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元18世纪60年代初，清朝政府从张家口外分3批选派察哈尔官兵2000人、义婚妇女420人，携眷带口，吆赶牲畜，长途跋涉，迁徙至远在新疆天山北麓的博尔塔拉驻守卡伦，屯牧戍边，永久驻防。这几次迁徙察哈尔官兵及家眷大小人口共6400余人，吆赶 立业牲畜共8万余头，驮载毡帐衣被和生活用品，经历千辛万苦、生离死别，成为国家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迁徙和边塞定居，永久驻防典例。在这次察哈尔蒙古西迁过程中，张家口都统府作为当时察哈尔蒙古地区的中枢神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统协作用。

　　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定居于博尔塔拉戍边简述

　　公元1750年代末，清朝出兵平息新疆2次大规模叛乱，一次是1755年平息阿睦尔撒纳叛乱，另一次是1758年 平息大小和卓叛乱。这2次平息叛乱大规模军事行动，导致新疆北部地区，特别是北疆西部包括博尔塔拉在内的伊犁北部地区边民溃散，农耕荒废，草原空旷，戍务减弱，处在外部列强随时都在觊觎，随时就要侵占的危险境地，令清庭乾隆朝政朝暮牵挂，坐立不安，不时召集文武众官商讨对策。1761年10月27日(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清庭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忠勇公傅恒向乾隆皇帝上奏议书，提出“拣选察哈尔官兵携眷移驻伊犁等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第1页，吴元丰等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以下简称《全译》—笔者注)动议，进而请旨“请饬交八旗总管等，从察哈尔兼管新旧厄鲁特及察哈尔八旗单身贫困余丁内，拣选年富力强、情愿携眷迁移者一千名，分别迁往伊犁、乌鲁木齐永久驻防。其中护军、披甲仍食原钱粮，无钱粮者赏食披甲钱粮”。(《全译》第3页—引者注)。对此上奏，乾隆皇帝欣然首肯，即于当日御笔朱批道：“现拟选派一千名察哈尔、厄鲁特兵， 著富德、巴图济尔噶勒(二者均为当时主管朝庭理藩院事务的官员——引者注)驰驿前往察哈尔游牧地方拣选”(《全译》第4页—引者注)。

　　依照乾隆御批，富德、巴图济尔噶勒二官于1761年10月26日(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奉命从热河起程前往察哈尔游牧地多伦诺尔(地名，在今河北省承德以北——笔者注)等地拣选察哈尔兵丁，至1762年4月完成一千名察哈尔兵丁拣选事宜，并且将这批官兵的钱粮待遇、娶妻、婚姻、债务免除，携带口粮、役乘马驼、立业牲畜等所有事宜，由时任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总管巴尔品、副都统常青、管理多伦诺尔等处税务给事中七十五(官员名—笔者注)等人奉旨协助办理完毕，于1762年4月19日，从札噶苏坦淖尔(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盟正蓝旗境内巴嘎(小)札噶苏坦湖,“札噶苏坦”—蒙古语，意“有鱼”，“淖尔”，意“湖”，合意为“有鱼的湖”，下同，—笔者注)拨营起程西进。这一千名官兵的总管带是齐勒克特依和那旺二人。西迁千名官兵连同家眷3000余人口，吆赶牲畜4万余头，且走且休，徐徐缓行，途径土谢图汗部、三音诺彦部、札萨克图汗部，擦过乌里雅苏台(即今蒙古国科布多省—笔者注)(以上地方均在今蒙古国境内—笔者注)，进入新疆境内，踏经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今新疆乌苏市—笔者注)、晶河(今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笔者注)，历1年零1个月又8天，于1763年5月27(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到达赛里木湖(今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境内赛里木湖——笔者注)，月底翻越索霍尔固尔扎山(今赛里木湖西岸布乎布鲁格平原正南索霍尔固尔扎达坂——笔者注)进入伊犁登努勒泰一地驻守。

　　当第一批察哈尔官兵还在西迁途中的1763年2月8(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亲自提出，再抽选兵丁一千人，继续派遣新疆伊犁，加强第一批驻守官兵力量的御旨，饬交朝庭理藩院富德、巴图济尔噶勒等官员，前往察哈尔游牧地，责成张家口、多伦诺尔、太仆寺等地巴尔品、七十五等官员，按照前款挑选兵丁和筹备物资办法办理，尽快起程西迁第二批千名携眷官兵。依照乾隆皇帝御旨，上述朝庭及地方官员多方统力协作，进行紧锣密鼓的挑选筹备工作。在一切事宜准备就绪前提下，第二批西迁官兵千人，连同家眷3千余人，吆赶牲畜4万余头，于1763年5月21(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九)日从巴嘎(小)札噶苏坦淖尔附近的济尔噶朗图塔拉(地名—笔者注)起程西进，行走与第一批西迁队伍同样的路线，于1764年5月5日(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五日)抵达托和木图(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境内五台区—笔者注)，历近1年。此次第二批西迁察哈尔官兵管带官员是总管达克塔纳和总管成果。这批官兵在托和木图休整数日后，翻越博罗布尔噶苏岭(今五台正南婆罗克努山—笔者注)，进入伊犁登努勒泰驻守。

