, 形成八旗察哈尔。八旗察哈尔是相对独立的军事单位。在清入关前后的各项征伐过程中,参加了松锦之役、出征北京及山东之役、山海关等战役,与满洲八旗兵一道冲锋陷阵,为清朝定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清统治者给予了优厚待遇,任命其官员为固山额真(满文为gusa i ejen,gusa汉意为旗,ejen汉意为主子)。
顺治十六年五月,察哈尔旗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因和硕亲王阿布鼐及其旗下官员审理失当,受到清廷严厉处罚,这一事件及其以后接连发生的案件,导致察哈尔旗的灭亡。康熙十四年四月,阿布鼐子布尔尼亲王乘吴三桂叛乱之际,欲从盛京(今辽宁沈阳)劫其父阿布鼐叛清,被随嫁公主长史辛柱告发。清廷派遣抚远大将军多罗信郡王鄂札、副将军图海率大军前往镇压。达禄一役,清军击败察哈尔兵,都统晋津率其族降于阵前,余部溃逃。察哈尔林丹汗后裔遂绝,扎萨克旗亦被削。 其部众被分散编入八旗满洲、蒙古内, 八旗察哈尔仍然存在。
为了加强管理,康熙十五年,在八旗察哈尔设立总管, 取代其原世职章京;由在京八旗蒙古都统兼管,官员由八旗蒙古都统奏报吏部任命,各级官员中约有一半由在京八旗及各衙门官员内简选,全部官员由吏部和理藩院任命。不准察哈尔人世袭。乾隆年间,设察哈尔都统,不再受八旗蒙古都统管辖。因此作者强调指出, 八旗察哈尔虽是内属蒙古,但在审理狱讼和宗教管理方面,则有别于八旗蒙古,如词讼审断照《蒙古律例》等,这与外藩扎萨克旗相同。由此看来,清廷对八旗察哈尔的管理,虽与八旗蒙古不同,亦有别于外藩扎萨克以及归化城土默特蒙古,这充分体现了清廷“因俗而治”的政策。
关于八旗察哈尔兵丁驻防问题。
对于八旗驻防的研究,始终是学界十分重视的研究题目,目前取得众多成果。其研究重点就八旗内部,汉军与满洲、蒙古关系及对八旗兵丁的待遇和生计进行研究。发表有十余篇学术论文。研究八旗驻防的专著有两部:一是《清代八旗驻防研究》(定宜庄,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二是《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韩)任桂淳,三联书店,1993年)总之,对清代八旗制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八旗察哈尔驻防问题,尚缺少研究。达力扎布先生在研究文章中指出,八旗察哈尔组建后,自康熙年间开始,清廷分批征调察哈尔兵驻防。第一次征调察哈尔兵丁是在康熙十三年,发右翼察哈尔官兵往兖州。不久,调赴安庆,后又调赴江宁;又自江宁移防浙江;调左翼察哈尔兵赴杭州。第二次征调察哈尔八旗官兵,是在康熙十四年三月,清廷调察哈尔兵入驻宣府、大同。这部分兵丁,在被调往大同驻防之前,想要响应布尔尼叛乱,后经清廷招谕主动归附,清廷将其调往河南府驻防。其牧地仍在宣府边外。后又调右翼察哈尔兵赴榆林。
乾隆皇帝,平定南疆后,于乾隆二十六年 (1761 ),设立察哈尔都统, 使八旗察哈尔相对独立。之后清廷为加强边疆驻防,同时防止各族军事力量集中强大,实施“分而治之”政策。于乾隆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分批调遣八旗察哈尔兵丁到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等地驻防,并长期戍守。
另有张家口地区的专家刘振瑛先生做了专门研究。著有《清代张家口察哈尔驻防八旗探讨》。文章根据对本地八旗驻防官房进行实地考察并收集大量当地居民的口述,真实反映了张家口地区八旗驻防的实际情况。上述研究,多用官文书和地方志等史料,很少利用第一手档案,而满文档案则是无人问津。
另需说明:由于一些原因,八旗察哈尔兵丁,在乾隆年间额数不足,为了解决该问题,清廷先后几次调右卫兵丁至张家口驻守。并将新归附的厄鲁特蒙古编入察哈尔八旗。这在官书中有详细记载。至嘉庆年间不计西迁的察哈尔兵丁编设的 17个佐领,共有佐领120 个。光绪朝八旗察哈尔有佐领 68个。
如上所述,察哈尔地区自古即是牧养牛马之地。因大量垦殖导致不断侵占牧厂,引起一系列的民族问题和地域纠纷。为解决这一问题,清廷不断改变察哈尔的行政建制和军事驻防体制。
(一)察哈尔都统设置
察哈尔地区既是清廷控制西北的要道,蒙汉民族的缓冲地带,也是蒙古八旗兵丁的来源地,朝廷马匹的养殖地,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乾隆年间为了加强对八旗察哈尔蒙古及口外四牧群的管理。于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始设察哈尔都统一人,驻张家口,故名“张家口都统”,是察哈尔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从一品,均为满洲旗人。察哈尔都统下设副都统两人,居左右翼游牧边界,配合都统办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左右翼副都统内裁汰一人,留副都统一人,驻张家口,协同都统办事”。又设总管和副总管各一人,分掌驻扎地的营房事务。其余还有“参领、副参领各八人。佐领、骁骑校各百二十人。护军校百十有五人。亲军、捕盗六品官各四人”。乾隆二十七年建衙署。
根据现存我馆档案统计,自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设立察哈尔都统以来,担任过察哈尔都统(包括署理察哈尔都统)的人共有60名。
首任都统应为嵩椿。以往研究认为,第一任察哈尔都统是巴尔品。但根据档案及清高宗实录载: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辛丑日(初七日),所有察哈尔都统紧要,著嵩椿调补。时如松接任西安将军。据满文录副奏折记载: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抵达张家口就任察哈尔都统。但是月初八日,家人来任所报告其母于初五日病故。嵩椿于二月初九日向乾隆皇帝请示回京办理母亲后事。次日又上报两个奏折,一是请示设立都统衙门下属办事机构左右司及印房事;二是将都统印信交给察哈尔副都统巴尔品署理,伊立即回京。十六日乾隆皇帝以“知道了”批准了嵩椿的请示。闰五月初八日,嵩椿在京丁母忧百日后,回到张家口接任都统,随去巡查察哈尔八旗官兵。由此可知,首任察哈尔都统应为嵩椿。六月乾隆帝又因西安将军如松出缺而再次任命嵩椿为西安将军。八月,任命副都统巴尔品为察哈尔都统,驻扎张家口。
规定察哈尔都统的旗纛为鑲黄色;左翼副都统旗纛为正白色;右翼副都统旗纛为正黄色。
按照驻防将军定例,由内阁填发坐名敕、礼部颁发关防、都统衙门添设办事官员等、兵部颁给令箭、勘合、火牌以及满洲、蒙古条例各一分。
为办理民事专设理事同知一员,照各省驻防例,属都统管辖,遇满、蒙民人交渉事件,会同左司官员审办。
