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及察哈尔文化对张家口的影响

中共张家口市委党校 安宁

察哈尔一词，一般史学界认为他是波斯语，为家人、奴仆、卫士、宫殿卫队之意。着蒙古军队西征以后把“察哈尔”带回蒙古高原，成为蒙古语返借词，最初仍为上述之意，随着北元达延汗实行了万户制，察哈尔万户成为北元政治中心，“察哈尔”从卫士逐步演变成部落。随着时代变迁察哈尔部后代臣服于清朝，被变为察哈尔八旗。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清廷在张家口始设察哈尔都统，标志着“察哈尔”由部落名称演变为行政区划名称，接着这片土地又被叫做察哈尔特别区、察哈尔省。具体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和锡林郭勒盟、山西大同、北京延庆等地。直到1952年11月，察哈尔省撤销，“察哈尔”一词彻底成为历史概念。但是，察哈尔这个民俗词汇、部落名称、行政概念，这个饱含民族特色和文化密码的词语写满了魅力与智慧，依旧牵动着每一个拥有察哈尔情怀的人的心，让他们不断的探究与求索。

当“察哈尔”成为行政区划名称后，张家口就成为了察哈尔的政治中心，也打上了察哈尔的烙印，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从物质到精神上，察哈尔与张家口有了紧密的联系，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本文侧重叙述察哈尔及察哈尔文化对张家口的影响。

一、促进张家口城市地位的提升

明宣德四年(1429年),万全右卫指挥张文率领士兵和服役农民,在东西太平山一线的长城南侧筑堡(俗称堡子里)。嘉靖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改筑堡子里城池,为方便出入，在城北开一小门，由此“张家口”之名传开。《明经世文编》称: “张家口堡,设在绝徼,极目荒凉,诸物不产”[1]。可见此时的张家口是个十分荒凉的地方，他和长城沿线上众多的城堡一样，只是担负边疆防御任务的屯兵之所。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时任宣府巡抚汪道亨到张家口堡以北的长城一线巡查，面对着东西太平山外的险峻山川，发出了“上谷延袤三千里，未有若此山之扼要而雄恃也!”的感叹。遂奏请朝廷依长城筑城堡，定名为“来远堡”。俗称上堡，与之相对应的便是被称为下堡的张家口堡。进而张家口的城市面积也随之扩大。从公元1429年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张家口这座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随着张库大道的兴盛，其经济重镇的地位也在逐渐显现。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政府于张家口设察哈尔都统，官职为从一品，并于次年在张家口上堡修建察哈尔都统署。当时的张家口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直隶省口北道宣化府万全县，万全县知县为正七品。用现在的思维考虑就是一个大军区驻地在一个乡科级行政区域出现，就是这个低行政级别区域内驻着的高行政级别、广管辖范围的大衙门——察哈尔都统署的设立，标志着张家口从一个军事重镇、经济重镇开始迈入区域政治中心。

1928年察哈尔省设立，察哈尔省共辖16个县，其中万全县为首县。万全县政府和察哈尔省政府都驻张家口。后来随着察哈尔省管辖区域范围的扩大，张家口的区域影响力也逐步扩大，张家口的城市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这一时期的张家口已经完全从一个小城堡蜕变成了区域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而这一且都和察哈尔这一概念的变迁是密不可分的。

二、促进区域内的民族融合

张家口在地形上属于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之间的过渡区，在经济形态上属于典型的农牧业交错带。自古就是游牧文明与草原文明交融的地方。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路。”[2]文化之间的交流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从这个角度讲张家口具备了多民族聚集的基础。

根据张家口市统计局发布的《张家口市人口发展情况报告》上的统计数字表明“到2010年10月末，居住在我市少数民族(除汉族外)已有48个……少数民族人口63810人……回族，31447人;满族，19227人;蒙古族，10060人;土家族，550人;苗族，414人……塔吉克族、怒族、鄂温克族、京族、门巴族、珞巴族，分别只有1个人。未识别的民族人口8人。”由此可见，张家口依然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城市。

张家口的回族、满族、蒙古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的95%。邵彦飞、杨广江的《张家口市少数民族概览》一文中，比较详细的阐述了回、满、蒙等民族与张家口的渊源、风俗习惯和基本情况。尤其是蒙满两个民族与张家口更是因为察哈尔结缘。清军入关后，张家口就是满洲章京驻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朝廷更是动支正项钱粮造八旗衙署3l所，营房1000间。《清史稿·志九十二》记载：“游牧察哈尔驻防都统一人。康熙十四年，置八旗总管各一人。乾隆二十六年，改置都统，驻张家口。副都统一人(初置二人。乾隆三十一年省一人)。总管十人。副总管一人。参领、副参领各八人。佐领、骁骑校各百二十人。护军校百十有五人。亲军、捕盗六品官各四人。”[3]由察哈尔都统兼管。