　　察哈尔蒙古西迁还有更壮烈，令人动容的一幕，那就是清庭从察哈尔蒙古部落中挑选收买西迁送到新疆伊犁，与本地因战乱而落为单身孤人的厄鲁特人成婚的420名义婚妇女。1764年6月(乾隆二十九年五月)清庭做出决定，从察哈尔游牧地收买妇女送往新疆伊犁，与那里的厄鲁特单身男丁成婚，生儿育女，成家立业。6月24(农历5月25)日，察哈尔都统巴尔品接清庭军机处来文，该文称：“奉旨：著派柏堃，留保住赴察哈尔地方，会同巴尔品买取蒙古妇女、女孩，由巴尔品酌情派人乘便陆续解送伊犁，嫁给厄鲁特单身男丁。其所需银两由管理张家口税务监督处支取”(《新疆察哈尔蒙古西迁简史》第43页，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编撰，胡兆斌、郎札执笔，民族出版社出版，2010年5月第1版，以下简称《西迁史》—引者注)。据此，时任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都统巴尔品即行协同朝庭钦差大臣柏堃、留保住等人，前往察哈尔驻牧地遴选旗下妇女、包衣妇女、寡妇420人，妥善办理钱、粮、乘畜、衣被行囊及毡帐炊具等事宜，指派总管逊木保、乌林泰管束，于1764年7月25(乾隆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动身西迁，途径与前2批官兵同样路径，行进5个多月，路途中死亡42人，剩下378名妇女，于1765年1月5(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抵达伊犁，不久与当地厄鲁特单身男丁成婚，遂亦成为这里的永久居民。

　　上述是清朝乾隆年间，奉命从张家口察哈尔蒙古地区分3批迁移至新疆戍边察哈尔蒙古西迁概况，3批察哈尔共有官兵2000人，携儿带口总计人口6468人。2年后，即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初，西迁戍边察哈尔官兵1800人，(另有官兵200人携家在1763年2月第一批西迁官兵行抵乌鲁木齐时留在乌鲁木齐驻守，后迁移至塔尔巴哈太(今新疆塔城地区—笔者注)驻守，现称之为“塔尔巴哈太察哈尔旗”—笔者注)携眷带口，连同官私牲畜一同移驻博尔塔拉，其中，第一批西迁官兵800人，连家带口数千人驻守于博尔塔拉温泉地区，称为“察哈尔左翼八旗”;第二批西迁官兵1000人，连家带口数千人驻守于博尔塔拉博乐地区，称之为“察哈尔右翼八旗”，迄今己有250年。这两翼察哈尔官兵世世代代忠实履行戍边屯牧，保卫疆土，抵御外侮，护家稳边的神圣职责，修筑21处边境卡伦常年驻守，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告结束，变为边境牧民。即便如此，也在此后，甚至迄今，仍然不失弘扬光荣传统，在为捍卫国土安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大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大业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张家口”一地与察哈尔蒙古的历史渊源说