坐名敕是清代的一种敕书。指专给某一高级武职官员的任职凭证和皇帝对该员的训令。该文书在官员就任之初,由内阁填写并颁发。
(二)察哈尔都统职掌:
乾隆二十七年,乾隆皇帝降谕旨:“朕惟察哈尔地方,……宜设大员以专统辖,兹命尔(指察哈尔都统巴尔品)驻扎张家口。总管察哈尔左右两翼副都统、八旗总管,管辖满洲、蒙古官兵及张家口理事同知,尔宜持躬公正,律己严明,董率属弁,训练兵丁,练习行围,以精技艺。整理器械,以壮军容。所统弁丁,有不遵训令者,听尔参处。……至钱谷词讼、民间情事,俱属地方官管理,不得干预。其宣化、大同二镇,附近张家口地方,亦听尔节制。尔受兹委任,须实心率属,加意训练,如或怠玩旷职,责有攸归,尔等慎之。特谕。”
此道谕旨非常明确地指出察哈尔都统的职掌。此职官虽称都统,但与京师专管一旗的都统,完全不同,就其职责,整饬武备,训练兵丁与驻防将军是一样的。但不准干预地方民事,却须管理察哈尔蒙古游牧之事及节制宣化、大同两镇绿营。
(三)察哈尔都统奏折案例
根据馆存档案来看,可以真实反映察哈尔都统职责具体实施的情况。下面做一剖析。
1察哈尔都统所属官员的管理
(1)官员的任免与选补
察哈尔地区是清代边疆驻防中唯一设置都统的地方。清代西北边疆地区都以将军为主体,驻防将军是该地区的最高长官。而察哈尔地区却设都统。察哈尔都统设立之前,该地区由在京八旗都统管辖,无权选补官员。乾隆二十六年后,该职所属官员均由都统奏报皇帝选补。其中有都统衙下属左右司笔帖式、驿站办事官员以及都统、副都统以下协领、防御、佐领等武职官的升补,先由各总管将应开列之人,报副都统出具考語,送都统衙门擬定正陪,送该旗带领引见;承袭官爵;副都统按家谱拣选,送都统衙门阅看,年终咨赴该旗带领引见。
如,乾隆四十年七月初六日,察哈尔都统常清等奏请选镶黄满洲旗佐领保刚补管理张家口右翼满洲四旗协领缺。
又,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十日,署理察哈尔都统事务裕瑞在接任张家口税务监督谢恩折内写到,奴才等曾奏请补放张家口收税监督。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七日原折上军机大臣传旨:知道了。张家口收税监督一缺,交该部照例办理,补放前著裕瑞暂署。钦此。奴才遵旨立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照例查点前任监督旧管支用银两外,实存银两万一千五百零四两二钱五分八厘一丝;大制钱一千七十八两四钱。经核此数,均与所收之税相符。查点后理应照旧入库封存,继新任税务监督到任时,奴才将现在所收税银一并卸交令其管理。﹒﹒﹒﹒﹒同治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军机大臣传旨:“知道了”钦此。
此奏折说明两点内容:一是察哈尔都统与张家口税务监督的关系,明确指出察哈尔都统署理税务监督一职;二是张家口所收税银为11504两2钱5分8厘1丝;大钱是1078两4钱。
(2)所辖官员的军政、大计
清代对于文武官员承袭明制,每三年进行一次军政、大计考核。(后期改五年一次)乾隆二十六年,张家口官兵事务归察哈尔都统管辖后,军政考选属员是察哈尔都统的职责之一。
清代察哈尔地区官员实施的军政照各省驻防例,每三年举行一次。每到军政之年,军政大员要遵例对下级官员予以考核,并填写考语,考核内容主要有四项:⑴操守:廉、平、贪;⑵才能:长、平、短;⑶骑射:优、平、劣;⑷年岁:壮、中、老。有无军前受伤或者军功等要注明,送兵部造册,作为官员履历。其中表现卓异者咨部引见,年老有疾者革职。
如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察哈尔都统安泰与集福请分别循查察哈尔张家口等处旗营军政考核情形。折内明确提出本年是军政之年,有定例之限,不可违制。如果两人一起去考核实在不妥,如集福去查商都达布逊诺尔两翼牧场,安泰带印去查达里冈爱牧场,则事务繁杂。张家口与达里冈爱相距甚远,往来咨送文件不能轻易送到。因此,请将关防、印信均由副都统集福署理。若有应办之事,集福带司员酌情不致耽误办理。安泰去查达里冈爱牧场之际,集福亦可查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而后,二人抵达正蓝察哈尔旗牧场汇合,二人一起自正蓝察哈尔旗始至镶黄察哈尔旗逐旗军政考验左翼四旗之员,查阅兵丁骑射技艺、军器等项。
光绪四年六月初九日穆图善、奎昌奏报军政情形折内载:窃奴才穆图善于上年十一月抵任后,曾照例届军政奏请展限半年,一俟今年夏令水草畅茂之时,即将察哈尔八旗官员札调齐集,以便奴才穆图善出口考验等因。奉旨:允准在案。今届限满,奴才穆图善赶到经手紧要事件,分别商办就绪,循案将都统印信以及各项关防拟于六月十九日移交奴才奎昌署理。奴才穆图善定于二十一日轻骑减从起程前往。照例考核并遵照具奏章程,顺路抽查阿勒泰军台官兵驼马。其张家口、独石口、千家店等处官员照例依次考验,分别举劾,所有循案移交印信,依限出口考验军政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剖析此件档案内容:一是察哈尔都统按照定例于军政之年奏请展限半年,使之军政时间改在夏季水草茂盛时举行;如此可知,军政举行时间应在冬季年终之时;二是举行军政考验的地点应在口外某地,而远离张家口都统衙门处所。因此,在都统外出考验官员之时,其都统关防要移交给副都统奎昌署理办事。三是军政考核之前,都统需咨文给各八旗属员,齐集至考核地点。四是都统举行军政的同时,顺路抽查阿勒泰军台官兵所养驼马。五张家口、独石口、千家店等地方,应考核官员要照定例依次进行考核,分别进行保举和参劾。
大计:清承明制,对各地方布政使、按察使以下文官进行考核的制度。(武官称军政)每三年一次,由各级官员的主官对所属官员进行考查,给出考语上报。考核以守、才、政、年四等级为标准。有关文官大计与武员相似,只是察哈尔都统要会同直隶总督办理。
(3)察哈尔都统与副都统等员的入京陛见
清制,驻防将军、都统根据路途的远近决定入京陛见时间,一般路途远的将军是三年入京一次。张家口因距京甚近,都统每年年终奏请陛见,候旨遵行;副都统每年轮流一人来京,总管三年来京一次,应来京时都统报部。各旗总管既有统辖、分辖,仍不准奏事,惟至京准照别城城守尉例奏请圣安。
2军队管理
清政府实行满汉分治政策,满洲八旗兵丁居住地俗称“满人城”。城内设有学堂、庙宇、市肆和仓库等的文化和生活场所单独兴建,配备军事设施,实行军事化管理。都统职掌,镇守险要,绥和旗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都统官署位于满人城内,就近管辖。同时各地分驻佐领或防御掌户籍,以时颁其教戒。察哈尔兵丁“从征随围,凡有差使,一同效力”是国家军队的中坚力量之一。
清代察哈尔都统所辖八旗军队驻地有三:一驻张家口外,驻镶黄、正黄、正红、镶红四旗;二驻杀虎口外,驻镶蓝一旗;三驻独石口外,正白、镶白、正蓝三旗。
(1)挑选兵丁