可以说察哈尔都统的设立直接促进了张家口区域内的民族融合。其原因主要有三，即：行政管理统一性，经济贸易交流的正规化，和平环境友好相处的日常化。几百年来，在张家口这片土地上，多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建设张家口。使得张家口以绚烂多姿的身段出现在世人面前。佟麟阁、白科华、张文忠、赵金蓉、萨和璋等少数民族的杰出人物，也在各个时期，各个战线上为张家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发展

明隆庆四年(1571年)的隆庆仪和为边境迎来了安宁，同时也极大促进了蒙汉贸易的开展，明朝末年张家口的武城街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湖州油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高居之”[4]。清朝建立后长城已基本失去了防御的职能反而成为内外交流的障碍，1644年也就是清军入关的第一年清政府便在来远堡外的长城上开了一个大门，这便是今天的大境门。可以说这一举动极大的刺激了贸易的发展。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政府批准以色楞格经库伦到张家口的商道为俄国商队往返之官道。从此,张家口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枢纽之一。《宣化乡土志》康熙五十年(1711年)载:张家口“关于商业,在昔蒙古内附,置为藩属,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为互市之区,商业兴盛,不亚内地。”[5] 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又指定“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归化城、杀虎口和西宁等地为出入蒙地经商的贸易孔道”[6]。这一切都为张家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察哈尔都统的设立更为张家口经济以后的繁荣提供了有力保障。

察哈尔都统有保持张库商道的平安和畅通的职能。清政府规定，凡出入张家口赴内外蒙古地贸易，须经张家口察哈尔都统衙门批准，颁发准入蒙地的“信票”，在指定的蒙旗境内经商贸易。 “信票”(又称“部票”或“龙票”)用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注明人数、姓名、品种、数量、返程日期。商人到达蒙地后,须在当地盟、旗官吏监督管理下进行贸易,凡无票者不得进入蒙地贸易[7]。同时，察哈尔都统还掌握着管理张家口户部税司署的职责。户部税司署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主要职责是管理和收取由张家口出境商品的税，隶属理藩院管辖，其进出口税由察哈尔都统署代收，以核减其军饷。张家口的税收在中央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察哈尔都统的设立对于当时张家口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四、张家口传统文化与察哈尔传统文化的契合

几百年来张家口与察哈尔水乳交融，共通发展，察哈尔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张家口。尤其是敬畏自然、诚实守信等这些优良品质早已植根于张家口文化之中。

(一)敬畏自然

传统的察哈尔部蒙古历来都有祭天地、祭山水、敖敖包、祭树等风俗，对大自然给予的山川河流予以尊重，感谢他们带来的丰美水草和满山牛羊。同时，他们还在重视和保护着自然环境，甚至用《成吉思汗法典》(俗称《 大札撒 》)等法律形式来保护自然生态和生物链，如《法典》第56条规定：“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被破坏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烧的，对全家处死刑”[8]。作中央万户的察哈尔万户，更是遵守法纪的典范和保护生态的榜样。

察哈尔地区在解放前，大多数的家庭之中会有一个坐北朝南的神龛或佛龛，供着一个“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的牌位，这个天地三界十方万灵可以说体现了普通民众希望被自己熟知的全部神祇所庇护。包括了对儒释道、天地万物的崇拜敬仰，与民间常说的“抬头三尺有神灵”都证实了察哈尔地区民众对自然地敬畏。其他被“单独罗列出来”敬仰的还有灶神、玉皇大帝、门神和诸多的行业神。这些神灵或被放在家中供奉或建庙宇供奉。

(二)诚实守信

察哈尔部历来最看重的是名誉，“荣誉重于金子， 名声赛过珍宝”这些谚语都证实了察哈尔人诚实可信的高贵品质。

张家口地区既是军事重镇，从明末到民国初期，商业的繁荣从未远离过张家口，驼铃响、叫卖声将这个商贸之都培养成了诚实守信的典范，商人讲究“诚揽天下客，誉从信中来”普通人也讲究“诚实比空话值钱。”“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成。”[9]张家口地区《三套集成》办公室1987年出版的《张家口地区谚语卷》就登载了很多关于诚信的谚语。

张家口，这座地处京晋冀蒙要地的城市由于地理与历史的因素，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并且在这片热土上谱写出了无数华美的乐章。尤其是在察哈尔都统设立后，张家口的发展更是和“察哈尔”的演变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今天，虽然“察哈尔”已成为历史概念但是张家口这座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民早已深深地烙上了察哈尔印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京张联合申奥的大背景下张家口文化，尤其是察哈尔文化必将大放异彩。

[1] 梅国祯.《梅客生奏疏(卷一)》[A].明经世文编(卷六).

[2]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C].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3] (清)《清史稿·志九十二》[A]

[4] (清)《宣化府志》[A]21卷,艺文志.

[5] (清)陈坦纂.宣化乡土志(康熙)[M].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8.

[6] 许檀.清代前期北方商城张家口的崛起[J].北方论丛, 1998.

[7]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8] 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成吉思汗法典》及原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9] 张家口地区《三套集成》办公室的《张家口地区谚语卷》[Z]1987.