　　笔者为清代西迁新疆、定居驻守于博尔塔拉之察哈尔蒙古后裔，约为第七、八代人，属博尔塔拉察哈尔左翼镶黄旗，本家确系世代驻守于现今温泉县境内库库托木(今温泉县城西北库克托木边防连所在地—笔者注)一地古卡伦的兵丁世家，家父名字霍图，1896年生人，14岁时从军去伊犁惠远城将军府(今伊犁州霍城县境内惠远古城将军府遗址—笔者注)，亲历伊犁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约二三年后回乡游牧，1966年8月去世，终年70岁。从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开始，家父及乡间父老们在相聚聊天时常常提起“我们是简齐呼察哈尔”之说，当时，以至到成人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本人都没有搞明白“简齐呼察哈尔”究竟是什么意思。1970年代后期，西迁察哈尔蒙古的来龙去脉开始浮出水面，这时，我才搞明白，这“简齐呼察哈尔”是“张家口察哈尔”的意思，是谐音，由于发音差异，在蒙古语中，“张家口”一音，变成了“简齐呼”，并约定俗成。2004年上半年，本人按组织安排，有幸参与《西迁史》的编写工作，在先后前往北京、张家口、承德、沈阳、锡林郭勒盟等地考察过程中，未料内蒙古地区，尤以在锡林郭勒地区也有“简齐呼察哈尔”的说法。这时，我才搞明白“简齐呼察哈尔”的称谓，决不是新疆仅有，而是整个蒙古地区就有，也决不是新疆西迁察哈尔蒙古的自称，而是整个察哈尔蒙古部落的统称。有关这个问题，有学者提出“察哈尔，可以说是张家口的另一名称”(《百度百科》：《张家口厅》—引者注)。由此看来，张家口这座古老圣地、历史名城，委实与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察哈尔蒙古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有关察哈尔蒙古部落近代以来的属地管辖问题，相关史料记载是这样叙述的：“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设置张家口直隶厅，设理事同知(管理蒙、汉交涉事务)，治今张家口堡，辖察哈尔总管八旗东翼镶黄一旗、西翼正黄半旗……”。(《百度百科》：《张家口直隶厅：蒙古开发》—引者注)。这个记载表明，从公元1724年起，察哈尔蒙古中的一部分开始隶属于张家口直隶厅。从此往后的趋势，有关记载阐述道：“雍正五年(1727)，清庭规定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归化城，杀虎口、西宁等地为出入蒙古经商贸易的通道，凡赴内外蒙古和漠西卫拉特〔蒙古〕贸易的游蒙商人，须经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归化城将军、多伦诺尔同知衙门和西宁办事大臣的批准，颁发准入蒙地的部票”(《百度百科》：《张家口厅》—引者注)。这个记载表明，此时的察哈尔都统己设在张家口，开始管理察哈尔蒙古事务。还有记载进一步明确了张家口在管理察哈尔事务中的职能地位，道：“在察哈尔，除张家口直隶厅外，雍正七年(1729)，在多伦诺尔地方设多伦诺尔直隶厅，辖察哈尔东翼正蓝、镶白、正白、镶黄四旗等旗民事务。雍正十二年(1734)，在独石口地方置独石口直隶厅，分辖察哈尔东翼正白、镶白、镶黄、正蓝四旗及口内延庆、怀来、龙门、赤城四州县旗民互讼案件。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均隶口北道，合称“口北三道”。(《百度百科》：《张家口直隶厅：蒙古开发》—引者注)。这段记载表明，张家口地方在察哈尔事务管理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己跻身于“口北三道”行列。至于后来的沿革，还有记载更明确地叙述道：“察哈尔，可以说是张家口的另一名称。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政府在张家口设置察哈尔都统〔府〕，直到1952年察哈尔省撤销〔的〕191年时间里，张家口先后为察哈尔都统府所在地、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首府、察哈尔省省会(《百度百科》：《张家口厅》—引者注)。这段记载更直白地告诉了人们察哈尔与张家口之间历来割舍不了的紧密关联，以及这种关联所承载的历史渊缘。然而，“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及其代表人物——察哈尔都统巴尔品等清庭命官，在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历史壮举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显赫角色。

　　张家口都统府及察哈尔都统巴尔品等人

　　在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过程中的地位、职能和作用

　　从前文中引用的相关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用来印证的是，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的设立，并由其专员——察哈尔都统统领整个察哈尔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所有社会事务的确切时间是在1761年(乾隆三十六年)，这个时间，恰好是在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戍边的前一年。然而，可以想象得到，察哈尔蒙古开始拨营西迁的1762年上半年，是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及其领军人物巴尔品们正处在“箭在弦上，大有作为”的火候。加之，当时是中国清朝历史上有口皆碑的“康乾盛世”中，乾隆皇帝执掌牛耳、国力强盛的鼎盛时期，皇令如天命，民心归一，办理任何一件事，可以说是所向披靡，水到渠成。所以，挑选2000名察哈尔蒙古官兵，携眷西迁，远走万里之外的新疆驻守边疆这项繁重的任务，办理得如此的迅速、如此的成功、如此的顺利和天衣无缝。这是因为，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命不可抗”的大一统从命哲学因素外，譬如像富德、巴图济尔噶勒那样“忠帅”们的出色履职作用;像巴尔品那样“忠将”们雷厉风行的忠诚操劳作用，以及皇权的象征，时为整个察哈尔蒙古社会事务中心—张家口都统府的绝对权威地位是分不开的。下面，我们仅从《全译》的有关章节中，引用几段表述，来展示一下朝庭命官、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及其都统府在察哈尔西迁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其一，1762年2月29(乾隆二十七年正月三十)日，巴尔品在呈军机处的奏折《为移驻伊犁等处察哈尔官兵所需口粮由何处仓粮内支给事呈军机处大臣文》中说：“此项兵丁自原起程处裹带前往之两月口粮，理应就近由口北道所辖张家口同知衙门，或万全县衙门仓内发给”(《全译》第14—15页，——引者注)，以此来咨请军机处原行文巴尔品时未能涉及西迁官兵口粮从何处支给的问题。另一方面表明，此时的巴尔品所掌管的口北道所辖张家口同知衙门，己成为具有一定经济支付能力的察哈尔事务管理中心。