清制,察哈尔总管每半年将挑补兵丁的情况造册上报都统,并给副都统一份备查。如乾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察哈尔都统安泰奏报在张家口,披甲内调选个高、射箭好的人,补为养育兵缺,以备战时调用。
(2)操练兵丁、检阅兵器
察哈尔都统的主要职任就是训练兵丁、整理器械等,以保持八旗军队的战斗力,备国家不时之需。清廷在察哈尔部署重兵,可以达到震慑西北,巩护东北,监控蒙古等诸多目的。
清制,八旗兵平时由总管照常操练,本翼副都统酌情巡查;都统每年,按翼巡查一次;军器照驻防例三年查阅一次。同时,演练行围技能。反映这方面的档案很多。
如:察哈尔都统华山泰、盛柱跪奏,遵旨校阅张家口满洲营官兵马步枪箭,择其年力精壮者,勤加训练,以备调拨。
奴才等前奏张家口官员、兵丁闲散兵马步枪箭逐一阅看,择其年力精壮,枪箭皆能者,挑选五百名,责成派出之营总等官,逐日操练,以备调遣。奴才华山泰再行出口查阅堪用骟驼、骟马及被灾军台,挑选察哈尔蒙古官兵各等情具奏,
奴才等于七月二十九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连日亲诣校场,将张家口满洲、蒙古十旗官员、兵丁马箭、步箭逐一阅看,准头样式尚可。抬枪、鸟枪装用铅子演放,中全枪者十有五六;鸟枪、抬枪可期得力演放。连环枪阵,声势尚为联络整齐,校阅兵丁一马三枪三箭,惟一马三枪均系空演,向不装用铅子,徒有马枪虚名而无马枪实效。与京营之马枪熟悉可比,自应暂缓演放。
查,张家口左翼满洲协领讷亲泰,年富技长,管辖严肃,派委营总;正蓝旗满洲佐领德克精阿,管理鸟枪营多年,营务谙习,差操勤慎,派为副营总,均算胜任,并派帮办营务官四员,领队官八员,以资训练弹压。奴才等择其年力精壮、枪箭兼能者,挑出领催十名,前锋十名,马甲一百名,步甲二十名,抬枪兵六十名,闲散兵三百名,共兵五百名;跟役兵六十名,严饬统兵营总讷亲泰等逐日齐集校场,所有马步骑射抬枪、鸟枪、连环枪阵,勒加操练,务期精熟有准,候旨调拨。张家口额设抬枪四枪杆,鸟枪二百九十杆全行带往;马匹、旗纛、帐房、海螺、锣锅、弓箭、刀矛,核计官兵数目携带,以备需用。张家口额设官五十四员,兵一千八十名,闲散兵三百余名,此次挑出官十四员,兵丁、闲散兵五百六十名外,下余官员、兵丁足敷差操,所有奴才等挑出官员、兵丁勤加操演缘由,理合先行奏闻。此次奴才等操演官员、兵丁有中五支者,分别奖赏记名;生疏者记过责革示惩外。
奴才华山泰即将都统印信、关防于八月初八日移交奴才盛柱署理于折后,奴才华山泰起身出口前往查阅旗台马驼之处,一并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解读:一是官兵数额;二是枪械配备种类及数额;三是操演时间为秋季
(3)官兵领取俸饷
规定,官兵领取俸饷,由各总管造册送该副都统用印,行都统衙门右司查对,汇造总册,用都统印行部支领;应行事件,各总管呈该副都统,行都统该司具稿,用都统印咨行。
3牧场管理
乾隆二十六年,设置察哈尔都统,本为管理游牧八旗事务。其辖地东界克什克腾,西界归化城、土默特,南界直隶独石、张家二口及山西大同、朔平,北界苏尼特及四子部落,袤延千里。察哈尔部蒙古专为清皇室放牧,其牧场均属清廷上驷院及太仆寺等衙门管辖。因此,驼马厂和牛羊群牧厂均设有四品总管主理放牧事宜。嘉庆十三年议准,商都达布诺尔、达里冈爱之马驼厂、太仆寺两翼牧厂总管翼长缺出,将本牧厂应升官员,并察哈尔应升官员,一体拣选拟定正陪,带领引见补放。如由本牧厂官员补放,作为实授,停其试用;如由察哈尔官员补放者,仍带原衔顶戴,先令署理总管翼长事务,试用三年后,再行奏请实授……。察哈尔都统每年要定期巡查牧场。
察哈尔部蒙古为清廷繁养大量马匹,其所养马匹主要有三种用途:一是御马;二是驿马;三是官马。
清制,国家给拴养马驼的官兵例有额定马干银。所谓马干,就是供给喂养马匹所需之马料草束之通称。清廷规定驻防旗兵每人需养马三匹,以备征战时乘骑和驮载军需品。这些草豆饲料有“本色”和“折色”之分。后因各种原因,各级将士的马匹实际数量都有所减少,但仍按原定数额领取马干,其多余之银两,则用作生活消费之补贴,故时称“人吃马”。此为驻防将士的一项重要固定收入。
对于马驼管理亦有严格规定。清制:马驼严禁私售或借与人骑。出厂时,毛齿皆有清册,回日覆验,如疲瘠十不及三免议,否则兵鞭责,官罚俸有差。官马出青,每百匹准倒十匹,逾额勒其买补。凡营马或走脱窃失,责令赔补,谓之赔椿。年递减十之一,至十年悉免之。应敌伤损者免赔。骑至三年踣毙者亦免。其余一年或二三年踣毙,赔额视其省而异,以十金为最多。同治二年定,古北口盘获私马逾三十匹者送京,不及三十匹赏与兵丁。
反映此类问题的档案亦有许多。如:每年春季出青时节,察哈尔都统都要奏报官兵出青日期,返回牧场后还要奏报返回牧场时间和马匹数目。如有倒毙马匹按照规定扣除官兵俸饷。如: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初四日,察哈尔都统乌尔图纳逊奏报勘察张家口至赛尔乌苏四十九驿站马匹倒毙情形并由官兵赔补事。又,道光二十五年察哈尔都统铁麟奏报均齐张家口外牛羊牧群情形事。等等。
4地方税务管理
按照察哈尔都统的职责,本应以军事为主,地方事宜不得干预。但在馆藏档案中,我们也查到一些察哈尔都统奏报有关地方喜降雨雪情形的奏折以及税收情况的文件,下面简单做一介绍。
(1)地方农业
清廷认为察哈尔八旗分驻之所,旷土闲田广布,是很好的垦种之所。因此,自雍正年间开始,朝廷即募民垦种察哈尔地区,坝内做为农田,画井分区,村落碁布……”。
在封建社会,屯垦农田降雨降雪等自然条件,十分重要。尤其在没有现代机械化耕种手段之前,农业生产完全依靠自然气候的优劣,决定粮食产量的收歉。因此,清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地方雨雪粮价情况,康熙帝最初使用奏折文书即是要了解南方各地方的农业状况。派出自己的心腹用折子这种密报形式,了解地方民情及禾苗生长状况。此后即形成奏报雨雪粮价制度,各地官员必须根据本地实情向中央政权及时报告降雨、降雪的情况,如有迟误,官员将受到处分。
有关报告雨雪问题的文件,一并由直隶宣化镇总兵奏报的都是汉文档案,而由察哈尔都统奏报的则是满文档案。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初二日察哈尔都统常清、副都统齐勒克特依奏报张家口地区降雨折内称:奴才等所管张家口、宣化等口外地方,于今年正月三十日申时起至二月初一日巳时止,降雨二三寸。再,问自察哈尔旗前来奴才衙门辖司换班之蒙古人等,岭外亦降雨等因。因此,张家口周围降雨等情,恭谨奏闻。
(2)张家口税收
有关张家口税务监督研究尚属欠缺,其官员设置、管理、升补等情形的文件,在馆藏档案亦有一些。由于时间关系在此加赘述。
关于张家口地区税收数额问题,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陈静的《清代张家口关的研究》学位论文,对清代张家口的税额,做了梳理指出:清前期无定额,顺治十八年定一万两;康熙二十五年增至一万五千两;乾嘉时期定正税银二万两,盈余数目由监督自行奏闻;道光年间税额不断增长,至道光二十一年定额为六万零五百六十一两。此后没有改变。但从我馆藏档案载:同治五年张家口监督所管银两实存银两万一千五百零四两二钱五分八厘一丝;大制钱一千七十八两四钱。
清廷设置张家口税务监督完全是为掌握税收银两,以备需用。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礼部员外郎奴才博藏谨奏,窃奴才荷蒙圣恩,管理张家口税务,自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任事起,连闰扣至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交代在差一年零十七日,征收正额银二万九百九十二两一钱八分内,除照例支放张家口驻防八旗兵丁十三个月饷银八千三十八两,实存正额银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四两一钱八分。应交户部外,所得盈余银二万五千二百四十七两九钱六分内,给发驼马群总管永兴一年零十七日行粮银三百七十七两,牛羊群总管巴尔品一年零十七日行粮银七百五十四两,运送武备院、广储司牛马羊皮、羊毛车价,拣选羊毛人工包捆绳席运送工部马皮车价等项,共用银二千九十五两三钱二分,发过居庸关税大使俸银并该大使皂役人等工食共银四十八两五钱二分。奴才衙门书巡皂役人等工食银一千七百四十三两七钱。以上各项共用银五千零十八两五钱四分,实存盈余银二万二百十九两四钱二分,应交何处,理合恭折具奏。
再,每日所收零星税钱一千一百八十九千三百文,奴才巡查各口,往返盘费并署内一年饭食用度,及陆续巡查小口等处饭食、脚价四季报部饭食银两,均将此项钱文添补动用,合并声明,为此谨奏。
又据乾隆二十八年五月按察使衔仍管热河道事良卿,访闻前往归化城之茶布等项,出古北口,用牛车由草地载运前往者,故恐张家口商民希图侥幸,潜由古北口行走。奏请在古北口设立税务,交张家口监督办理。乾隆帝批示交行在户部速议具奏。
张家口税银收支款项数目:张家口税务监督祥安奏,蒙皇上天恩派管张家口税务,于嘉庆二十年十月初三日到任,接前任监督英宝自嘉庆二十年三月初二日起,奴才扣至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止,共计一年关期差满。奴才呈报户部,经户部具题奉旨,这差仍着祥安接管。俟扣满一年,再行更换,钦此钦遵。于三月二十八日札行到奴才衙门,谨查税务报销,例应年清年款,奴才接收过前任监督英宝移交,自嘉庆二十年三月初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计七个月零一日,税银三万七千四百三十一两五钱七分六厘。奴才自嘉庆二十年十月初三日起之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止,前后通共一年连移交之项,共征收过正额银二万四两六钱五分,盈余银四万六百四十五两三钱,遵照户部原奏,将正额银二万四两六钱五分,并盈余项内动支银二千两,共银二万二千四两六钱五分,遵例移交察哈尔都统衙门存贮,以备嘉庆二十二年分放给张家口外赛尔乌素台站官兵俸饷等项之用。又盈余项内补交过都统衙门本年闰六月分,放给台站官兵俸饷等项银二千两,照例发过察哈尔都统十二月行粮银一百八十两,居庸关税课大使俸薪并皂役等工食银四十八两五钱二分,运送工部、武备院牛马皮张车脚银一百四十两三钱八分八厘。奴才衙门书吏、巡役心红纸张,并户部户科考核季报饭银二千五百九十一两五钱二厘。
奴才任内自嘉庆二十年三月初二日起至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止,一年内共办交年例及添办羊毛九万斤,采买价银及挑选工价、运送车脚共用银四千五百两,以上各项共用银七千四百六十两四钱一分,并随正额留贮都统衙门二千两;又补交今岁闰六月分支放银二千两,通共动支过盈余银一万四百六十两四钱一分,实存盈余银二万九千一百八十四两八钱九分。至每日所收零星税钱三百九十三千七百文,此项钱文,向系作为奴才巡查各口往返盘费,并署内一年饭食以及差役巡查各小口盘费等项动用訖。
再,前任监督英宝任内收过察哈尔都统衙门移交残废变价马九匹,大小驼皮二百二十五张,大小马皮一万四千九百三十五张内,拣选堪用者解交工部,大马匹一千张解交武备院,大小马皮二千张,大小牛皮三百十四张,奴才任内放过变价大小马皮四千一百四十三张,大小驼皮一千二百二十二张,残废变价马一百九匹;残废变价驼三十一只;残废变价大牛七只;小牛四十只。又收都统衙门移交达里岗爱被灾大小马皮七百八十一张;大小驼皮三千四百七十八张。
查残废马每匹例变价银一两六分;残废驼每只例变价银三两五钱;残废大牛每只例变价银二两五钱;小牛例变价银五钱;残废变价马皮每张例变价银五分;驼皮每张例变价银一钱五分,以上残废驼马牛只,并驼马皮张,共得变价银一千八百五十二两七钱八分,应照例交广储司查收。
再,本年三月初二日以后,各群牧应交牲畜皮张,并采买羊毛等项,奴才仍照旧例代办,归入下任开销,所有奴才任内一年共动支过盈余银两数目例应遵照原任尚书额驸公福隆安原奏交内务府按例核销。
奴才所得盈余银四万六百四十五两三钱,除动支外,实存盈余银二万九千一百八十四两八钱九分,请暂行存贮奴才衙门,俟奴才任满回京时,应交何处,另行具奏请旨遵行。由此对嘉庆年间收支银两及税银用项一目了然。
清末因张家口是京城之咽喉,察哈尔都统诚勋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请速自开商埠,以保主权的奏片。文内称:现在口外一带垦地日辟,民族渐昌,蒙汉错居,讼端屡见,加以欧美官商往来游历,深入蒙地,无日无之弹压保护在在紧要,亟宜化散为整,设官分治,期于利蒙,而不扰蒙。惟奴才更有虑者,察哈尔虽居京师后户,而草地平旷,势处散漫,直至张家口大境门,两山相合形势,始为之一束。今自乌科诸边之贡献,内外藩部之入值,恰库商货之输运,其辇而入京师者,及诸边之采办食用者,大则车牛,小则担负,络绎于道。盖靡不取道于察境,而荟萃于张家口,是此口者,诸边之命脉,京师之咽喉。奴才议于其地驻疆吏者,正为此也。故欲经营全察,必先经营该口。今商务日盛,轨路将通,南北贯穿,指日可待。而地利之废弃,如彼人民之固塞。如此其不动人之觊觎者几希矣。窃以为无论改省与否,当先将张家口速行自开商埠,以保主权,而维利益。东三省以不早辟,几为人占,矧在三辅可为前车,此尤与设官并重,而不容稍缓者。朱批:览。
例如:咸丰六年二月十六日,察哈尔都统穆隆阿等因张家口监督朝阳村铺户比以前增多,恐市圈内铺民迁移该处,希图漏税,曾经户部查明驳回。为此,咸丰帝下令朝阳村商货照例纳税。察哈尔都统遵旨报称,市圈及朝阳村之铺民,有前往恰克图地方与俄罗斯、回夷通商交易者,例由张家口同知按年造具该商民姓名、字号清册呈送都统衙门,由都统派员前赴理藩院领取部票到张家口,及至商民领票带货出口时,行文库伦办事大臣查核。此系向来旧章。现查咸丰元年至五年市圈、朝阳村两处商民,按年领票花名底册,市圈铺户六十余家,每年请领恰克图部票,四五百张。朝阳村铺户二十余家,每年请领恰克图部票数十张。其间惟三年、四年请领之票为数较少,余俱不甚悬殊。