　　其二，1762年3月21(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巴尔品在向乾隆皇帝呈奏请旨《奏前往办理察哈尔官兵起程移驻伊犁事宜折》中，对是否动用都统府官印一事，向乾隆请旨道：“都统之印，也系专管口外察哈尔八旗事务之印。相应前往办理兵丁起程、解送羊只事宜时，请准奴才巴尔品携带都统之印”(《全译》第15—16页— 引者注)。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巴尔品，不但已经擢升成为执掌“口外察哈尔八旗事务”的全权朝庭命官、张家口都统府都统，而且，在筹办督办西迁察哈尔官兵所有事务的过程中，开始充分显示出手握“尚方宝剑”——都统官印的官府掌门人身价。

　　其三，1762年4月24(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巴尔品呈奏清庭军机处，奏报“携眷移驻伊犁、乌鲁木齐官兵分队起程事”，其中，详细阐述了第一批携眷移驻新疆千名官兵及其家眷所得饷银、口粮、役畜(牛、马、驼、羊)等物品的发放数量、供应地点，具体经手人以及千名官兵的分队情况、分队起程西迁日期等等，另外还对行军路线及所途径各处地方官府如何进行接洽、接济等问题的安排做了细致的说明，道：“此项兵丁携眷而行，途径地方扎萨克(官府—引者注)等均须妥善照看通过，故己咨文苏尼特四子部落、喀尔喀(今蒙古国——引者注)郡王之达西皮勒等旗及定边左副将军”(当时的乌里雅苏台府将军，乌里雅苏台即现今蒙古国科布多——引者注)(《全译》第19页—引者注)。这段文字可以说明，巴尔品所主政的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已将西迁第一批察哈尔千名官兵及其家眷的全部事宜，己善始善终办理完毕。当然，在第二批、第三批西迁过程中，巴尔品们的都统府也同样起到了全力协同完成的重要作用。……上述这些事例说明，以巴尔品为代表人物的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是始终领衔主演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这一出历史重头戏的重要角色。

　　公元18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初，在新疆博尔塔拉这块青色草原上，发生过2次蒙古族大规模迁徙定居的历史事件，人称“动天地、泣鬼神”的壮烈移民事件，其中一次是1763年至1764年间的察哈尔蒙古西迁进入博尔塔拉事件;另一次是1771年土尔扈特蒙古东归进入博尔塔拉事件。这其中，察哈尔蒙古大义凛然、背景离乡，割舍父老，不畏布满荆棘凶险的万里之遥，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塞外边境安营扎寨，修筑卡伦，御外安内，屯牧驻守，永久驻防，世世代代无怨无悔，默默无闻，为国土的完整，边境的安宁，边民的福址而献了忠心献终生、献了终生又献子孙，现已经历250年。这种义无反顾的奉献精神，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所以，可以毫无夸张地说，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万里长征”，而定居于博尔塔拉永久驻防，是这个地区形成最早的“屯戍兵团”。同样，察哈尔蒙古当年毅然选择西迁戍边的义举，代表的是国家意志，践行的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维护的是国家核心利益。然而，这段历史，作为一部在特定非常时期形成的特殊历史轶事，裁入史册，成为清朝时期新疆历史文化和戍务生态的一部分，现较为完整地保存在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所主任、著名史学研究员马大正教授直言评价说：“这是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史上绝无仅有的”。今天，我们回顾那段不平凡的历史，回顾在这段历史演绎中曾经处在中枢神经地位的当年张家口都统府，纵然萌生览物生情的激情;面对历经苍桑的古老名城张家口，而荡气回肠，感慨万分。

　　作者简介：郎札，男，蒙古族，1949年11月生，大专学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业余参与历史文化研究编译工作，先后参与《博尔塔拉文史资料》一、二辑、《青色草原之歌》等的编译、《博尔塔拉蒙古族发展简史》编写、《博乐市志》有关章节编写;2004年调入博州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先后编写《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蒙医医院院志》、《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教育志》;2007年参与完成博州本土首部全面记录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历史书《新疆察哈尔蒙古西迁简史》，2010年5月出版发行，是该书主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