又,朝阳村万盛隆、万盛成、聚顺昌三家铺户,前于道光二十九年份,设市圈领票贸易,与市圈之商民一体先行纳税。现系聚顺昌已经歇业。其万盛隆、万盛成至今仍归市圈领票。此外,并无市圈与朝阳村分设铺户,亦无由市圈迁移朝阳村字号。是两处均系坐商,专候行商来口贩运。朝阳村虽在口外,其货物若系卖给内地客商,进口时必由税局经过,例须报关、报税,即或卖给口外客商,张家口迤东有多伦诺尔,山海关迤西有杀虎口、归化城等处,均有监收税务之员,揆之事理,似难绕越。至例内之所杜扰越者,应系指各关之附近小口而言。是以,设有出揽等役。惟在监督认真稽查,自免偷漏。至于近年来税务多有亏缺,总由于南北各商尚未畅行,而又有今昔不同之处,以致有货、无货之所有例均未载。即如该商民由恰克图贩来货内,近有杂色回绒,织花锦布,南堪布又名回子布、玻璃镜、香脐狐腿皮等类,户部颁发张家口税则例内,并无纳税之条,吏胥易于滋弊。各商民若咸知此项例不纳税,势不免多贩此货,更不免借此影射,以及避重就轻等事。
解读此件档案明确指出:首先,自乾隆年间恰克图贸易开市以来,张家口税票的发放与领取,即是每年由张家口同知按年造具商民姓名、字号清册,呈送察哈尔都统衙门,由都统派员前赴理藩院领取部票,回到张家口,商民领票带货出口时,察哈尔都统行文给库伦办事大臣查核。
二、张家口市圈及朝阳村商铺户数。市圈有六十余家,每年请领恰克图部票,共四、五百张。而朝阳村铺户有二十余家,每年请领恰克图部票数十张。朝阳村的万盛隆、万盛成、聚顺昌三家铺户,于道光二十九年,设市圈领票开始贸易,与市圈商民一体先行纳税。咸丰六年时,聚顺昌已经歇业。其万盛隆、万盛成仍归市圈领票。
三、明确指出张家口、朝阳村两处的商铺均为坐商,等候行商前来张家口贩运,说明张家口地区的商户性质,与恰克图贸易的手段。
四、除张家口外各地设税官的情况。指出朝阳村虽在张家口外,其货物若系卖给内地客商,进口时必由税局经过,例须报关、报税;即或卖给口外客商,张家口迤东有多伦诺尔,山海关迤西有杀虎口、归化城等处,均有监收税务之员,似难绕越。至例内所杜绝扰越者,应系指各关附近的小关口。
五、咸丰以来,商民由恰克图贩来的货物内,有杂色回绒,织花锦布,南堪布又名回子布、玻璃镜、香脐狐腿皮等项,户部颁发的张家口税则例内,并无纳税之条,下面的小吏胥等人,易于滋弊。商民若知此项物品不纳税,不免会发生多贩此货,或借此影射其它货物等事。
而到光绪年间,税收数目增加至六万数目从档案记载中可以印证。例如:光绪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察哈尔都统庆春奏报同治十三年八月至光绪元年七月张家口等处抽收茶马厘金银两捐银两数目事
其文内称:窃查张家口、独石口自咸丰十年举办抽茶马厘捐,系归察哈尔都统衙门经理,每届一年将所收银两数目,专折具奏并咨报户部查核。历经办理在案。上届奏存并一年所收茶马厘捐等银五万七千二百三十九两四钱八分内,除奏明筹拨牛羊群办公银两暨开放本处添练洋枪炮队官兵口分外,截止同治十三年七月底止,实存银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七两四钱八分三厘七毫。按月开放练兵口分等项之用。伏查与十三年八月记至光绪元年七月底止,扣除一年发过出关茶票五百七十张,抽收银三万四千二百两。又张家口、独石口共进关官马一万零八百八十四匹;抽收银五百四十四两二钱,共收银三万四千七百四十四两二钱。﹒﹒﹒该文件还说明每年奏报户部税收数目的不是张家口税务监督而是察哈尔都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察哈尔都统权限的改变。
余 论
综上所述,清朝是皇帝高度专权统治,国家的一切政务以及对各级职官的掌控,均由皇帝来定。奏折文书是清代官员向皇帝直接请示、汇报各项政务及个人家务的专用文书。它的产生是皇权统治的需要。其性质必然显示出及其机密性。它所涉及的内容自然也是各该地方的重要情报及寻常政务。因此,通过介绍奏折文书的内容,对我们研究清朝时期张家口地方各方面的实际状况,将起到重要作用。
察哈尔都统的职责为“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总之,都统的职责主要就是训练旗兵,组织和校阅官兵每年的操演,督促官兵勤习马步弓箭,点验稽察军器,选拔兵丁和裁汰老弱等;另一个职责是教养兵丁,举凡驻防旗人的婚丧嫁娶、旗田诉讼、孤寡老人的赡养救济、子弟的教育培养、与当地民人的口角争斗等,均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上讲,察哈尔都统又是张家口驻防城大家庭中的家长。
清朝统治者对边疆和少数民族的政策,与以往历代汉族王朝截然不同,故而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清朝在长城沿线设置各个驻防城,有效解决了自汉代以来形成的边患问题。从而使以满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专制王朝,统治幅员辽阔的中国长达268年之久。乾隆二十六年,察哈尔都统的设置,对察哈尔蒙古地区进行了有效管理,使蒙古地区社会经济得以稳固。因此,可以说清代的边疆民族政策是成功、有一定借鉴作用的。
2014/6/12于故宫西华门馆内
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时期张家口都统府的中枢地位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郎札(蒙古族)
内容提要:公元18世纪60年代初,清朝政府从张家口外分3批选派察哈尔官兵2000人、义婚妇女420人,携眷带口,吆赶牲畜,长途跋涉,迁徙至远在新疆天山北麓的博尔塔拉驻守卡伦,屯牧戍边,永久驻防。这几次迁徙察哈尔官兵及家眷大小人口共6400余人,吆赶 立业牲畜共8万余头,驮载毡帐衣被和生活用品,经历千辛万苦、生离死别,成为国家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迁徙和边塞定居,永久驻防典例。在这次察哈尔蒙古西迁过程中,张家口都统府作为当时察哈尔蒙古地区的中枢神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统协作用。
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定居于博尔塔拉戍边简述
公元1750年代末,清朝出兵平息新疆2次大规模叛乱,一次是1755年平息阿睦尔撒纳叛乱,另一次是1758年 平息大小和卓叛乱。这2次平息叛乱大规模军事行动,导致新疆北部地区,特别是北疆西部包括博尔塔拉在内的伊犁北部地区边民溃散,农耕荒废,草原空旷,戍务减弱,处在外部列强随时都在觊觎,随时就要侵占的危险境地,令清庭乾隆朝政朝暮牵挂,坐立不安,不时召集文武众官商讨对策。1761年10月27日(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清庭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忠勇公傅恒向乾隆皇帝上奏议书,提出“拣选察哈尔官兵携眷移驻伊犁等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第1页,吴元丰等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以下简称《全译》—笔者注)动议,进而请旨“请饬交八旗总管等,从察哈尔兼管新旧厄鲁特及察哈尔八旗单身贫困余丁内,拣选年富力强、情愿携眷迁移者一千名,分别迁往伊犁、乌鲁木齐永久驻防。其中护军、披甲仍食原钱粮,无钱粮者赏食披甲钱粮”。(《全译》第3页—引者注)。对此上奏,乾隆皇帝欣然首肯,即于当日御笔朱批道:“现拟选派一千名察哈尔、厄鲁特兵, 著富德、巴图济尔噶勒(二者均为当时主管朝庭理藩院事务的官员——引者注)驰驿前往察哈尔游牧地方拣选”(《全译》第4页—引者注)。
依照乾隆御批,富德、巴图济尔噶勒二官于1761年10月26日(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奉命从热河起程前往察哈尔游牧地多伦诺尔(地名,在今河北省承德以北——笔者注)等地拣选察哈尔兵丁,至1762年4月完成一千名察哈尔兵丁拣选事宜,并且将这批官兵的钱粮待遇、娶妻、婚姻、债务免除,携带口粮、役乘马驼、立业牲畜等所有事宜,由时任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总管巴尔品、副都统常青、管理多伦诺尔等处税务给事中七十五(官员名—笔者注)等人奉旨协助办理完毕,于1762年4月19日,从札噶苏坦淖尔(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盟正蓝旗境内巴嘎(小)札噶苏坦湖,“札噶苏坦”—蒙古语,意“有鱼”,“淖尔”,意“湖”,合意为“有鱼的湖”,下同,—笔者注)拨营起程西进。这一千名官兵的总管带是齐勒克特依和那旺二人。西迁千名官兵连同家眷3000余人口,吆赶牲畜4万余头,且走且休,徐徐缓行,途径土谢图汗部、三音诺彦部、札萨克图汗部,擦过乌里雅苏台(即今蒙古国科布多省—笔者注)(以上地方均在今蒙古国境内—笔者注),进入新疆境内,踏经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今新疆乌苏市—笔者注)、晶河(今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笔者注),历1年零1个月又8天,于1763年5月27(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到达赛里木湖(今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境内赛里木湖——笔者注),月底翻越索霍尔固尔扎山(今赛里木湖西岸布乎布鲁格平原正南索霍尔固尔扎达坂——笔者注)进入伊犁登努勒泰一地驻守。
当第一批察哈尔官兵还在西迁途中的1763年2月8(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亲自提出,再抽选兵丁一千人,继续派遣新疆伊犁,加强第一批驻守官兵力量的御旨,饬交朝庭理藩院富德、巴图济尔噶勒等官员,前往察哈尔游牧地,责成张家口、多伦诺尔、太仆寺等地巴尔品、七十五等官员,按照前款挑选兵丁和筹备物资办法办理,尽快起程西迁第二批千名携眷官兵。依照乾隆皇帝御旨,上述朝庭及地方官员多方统力协作,进行紧锣密鼓的挑选筹备工作。在一切事宜准备就绪前提下,第二批西迁官兵千人,连同家眷3千余人,吆赶牲畜4万余头,于1763年5月21(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九)日从巴嘎(小)札噶苏坦淖尔附近的济尔噶朗图塔拉(地名—笔者注)起程西进,行走与第一批西迁队伍同样的路线,于1764年5月5日(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五日)抵达托和木图(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境内五台区—笔者注),历近1年。此次第二批西迁察哈尔官兵管带官员是总管达克塔纳和总管成果。这批官兵在托和木图休整数日后,翻越博罗布尔噶苏岭(今五台正南婆罗克努山—笔者注),进入伊犁登努勒泰驻守。
察哈尔蒙古西迁还有更壮烈,令人动容的一幕,那就是清庭从察哈尔蒙古部落中挑选收买西迁送到新疆伊犁,与本地因战乱而落为单身孤人的厄鲁特人成婚的420名义婚妇女。1764年6月(乾隆二十九年五月)清庭做出决定,从察哈尔游牧地收买妇女送往新疆伊犁,与那里的厄鲁特单身男丁成婚,生儿育女,成家立业。6月24(农历5月25)日,察哈尔都统巴尔品接清庭军机处来文,该文称:“奉旨:著派柏堃,留保住赴察哈尔地方,会同巴尔品买取蒙古妇女、女孩,由巴尔品酌情派人乘便陆续解送伊犁,嫁给厄鲁特单身男丁。其所需银两由管理张家口税务监督处支取”(《新疆察哈尔蒙古西迁简史》第43页,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编撰,胡兆斌、郎札执笔,民族出版社出版,2010年5月第1版,以下简称《西迁史》—引者注)。据此,时任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都统巴尔品即行协同朝庭钦差大臣柏堃、留保住等人,前往察哈尔驻牧地遴选旗下妇女、包衣妇女、寡妇420人,妥善办理钱、粮、乘畜、衣被行囊及毡帐炊具等事宜,指派总管逊木保、乌林泰管束,于1764年7月25(乾隆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动身西迁,途径与前2批官兵同样路径,行进5个多月,路途中死亡42人,剩下378名妇女,于1765年1月5(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抵达伊犁,不久与当地厄鲁特单身男丁成婚,遂亦成为这里的永久居民。
上述是清朝乾隆年间,奉命从张家口察哈尔蒙古地区分3批迁移至新疆戍边察哈尔蒙古西迁概况,3批察哈尔共有官兵2000人,携儿带口总计人口6468人。2年后,即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初,西迁戍边察哈尔官兵1800人,(另有官兵200人携家在1763年2月第一批西迁官兵行抵乌鲁木齐时留在乌鲁木齐驻守,后迁移至塔尔巴哈太(今新疆塔城地区—笔者注)驻守,现称之为“塔尔巴哈太察哈尔旗”—笔者注)携眷带口,连同官私牲畜一同移驻博尔塔拉,其中,第一批西迁官兵800人,连家带口数千人驻守于博尔塔拉温泉地区,称为“察哈尔左翼八旗”;第二批西迁官兵1000人,连家带口数千人驻守于博尔塔拉博乐地区,称之为“察哈尔右翼八旗”,迄今己有250年。这两翼察哈尔官兵世世代代忠实履行戍边屯牧,保卫疆土,抵御外侮,护家稳边的神圣职责,修筑21处边境卡伦常年驻守,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告结束,变为边境牧民。即便如此,也在此后,甚至迄今,仍然不失弘扬光荣传统,在为捍卫国土安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大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大业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张家口”一地与察哈尔蒙古的历史渊源说
笔者为清代西迁新疆、定居驻守于博尔塔拉之察哈尔蒙古后裔,约为第七、八代人,属博尔塔拉察哈尔左翼镶黄旗,本家确系世代驻守于现今温泉县境内库库托木(今温泉县城西北库克托木边防连所在地—笔者注)一地古卡伦的兵丁世家,家父名字霍图,1896年生人,14岁时从军去伊犁惠远城将军府(今伊犁州霍城县境内惠远古城将军府遗址—笔者注),亲历伊犁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约二三年后回乡游牧,1966年8月去世,终年70岁。从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开始,家父及乡间父老们在相聚聊天时常常提起“我们是简齐呼察哈尔”之说,当时,以至到成人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本人都没有搞明白“简齐呼察哈尔”究竟是什么意思。1970年代后期,西迁察哈尔蒙古的来龙去脉开始浮出水面,这时,我才搞明白,这“简齐呼察哈尔”是“张家口察哈尔”的意思,是谐音,由于发音差异,在蒙古语中,“张家口”一音,变成了“简齐呼”,并约定俗成。2004年上半年,本人按组织安排,有幸参与《西迁史》的编写工作,在先后前往北京、张家口、承德、沈阳、锡林郭勒盟等地考察过程中,未料内蒙古地区,尤以在锡林郭勒地区也有“简齐呼察哈尔”的说法。这时,我才搞明白“简齐呼察哈尔”的称谓,决不是新疆仅有,而是整个蒙古地区就有,也决不是新疆西迁察哈尔蒙古的自称,而是整个察哈尔蒙古部落的统称。有关这个问题,有学者提出“察哈尔,可以说是张家口的另一名称”(《百度百科》:《张家口厅》—引者注)。由此看来,张家口这座古老圣地、历史名城,委实与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察哈尔蒙古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有关察哈尔蒙古部落近代以来的属地管辖问题,相关史料记载是这样叙述的:“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设置张家口直隶厅,设理事同知(管理蒙、汉交涉事务),治今张家口堡,辖察哈尔总管八旗东翼镶黄一旗、西翼正黄半旗……”。(《百度百科》:《张家口直隶厅:蒙古开发》—引者注)。这个记载表明,从公元1724年起,察哈尔蒙古中的一部分开始隶属于张家口直隶厅。从此往后的趋势,有关记载阐述道:“雍正五年(1727),清庭规定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归化城,杀虎口、西宁等地为出入蒙古经商贸易的通道,凡赴内外蒙古和漠西卫拉特〔蒙古〕贸易的游蒙商人,须经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归化城将军、多伦诺尔同知衙门和西宁办事大臣的批准,颁发准入蒙地的部票”(《百度百科》:《张家口厅》—引者注)。这个记载表明,此时的察哈尔都统己设在张家口,开始管理察哈尔蒙古事务。还有记载进一步明确了张家口在管理察哈尔事务中的职能地位,道:“在察哈尔,除张家口直隶厅外,雍正七年(1729),在多伦诺尔地方设多伦诺尔直隶厅,辖察哈尔东翼正蓝、镶白、正白、镶黄四旗等旗民事务。雍正十二年(1734),在独石口地方置独石口直隶厅,分辖察哈尔东翼正白、镶白、镶黄、正蓝四旗及口内延庆、怀来、龙门、赤城四州县旗民互讼案件。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均隶口北道,合称“口北三道”。(《百度百科》:《张家口直隶厅:蒙古开发》—引者注)。这段记载表明,张家口地方在察哈尔事务管理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己跻身于“口北三道”行列。至于后来的沿革,还有记载更明确地叙述道:“察哈尔,可以说是张家口的另一名称。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政府在张家口设置察哈尔都统〔府〕,直到1952年察哈尔省撤销〔的〕191年时间里,张家口先后为察哈尔都统府所在地、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首府、察哈尔省省会(《百度百科》:《张家口厅》—引者注)。这段记载更直白地告诉了人们察哈尔与张家口之间历来割舍不了的紧密关联,以及这种关联所承载的历史渊缘。然而,“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及其代表人物——察哈尔都统巴尔品等清庭命官,在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历史壮举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显赫角色。
张家口都统府及察哈尔都统巴尔品等人
在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过程中的地位、职能和作用
从前文中引用的相关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用来印证的是,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的设立,并由其专员——察哈尔都统统领整个察哈尔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所有社会事务的确切时间是在1761年(乾隆三十六年),这个时间,恰好是在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戍边的前一年。然而,可以想象得到,察哈尔蒙古开始拨营西迁的1762年上半年,是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及其领军人物巴尔品们正处在“箭在弦上,大有作为”的火候。加之,当时是中国清朝历史上有口皆碑的“康乾盛世”中,乾隆皇帝执掌牛耳、国力强盛的鼎盛时期,皇令如天命,民心归一,办理任何一件事,可以说是所向披靡,水到渠成。所以,挑选2000名察哈尔蒙古官兵,携眷西迁,远走万里之外的新疆驻守边疆这项繁重的任务,办理得如此的迅速、如此的成功、如此的顺利和天衣无缝。这是因为,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命不可抗”的大一统从命哲学因素外,譬如像富德、巴图济尔噶勒那样“忠帅”们的出色履职作用;像巴尔品那样“忠将”们雷厉风行的忠诚操劳作用,以及皇权的象征,时为整个察哈尔蒙古社会事务中心—张家口都统府的绝对权威地位是分不开的。下面,我们仅从《全译》的有关章节中,引用几段表述,来展示一下朝庭命官、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及其都统府在察哈尔西迁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其一,1762年2月29(乾隆二十七年正月三十)日,巴尔品在呈军机处的奏折《为移驻伊犁等处察哈尔官兵所需口粮由何处仓粮内支给事呈军机处大臣文》中说:“此项兵丁自原起程处裹带前往之两月口粮,理应就近由口北道所辖张家口同知衙门,或万全县衙门仓内发给”(《全译》第14—15页,——引者注),以此来咨请军机处原行文巴尔品时未能涉及西迁官兵口粮从何处支给的问题。另一方面表明,此时的巴尔品所掌管的口北道所辖张家口同知衙门,己成为具有一定经济支付能力的察哈尔事务管理中心。
其二,1762年3月21(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巴尔品在向乾隆皇帝呈奏请旨《奏前往办理察哈尔官兵起程移驻伊犁事宜折》中,对是否动用都统府官印一事,向乾隆请旨道:“都统之印,也系专管口外察哈尔八旗事务之印。相应前往办理兵丁起程、解送羊只事宜时,请准奴才巴尔品携带都统之印”(《全译》第15—16页— 引者注)。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巴尔品,不但已经擢升成为执掌“口外察哈尔八旗事务”的全权朝庭命官、张家口都统府都统,而且,在筹办督办西迁察哈尔官兵所有事务的过程中,开始充分显示出手握“尚方宝剑”——都统官印的官府掌门人身价。
其三,1762年4月24(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巴尔品呈奏清庭军机处,奏报“携眷移驻伊犁、乌鲁木齐官兵分队起程事”,其中,详细阐述了第一批携眷移驻新疆千名官兵及其家眷所得饷银、口粮、役畜(牛、马、驼、羊)等物品的发放数量、供应地点,具体经手人以及千名官兵的分队情况、分队起程西迁日期等等,另外还对行军路线及所途径各处地方官府如何进行接洽、接济等问题的安排做了细致的说明,道:“此项兵丁携眷而行,途径地方扎萨克(官府—引者注)等均须妥善照看通过,故己咨文苏尼特四子部落、喀尔喀(今蒙古国——引者注)郡王之达西皮勒等旗及定边左副将军”(当时的乌里雅苏台府将军,乌里雅苏台即现今蒙古国科布多——引者注)(《全译》第19页—引者注)。这段文字可以说明,巴尔品所主政的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已将西迁第一批察哈尔千名官兵及其家眷的全部事宜,己善始善终办理完毕。当然,在第二批、第三批西迁过程中,巴尔品们的都统府也同样起到了全力协同完成的重要作用。……上述这些事例说明,以巴尔品为代表人物的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是始终领衔主演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这一出历史重头戏的重要角色。
公元18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初,在新疆博尔塔拉这块青色草原上,发生过2次蒙古族大规模迁徙定居的历史事件,人称“动天地、泣鬼神”的壮烈移民事件,其中一次是1763年至1764年间的察哈尔蒙古西迁进入博尔塔拉事件;另一次是1771年土尔扈特蒙古东归进入博尔塔拉事件。这其中,察哈尔蒙古大义凛然、背景离乡,割舍父老,不畏布满荆棘凶险的万里之遥,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塞外边境安营扎寨,修筑卡伦,御外安内,屯牧驻守,永久驻防,世世代代无怨无悔,默默无闻,为国土的完整,边境的安宁,边民的福址而献了忠心献终生、献了终生又献子孙,现已经历250年。这种义无反顾的奉献精神,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所以,可以毫无夸张地说,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万里长征”,而定居于博尔塔拉永久驻防,是这个地区形成最早的“屯戍兵团”。同样,察哈尔蒙古当年毅然选择西迁戍边的义举,代表的是国家意志,践行的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维护的是国家核心利益。然而,这段历史,作为一部在特定非常时期形成的特殊历史轶事,裁入史册,成为清朝时期新疆历史文化和戍务生态的一部分,现较为完整地保存在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所主任、著名史学研究员马大正教授直言评价说:“这是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史上绝无仅有的”。今天,我们回顾那段不平凡的历史,回顾在这段历史演绎中曾经处在中枢神经地位的当年张家口都统府,纵然萌生览物生情的激情;面对历经苍桑的古老名城张家口,而荡气回肠,感慨万分。
作者简介:郎札,男,蒙古族,1949年11月生,大专学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业余参与历史文化研究编译工作,先后参与《博尔塔拉文史资料》一、二辑、《青色草原之歌》等的编译、《博尔塔拉蒙古族发展简史》编写、《博乐市志》有关章节编写;2004年调入博州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先后编写《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蒙医医院院志》、《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教育志》;2007年参与完成博州本土首部全面记录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历史书《新疆察哈尔蒙古西迁简史》,2010年5月出版发行,是该书主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